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日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本科生们三两成群，或躺在校园草坪上，或到咖啡厅闲坐，或流连沉浸于图书馆之中。然而，大三学生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却在当地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紧闭房门，与反对尼加拉瓜革命政权的流亡者首领何塞·卡德纳尔（Jose Francisco Cardenal）相视对谈。
四年前，卡德纳尔在祖国尼加拉瓜参与了一场由美国中情局（CIA）支持的政变，这场政变令独裁者小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顷刻倒台。但在胜利后，卡德纳尔却与曾经的革命同志、已经上位执政的左翼桑地诺政权（Sandinista regime）分道扬镳。在流亡美国期间，他狂热地致力于组织一场反对新政权的运动，并期待美国政府给予资金帮助反对派归国夺权。此刻，面对眼前这位抱负远大的学生记者，卡德纳尔正在阐述他的复国方略。
时光匆匆，彼时的学生记者当下已是拜登政府的新任国务卿，而他与卡德纳尔的访谈言辞，也早已化作八十年代《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国际事务版面上的数行铅字。重温故纸，为今日理解这位美国外交高官心目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一种视角。
在布林肯之前，美国历史上的七十位国务卿大多是正统的藤校毕业生，并有法律工作经历，布林肯亦不例外。
然而，他的独特性在于以记者为职业生涯起点，从早年就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不仅担任编辑（包括编辑娱乐版面，他有着一种艺术家的特质），还是一位常任的评论作者。毕业后，他还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担任了一年记者。
回顾他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近70篇文章，可以观察到布林肯在大学时代已经基本成型的世界观。这是一种
清醒而温和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与冷战时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形成了鲜明反差，更同彼时学者凌空虚蹈的理想主义（blue-sky idealism）大相径庭，后者在高校论文中泛滥充斥。
总体而言，作为一名思考者，布林肯早期的作品与他此后数十年的外交工作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国际斗争形势的时代背景有所变化。在写作中，布林肯一以贯之并实事求是地
论述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缓和敌对关系和抑制铁腕独裁方面，但又谴责更加公然宣扬进攻性的美式帝国主义。从支持美苏“缓和”（détente）到批评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布林肯满怀自信地站在里根强硬冷战政策的对立面。
在接受《政客》（POLITICO）杂志采访时，布林肯曾经的同事们回忆起与他的交往，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伦理和分析深度。
同事们都提及布林肯在法国上高中的成长背景，认为这样的国际化经历奠定了他从事外交事务的志趣基础。
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的一位同事曾对这位年轻作者能在文章中娴熟引用法国高层官员的表述而感到震惊。
布林肯曾经的同事，现任《时刻》（Moment）杂志编辑的施瓦茨（Schwartz）在采访中表示，“你可以读他在大学期间写的所有文章，没有任何内容会在政治方面给他带来麻烦。他就是整个刊物运转的中坚力量。有一个像托尼（Tony，Antony安东尼的昵称）这样能源源不断产出高质量作品的同事，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尽管布林肯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但在他身上有着建制派（institutional）和中间派（centrist）的鲜明印记。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者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是布林肯的哈佛同学，他回忆称，布林肯曾计划为毕业论文采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主题是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访谈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在我们这代人里，崇敬和渴望采访基辛格，本身就是温和派的典型标志”
，莱恩不无风趣地说，“八十年代初的哈佛学生当然都希望见到基辛格，不过大多数是想将他亲手送上战争罪的被告席。”
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tz）是1984年《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现任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负责人。他表示，尽管当时《哈佛深红报》编辑部门的领导要求报纸内容更加倾向于“进步观点”（progressive view）或激进派政客，但布林肯仍然坚持温和的声音。“《深红报》的政治观点是相对包容和折中的。显然，三十五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对我而言，那种温和的特质，仍然是定义布林肯的关键词。”
当下美国政治的主流精神是否为温和路线，恐怕是一个仍待争论的问题。但是拜登政府既然以恢复美国的全球声望为己任，又要面对国会山暴乱事件等广受国际关注却难以解释的问题，执掌外交核心事务的布林肯无疑需要充分利用自己在青年时即深受其鼓舞的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与建制派（institutionalist）精神。
出身记者的美国外交官并非个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就因报道南斯拉夫种族清洗而成名。
但对于最高层的外交领导人，如此长期的早年写作经历的确是少见的，
并且这些文章尚未被智库报告或政府公文的谨慎风格所规训，保持着未经过滤和消音的质朴性。
布林肯的生父是从事国际投资的美国银行家，继父则是曾任肯尼迪（John F. Kennedy）顾问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此背景下，他进入了录取门槛颇高的巴黎珍妮·曼努埃尔（Jeannine Manuel）公立高中，并在1980年秋天回到美国哈佛大学。在自家的晚宴餐桌旁，布林肯常常见识全球高层政治家的往来谈笑；在哈佛，他的专业是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课余则很少参加聚会派对，而是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兴趣，至少在《哈佛深红报》的朋友们看来是如此。
他们认为布林肯有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气质，经常穿着靴子和皮夹克。这种四海为家的成长经历，令布林肯对国际事务中的各种声音都有一种亲近感。
“我认为这是他骨子里的特质”，阿布拉莫维茨这样说道。
布林肯的写作首秀是1982年1月发表的一篇时评，讨论美国及其盟友应如何应对波兰危机。彼时受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已经通过戒严法令，开始限制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无论怎样，苏联毕竟无法被摧毁”，布林肯表示，“因此，西方世界必须开始审慎地思考自身举措的长期影响。是时候开始采取能使得温和派在苏联国内占据主动权的措施了，尤其是通过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手段，辅之以真诚的军备限制协定。”
布林肯未能预料苏联在数年后的顷刻崩溃，但他仍然坚持推动超级大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为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呼吁美俄双方意识到彼此都恐惧相互毁灭，并开展全国性的电视对话以唤起两国民众的人道关怀。当然，这一设想可能是过于理想化的。在一篇1982年的专栏文章中，布林肯认为，“在裁军难行的时候，这种建设性的举措也可以缓和两国的对立并促进彼此理解。”
这种对冲突代价的认知不仅限于美苏关系领域，布林肯同样将其延伸至中东和拉美问题中。1982年，以色列借着铲除恐怖主义的旗号入侵黎巴嫩，布林肯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外交的悲剧性错误”，但也批评巴解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暴力对抗，“最终，巴勒斯坦人必须且必然会获得一个家园，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是受害者。”同年，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基督教民兵对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施以屠杀，布林肯就此写道，“以色列并非它的支持者所期望的那个道义完美、无可指摘的国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
1983年，在CBS晚间新闻栏目，布林肯了解到极右翼军事独裁者罗伯托·奥布松（Roberto D'Aubuisson Arrieta）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EI Salvador）挑起的暴力冲突，他“感到不适”并为之哭泣。这段新闻录像记录了一场处决，一个“或许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抓着头发提起来，在被宣称为共产主义分子后遭到射杀。在此之外，布林肯还读到了旅居此地的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相关记述，他感慨这是“社会道德的衰朽”，并以此呼吁里根政府将萨尔瓦多的左翼反对派纳入谈判之中。然而，白宫的拉美政策一仍其旧，并向萨尔瓦多邻国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埃弗拉因·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提供政治与经济援助，后者的执政作为在下台后被本国法院宣判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