在布林肯之前，美国历史上的七十位国务卿大多是正统的藤校毕业生，并有法律工作经历，布林肯亦不例外。然而，他的独特性在于以记者为职业生涯起点，从早年就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不仅担任编辑（包括编辑娱乐版面，他有着一种艺术家的特质），还是一位常任的评论作者。毕业后，他还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担任了一年记者。
回顾他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近70篇文章，可以观察到布林肯在大学时代已经基本成型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清醒而温和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与冷战时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形成了鲜明反差，更同彼时学者凌空虚蹈的理想主义（blue-sky idealism）大相径庭，后者在高校论文中泛滥充斥。总体而言，作为一名思考者，布林肯早期的作品与他此后数十年的外交工作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国际斗争形势的时代背景有所变化。在写作中，布林肯一以贯之并实事求是地论述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缓和敌对关系和抑制铁腕独裁方面，但又谴责更加公然宣扬进攻性的美式帝国主义。从支持美苏“缓和”（détente）到批评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布林肯满怀自信地站在里根强硬冷战政策的对立面。
在接受《政客》（POLITICO）杂志采访时，布林肯曾经的同事们回忆起与他的交往，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伦理和分析深度。同事们都提及布林肯在法国上高中的成长背景，认为这样的国际化经历奠定了他从事外交事务的志趣基础。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的一位同事曾对这位年轻作者能在文章中娴熟引用法国高层官员的表述而感到震惊。
布林肯曾经的同事，现任《时刻》（Moment）杂志编辑的施瓦茨（Schwartz）在采访中表示，“你可以读他在大学期间写的所有文章，没有任何内容会在政治方面给他带来麻烦。他就是整个刊物运转的中坚力量。有一个像托尼（Tony，Antony安东尼的昵称）这样能源源不断产出高质量作品的同事，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尽管布林肯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但在他身上有着建制派（institutional）和中间派（centrist）的鲜明印记。《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者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是布林肯的哈佛同学，他回忆称，布林肯曾计划为毕业论文采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主题是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访谈计划最后未能实现）。“在我们这代人里，崇敬和渴望采访基辛格，本身就是温和派的典型标志”，莱恩不无风趣地说，“八十年代初的哈佛学生当然都希望见到基辛格，不过大多数是想将他亲手送上战争罪的被告席。”
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tz）是1984年《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现任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负责人。他表示，尽管当时《哈佛深红报》编辑部门的领导要求报纸内容更加倾向于“进步观点”（progressive view）或激进派政客，但布林肯仍然坚持温和的声音。“《深红报》的政治观点是相对包容和折中的。显然，三十五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对我而言，那种温和的特质，仍然是定义布林肯的关键词。”
当下美国政治的主流精神是否为温和路线，恐怕是一个仍待争论的问题。但是拜登政府既然以恢复美国的全球声望为己任，又要面对国会山暴乱事件等广受国际关注却难以解释的问题，执掌外交核心事务的布林肯无疑需要充分利用自己在青年时即深受其鼓舞的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与建制派（institutionalist）精神。
出身记者的美国外交官并非个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就因报道南斯拉夫种族清洗而成名。但对于最高层的外交领导人，如此长期的早年写作经历的确是少见的，并且这些文章尚未被智库报告或政府公文的谨慎风格所规训，保持着未经过滤和消音的质朴性。
布林肯的生父是从事国际投资的美国银行家，继父则是曾任肯尼迪（John F. Kennedy）顾问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此背景下，他进入了录取门槛颇高的巴黎珍妮·曼努埃尔（Jeannine Manuel）公立高中，并在1980年秋天回到美国哈佛大学。在自家的晚宴餐桌旁，布林肯常常见识全球高层政治家的往来谈笑；在哈佛，他的专业是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课余则很少参加聚会派对，而是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兴趣，至少在《哈佛深红报》的朋友们看来是如此。他们认为布林肯有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气质，经常穿着靴子和皮夹克。这种四海为家的成长经历，令布林肯对国际事务中的各种声音都有一种亲近感。“我认为这是他骨子里的特质”，阿布拉莫维茨这样说道。
布林肯的写作首秀是1982年1月发表的一篇时评，讨论美国及其盟友应如何应对波兰危机。彼时受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已经通过戒严法令，开始限制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无论怎样，苏联毕竟无法被摧毁”，布林肯表示，“因此，西方世界必须开始审慎地思考自身举措的长期影响。是时候开始采取能使得温和派在苏联国内占据主动权的措施了，尤其是通过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手段，辅之以真诚的军备限制协定。”
布林肯未能预料苏联在数年后的顷刻崩溃，但他仍然坚持推动超级大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为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呼吁美俄双方意识到彼此都恐惧相互毁灭，并开展全国性的电视对话以唤起两国民众的人道关怀。当然，这一设想可能是过于理想化的。在一篇1982年的专栏文章中，布林肯认为，“在裁军难行的时候，这种建设性的举措也可以缓和两国的对立并促进彼此理解。”
这种对冲突代价的认知不仅限于美苏关系领域，布林肯同样将其延伸至中东和拉美问题中。1982年，以色列借着铲除恐怖主义的旗号入侵黎巴嫩，布林肯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外交的悲剧性错误”，但也批评巴解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暴力对抗，“最终，巴勒斯坦人必须且必然会获得一个家园，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是受害者。”同年，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基督教民兵对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施以屠杀，布林肯就此写道，“以色列并非它的支持者所期望的那个道义完美、无可指摘的国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
1983年，在CBS晚间新闻栏目，布林肯了解到极右翼军事独裁者罗伯托·奥布松（Roberto D'Aubuisson Arrieta）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EI Salvador）挑起的暴力冲突，他“感到不适”并为之哭泣。这段新闻录像记录了一场处决，一个“或许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抓着头发提起来，在被宣称为共产主义分子后遭到射杀。在此之外，布林肯还读到了旅居此地的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相关记述，他感慨这是“社会道德的衰朽”，并以此呼吁里根政府将萨尔瓦多的左翼反对派纳入谈判之中。然而，白宫的拉美政策一仍其旧，并向萨尔瓦多邻国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埃弗拉因·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提供政治与经济援助，后者的执政作为在下台后被本国法院宣判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布林肯也与那个时代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保持对话，包括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美国外交家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与瑞典外交家奥伯格（Jean-Christophe Oberg），以及历史学者史蒂芬·施莱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与史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在反对里根政府对蒙特的支持时，布林肯毫不怯懦地称之为“白痴行为”；在批评美国对菲律宾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军政府采取的绥靖对策时，他又斥之为“对马科斯的靴带白费唾沫”（verbal saliva to Marcos’ bootstraps）。甚至是在批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人士时，他的语言也时常犀利：“你们曾思考，美国是否真如乔姆斯基所渲染和批判的那样好战与霸道。答案是确切无疑的否定，至少和其他国家相比而言是如此。”
然而，在所有采访对象的印象中，布林肯都是“一位绅士”。时任《哈佛深红报》编辑的施瓦茨回忆道，当布林肯与她对编辑部门的领导权构成竞争关系时，主动邀请她喝了一次咖啡并向她保证，即使竞争失利，自己也“不会有任何不愉快”。在施瓦茨最终成为编辑负责人之后，布林肯选择成为她的副手。
1984年自哈佛毕业后，布林肯在华盛顿的《新共和》杂志担任了一名调研型记者（reporter-researcher）。长期以来，这份刊物以左翼时政报道和评论著称，而布林肯的加入正值此刊开始向更多保守观点开放的转型期。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大卫·贝尔（David Bell）将此时期称为“这份杂志创办史上的闪光时刻”。贝尔在哈佛时曾听闻布林肯的大名，又与布林肯在《新共和》成为同事。在他们共事的时期，这份刊物“向右转”的一个标志便是1986年一篇题为“反对派的情形”（The Case for the Contras）的文章。里根的支持者们有时会夸耀称，“现在就连自由派的《新共和》都赞同我们了。”
据贝尔的回忆，尽管每周150美元的薪水如同志愿实习生，布林肯的职责仍然包括为编辑们完成调研准备、进行文字校对，甚至是资料复印和寄送邮件等杂务劳动。但无论工作之余还有多少空闲，这些年轻的记者们依然都提起笔去追索自己的写作事业。
苏珊·苏巴克（Susan Subak）也是布林肯的同事，她认为在当时由哈佛毕业的白人精英主导下的新闻行业，盛行着一种“颇为有害的批判文化”，并且存在性别歧视：相较于经验丰富的女性，处于低级职位男性反而更容易得到赞扬并且被安排更轻松的任务。但是在苏珊看来，布林肯在保持自信和学院派风格的同时并不傲慢。
《新共和》有一个传统，调研记者们需要共同为杂志编辑组织一场晚宴。贝尔记得，布林肯尽管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但在位于华盛顿核心地段的杜邦圆环区（Dupont Circle）拥有一套“设施极为齐备”的公寓，并欣然同意担任晚宴的东道主。贝尔仍能想起，布林肯家中悬挂着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作品，而他随后了解到，这位抽象派艺术大师是布林肯父亲的一位朋友。贝尔说，“这对我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似乎不太公平，但眼前的这位同龄人，的确有着惊人的天赋，出众的外貌，极其富裕的家境，并且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人。”
布林肯以全职记者身份完成的写作并不多，且并非全部与外交政策相关。其中一篇主要作品写于1984年平安夜，这是一份关于时任美国劳工部长雷伊·多诺万（Ray Donovan）的调查：雷伊被控诉与纽约的一场团伙犯罪相牵连，调查焦点是审判的程序。不同于《哈佛深红报》的专栏风格，这篇文章断言称联邦调查局（FBI）已经从参议院获得了证据，并以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只能匿名提供信息为论据支撑了自己的观点。该文的批驳毫不留情，“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个案件结果最轻微的可能性是劳工部长愚昧无能，最严重的情形则指向肮脏的罪行窝藏行为。”
布林肯在1985年写作的国际议题文章则相对短小，并显露出老成练达的专家口吻，正如他在《哈佛深红报》时的表现一样。当年二月，他就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财政困境写作了一份无可争议的报道。三月，他批评里根政府对韩国总统全斗焕的外交纵容政策，后者因压制学生抗议和监禁反对运动领袖金大中而恶名远扬。布林肯在四月呼吁增强欧洲各国的合作以追诉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这个反对北约的武装组织制造了爆炸和劫持等事件，布林肯认为这是苏联间接资助下的“渗透活动”。
两个月后，布林肯报道了35名共和党官员联名写信向南非大使馆反对种族隔离的事件，并追踪此事在保守派中的后续影响。保守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在支持“左翼暴民的私刑行为”，但布林肯文章的要点是抨击共和党在道义标准上的前后不一。“如果对于保守派来说，谴责南非等亲西方国家中不尽如人意的人权状况显得过于专横，那么批评危地马拉或菲律宾等政权难道就不是吗？”布林肯还评论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中一名白人学生攻击非裔舍友的事件，认为因此而起诉布朗大学犯有系统性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是一种荒谬的主张，毕竟学校已经“展现出对少数族裔学生的溺爱”，包括提供精心的引导和额外课程的机会。在今天看来，这一行文字多少有些敏感和令人尴尬。
布林肯在1985年秋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结束了全职写作的生涯，但仍保持着间隔性的发表，包括1991年《新共和》上的一篇关于欧洲国家堕胎问题的争论（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名为《子宫辩论》（Womb for Debate））。同年，布林肯还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对时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领导的法国知识分子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进行了描写。布林肯的哈佛同学莱恩也就职于《新共和》，因为了解布林肯对新闻事业的热忱而对他选择法学院的决定感到非常惊讶。贝尔也表示，布林肯自己在作出这个选择时有一种“明确的牺牲感”，他原本可能在《新共和》获得长期留用的资格。
阿布拉莫维茨回忆说，“我以为他会成为一名好记者，一位有观点的作者，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员。”当然，近几年布林肯确实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不时地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同时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参与国际时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