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东北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后，舆论关于东北经济“告急”的声音便不绝于耳。2016年上半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为5.7%、6.7%和-1%，跟其他省份相比，仍不容乐观。

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经济衰退引发了全社会的忧虑。2016年8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一轮振兴东北的方案，将实施127个重大项目和投资1.6万亿元等，此方案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

在一片“告急声”中重振东北经济，尤为需要冷静地分析东北问题的本质所在。必须清楚，只有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并吸收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经验，才能将东北经济发展好。否则，大量的投资砸下去，虽然能够解决短期问题，但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危机。

人口流出不必担心

对于东北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的原因，人们通常归结为国有企业比重过大、体制僵硬、投资环境差等。我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每年有大量人口从东北流出。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劳动力要素。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要素在减少，其经济增速必然下滑，这是正常现象。

东北之所以成为人口流出地，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1949年之前，东北三省就是中国重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最好的地区。在1949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计划经济之中，主要贸易伙伴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港口是不重要的，国家也会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投资。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当中国内地的国际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国及地区转变为美、欧、日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向外向型发展，主要的三个出口市场是欧、美、日，又由于船运比陆运成本小很多，港口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时东北的地理劣势就显现出来——虽有众多港口，但非常分散，而且一到冬天还会结冰，这不足以支撑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经济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

因此，大量人口从东北流出，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变化，地区间的劳动力资源也势必要重新配置。就如当年东北经济相对有前景的时候，大量的山东人“闯关东”到东北去，山东成了人口流出地，但有必要担心山东的发展吗？现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东北人口开始外流，这为什么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呢？

放眼全球，各个国家都曾出现过由于经济地理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地区之间人口发生大迁徙的现象。比如，美国在建国初期，东部城市较为发达，人口主要积聚在东部，后来西部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西部逐渐成为高科技中心，因而成了一个人口流入地。美国西部成为人口流入地，自然就有别的地区成为人口流出地，但美国政府也并不担心人口流出地会存在什么问题。再如，加拿大的纽芬兰，曾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空港枢纽，因为过去飞机油箱不够大，飞机从欧洲飞到美国，必须要在纽芬兰停一下。后来由于技术提升，不需要中转加油了，飞机从欧洲可以直接飞达美国，纽芬兰就衰落了。

人类历史上很多例子都表明，当技术和经济地理发生变化时，人口就会流动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问题，也许可以稍微轻松一些。

东北经济的合理组合

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变化，那么应如何发展东北的经济呢？

任何一个地方要发展好，就必须找准比较优势，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东北现今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比如，东北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夏天可吸引人们去避暑，冬天可以发展冰雪项目。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可做。

有些产业人多点好，有些产业人少点好。而旅游、农业、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赖于资源，总产量很难增加，需要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产量。对于此类产业来说，东北人口大量流出，反而是好事。而离开东北的人，大部分在外地的收入也会相对提高，不然他们就不会离开。这样一来，不管留在东北的人，还是从东北流出的人，都会变得富有，不是很好吗？

如果考察世界经济史，就会发现各个国家都曾产生过一些“收缩型城市”。在“收缩型城市”中，随着人口的流出和产业的衰退，城市的人口和面积会回缩。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未来东北可能会出现很多类似城市。对此，要区别对待。

有些城市原本是工业城市，后来转为发展旅游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收缩就是好事。而另一些城市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就要靠政府引导转型了。国际经验表明，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转型是可以实现的。比如，法国的里昂和美国的匹兹堡，都从原来的资源型城市和重工业中心，慢慢转型成了科技中心，政府做的事是在这些地方发展一批优质大学以支撑其发展。这值得中国学习。东北有一些优秀的大学，可以依托它们为中心，发展教育和科技，最后将这些大学的所在地变成科技中心。未来，东北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就会聚集更多的人口。

这样一来，东北将来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仍然会有人口从东北流出；另一方面，留在东北的人口也会不断聚集到东北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而那些人口流出地，则可以更好地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三大产业。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组合。

勿以制造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现在最为担心的一种组合是，人口在不断流失，而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投资却在不断加大。

比如，现在有人提出东北要向德国学习，发展高端制造业。但问题是，如果政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先把这些所谓的高端制造业或者其他高科技产业做起来，而他们在市场上又竞争不过深圳和上海等地的制造业或高科技产业，这就麻烦了。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只能给他们持续补贴和优惠政策，最后背上越来越重的负债。这实际上是走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是在用制造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会使问题恶化。

需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能把发展高科技产业或者先进制造业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应把它们当作问题解决后的结果。政府做事，一定要做对的事。什么是对的事？比如，可以把公共服务做好，扶持一些大学，把“产学研”的机制做好，自然就会形成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此外，东北经济改革的起点和重点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如果继续让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更高，这也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2016年上半年在东北三省做的调查，整个东北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极为突出。仅辽宁一个省，其无资产、无生产、无偿债能力的“三无僵尸国企”就高达830余家。

对于如此多的亏损国企，至少应该达成一个很简单的共识，政府不能为每一家亏损国企没完没了地兜底。只有这样，资源配置的效率才会高。否则，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因为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不会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救某一个特定的企业。

在中央发布的重振东北的方案中，其中有一个做法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打破混改国企所在行业的壁垒，破除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相关市场参与竞争。否则，如果没有民营独资的企业做参照，怎么能知道混改是成功的？因为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混改把表面上的问题解决了，但这是因为仍然保有垄断的缘故，而非真正成功的改革。从本质上来看，这跟中央要求做优做大做强国企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原刊凤凰周刊）

陆铭：人口流出未必是坏事

你说，如果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出现了人口的净流出，这是一件很值得紧张的事吗？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口净流出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报道这样说，“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再如安徽，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为5950.1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5986.0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35.9万人，下降0.6%，年平均下降0.06%。全省普查登记的户籍人口为6862.0万人，与常住人口相比，全省净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数为911.9万人。

在2005-2010年间，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53万、543万和499万，成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中国农村现在正在出现很多“空心村”，随着人口逐渐迁出，村里只剩老人，之后，随着老人故去，空心村则逐步消失。空心村中老人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空心村里未迁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但是，也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关心空心村里留守人口的生活状态，并不等于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

农村出现空心村，部分省份和地区出现人口的净流出，这一定是坏事吗？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人口的流出只是人们不断在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创造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入的地区。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地区相对缺乏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竞争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不要忘记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是世界普遍现象

试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发达，一定会经历城市化的进程。这意味着从人口的分布来讲，大量的人口将从农村集中向城市。

而在城市之间，也会出现人口逐渐向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集聚的过程。换句话来说，在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当中，也一定曾经不断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城市化的今天，随着人口向少数大都市圈集中的过程，也同样有不少城市，它的人口规模是在萎缩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些地区人口流出并不是少数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仅举一例来说明此问题，在挪威，近年来出现的趋势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在这里所附的图表示2005-2009年间的人口流动方向，蓝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流出，淡红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正增长，但速度低于全国平均，而深红色则表示人口的净流入，且速度快于全国平均。

看，图中越大的圈表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它们都是深红色的，而小圈表示的是小城市，它们大多也是蓝色的人口流出地。

如果出现产业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则更为严重，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汽车城的人口从2000年的95万下降到2010年的71万，十年间，人口降幅达25%。底特律人口1950年曾经达到180万的高峰，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五。但随着汽车产业的衰落，底特律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大量房屋出现空置。

人口流出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仅仅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

如果凭直觉，这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每一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中部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象，美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过渡到一个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和州之间的人均GDP却是高度平衡的。

换个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

中国是一个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对于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运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应该去顺应这个过程。

一方面，让那些去寻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想流动的居民，当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他们在农村的家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为留守的老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上的关爱。

同时，应该要注意到，农村的一部分留守老人并不一定是自愿留在农村，而是因为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他们如果随子女进城将面临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于这部分居民，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他们能够与在城市生根的家人团聚。

人口不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流出，就很难提高这些地方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总有一天会达到70%以上的城市化率。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不断地加强国际竞争力，不断地创造就业，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也并非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不断提高。

不用过于担心农村人口的减少会危害农业，恰恰相反，人口的流出是农村地区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

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发展，一部分的农村社区将逐渐消失，原有的宅基地不断空出，复耕为农业用地，现有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就将逐渐转变为大农场的模式，这样，农民的收入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只有农村不断提高规模经营的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农业成为能够致富的产业，才可能成为一部分人留在农业的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古村落将逐渐演变成为旅游地。在今天的农村，已经有不少古村落正在快速地发展旅游业。一些产业资本进入古村落进行开发，加快了农村旅游的发展，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另一途径。

什么样的空心村逐渐消亡，宅基地被复耕为农业用地，什么样的村落有保护的价值，逐渐转变为旅游地？说到底还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当地规制，防止市场急功近利，对于古村落文明过度的毁坏。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的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家庭居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中国移民家庭的举家迁移率只有20%左右。

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大量家庭仅输送年轻男性进城打工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未来农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部分年轻人将会回流，而这样的趋势正在出现。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李辉文和熊瑞祥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就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现象。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

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这样的未来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到发达国家走走，看一看在国外餐馆里的服务员，或者国外航空公司上的空乘人员，就知道女性和年长者在服务业当中就业的前景非常广大。

从容应对人口流出

当前人们对人口流出和空心村的紧张情绪，还是因为一些传统思维在作怪。人口在一个国家均匀分布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尊重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少数都市圈的客观规律，就有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人为地尝试扭转这种趋势，反而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在底特律的历史上，就曾经尝试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结果是人口流出没有被遏制，而公共设施的投入巨大，却没有相应的回报。

底特律政府最终走向破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和人口流出成为了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

在中国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乐观地估计本地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试图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造房子来吸引人口。

事实上，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才能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过度地在基础设施和住房上投资，试图以此来吸引人口，结果很可能形成一些空城，反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人口流出地通常都是相对来说距离大都市圈比较远的地方（这点，在挪威的图上也看得出）。因此，要通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缓解人口流出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人口流出地走出困境的另外一条出路是，发展那些对于当地来讲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比如说旅游和大规模的农业。

发展这些经济，并不一定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这些在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为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人口流出，反而在人均水平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做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

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的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住那里，又何苦呢？

来源:中国经营报、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宋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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