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清华同衡人，值得大写的人

以大学为依托办规划院，或者讲要把规划院办成一所知名大学在其中领域内的窗口，显然与地方政府办院、商务机构办院是不一样的。2000年清华规划院收组时提出的办院方针是“以城市规划乃至人居环境学科群为依托，进一步突出学科的实践特点，形成政、学、研、产结合的稳定组织机制，亲政助学，做到以研促学、学研兴产、以产助学、研产辅政；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建设重大决策的咨询研究，通过广泛的学科合作与行业联合综合解决重大工程问题，不断提高学术与实践领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应当讲，作为一个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行业的性质来讲首先它是咨询服务业。这个行业历史非常悠久，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从事的行业，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入世”型的行业，如果你不问时事，你肯定不会做这一行，这就是强调“亲政”的重要性。其次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祖先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入世。回首历史，“经世济民”也好、“经国治世”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他们是带着一种很大的抱负参与时世竞争。政治家也“经世济民”，也做与知识分子差不多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业?这里面有一个入世姿态的不一样，政治家可以朝三暮四，可以朝令夕改，但所有被人敬仰的知识分子不会这样做，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这个行业，他应恪守一种姿态或品质，即“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无风骨”，这是清华办的企业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名牌大学这块牌子的分量大家都知道，最容易出的问题可能是傲气。傲气这个东西是非常表象化的，在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中是非常有害的，做得不好就是轻浮。而所谓要有“风骨”，是要有一种“坚持原则、不怒自威”的气质，这是我们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要很认真处理的。第三方面，知识分子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姿态入世。回顾历史，这个角色最早有个不太好听的词叫“食客”，后来称之为“幕僚”“参谋”等等，其作用实际上核心是听政、参政、议政，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一个家族、一个个人往前走提供力所能及的智慧上的支持，但同样是议政、参政，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清谈风日盛”的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清谈”，爱发牢骚、爱发议论，因为这些人没有责任感，叫做“议而无责视为清谈”，中国不少王朝都毁在这些人手中。“清谈盛则世必衰”，这显然不是很好的一种入世的态度。第二层面是“议而有责，是为经国”，知识分子发表的议论只有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时才有价值。第三层面是“议而有效，是为治国”，这就要求你发表的议论要有效，要能打动人、感动人，并在实践中实现价值。这一点必然涉及到你怎样做才能做到“议而有效”，它涉及到经典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事的问题。最经典的概括源于梁启超的演说《君子》，即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结合自己的实践、结合企业的发展、结合这个行业的特点，要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落到实处，需要解决好如下十二个问题。

这里的“人”指自己，也指我们所针对的工作对象。中国古人讲“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吴良镛先生反复讲的城市规划的十六字箴言，第一条就是“审时度势”，接下来还有“因地制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一条实际上对很多的学生出身参与到社会实践的人来讲，是经历从课堂到社会的最首要转变。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更多的强调向祖师爷去学，向经典去学的话，那么进入实践这个圈层以后，更多的是向实践去学，实践中就会有时事变迁、态势流转。从经典知识与时事的关系来看，如果你经典的东西基础不好的话，就缺乏一个吸收的平台；如果对时势问题缺乏认识的话，就很难做到与时俱进、学以致用。尤其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认知和把握，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对国际的变化、对前沿领域的一些东西没有一个及时的把握的话，做出来的项目很难会有新意。做学问出身的人很容易将非常鲜活的东西变成教科书上的，用教科书上的东西去印证非常前沿性的项目，这是非常常见的错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精神的理解应该更专业化，即了解这个行业以及与这个行业所研究问题相关的国内国际态势的变化、潮流的变化，这应该成为我们作为职业规划师后学习的一个重点，同时这也是立院的关键。建院之初，提出的本院十六字方针中“学研兴产”中的“学”不仅仅是大学课本上念的那些知识，还包括了对经典知识的掌握、基本专业技能的熟练、对时事的了解和对潮流的辨析。如果离开这些，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周而复始地、低水平重复地做大量项目。如果同类项目两年前的说明书与两年后的说明书内容差不多，那么这个院是没有前途的。

有人讲城市规划是“三分业务、七分政治”，或者讲是“三分规划、七分管理”，因为它是在做人的工作，否则你技术再好没有意义，不会被采纳。说白了，钱不是你投的，权力也不在你手上，你凭什么去拿到你的价值?凭的是科学。

从国际咨询业发展的态势来看，这个行业应恪守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客观、严谨、中立”，归纳在一起，意味着科学的态度与精神。如果你是作为一个规划师，通篇的文本与报告讲的是政治家的话语，那显然就没有任何价值，现在有的规划设计研究报告的写法与其说它是一个科学文本，还不如说是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翻版。规划界近年来有一个很恶劣的气习就是像政府一样说话，什么“一条轴线”“三个节点”“八个中心”“九个……”的归纳，它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在景观环境学上有什么意义?在城市艺术上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去论证的话，这些是毫无价值的口号。

作为一个职业人员做事、专业人员做事，这条路显然是不能走的。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论使人信服，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诱导别人的逻辑，用具体科学的方法来论证事物的真伪，这里很集中反映了一种精神，即理性的精神。你要做到用科学的论证来说服人，很坦率地讲，城市规划涉及学科背景众多，任何一个背景出身的规划师都不可能在学校中完整地体会其中的科学性的含义。清华规划院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不是学校教出来的，而是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是在实践当中打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从实践中学出来的。在工作以后仍然要维持一种比较良好的学习心态，不断地自我补充，因为城市规划这行业学科背景非常复杂多变，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涉及的学科可能差距非常大，支撑城市规划结论的背景理论是多样化的。如果把与城市规划相关的知识方方面面作为课程来讲的话，至少需要在学校念二十年，那么我们四五年、六七年就毕业了，距离真正做到“以科学的论证说服人”必然差得很远，只能通过不断学习来不断充实自己。

作为咨询服务行业，它是一个智力型企业，这种企业如果要得到成长的话，不是靠钱。你给我再多的资本，也没有办法去以钱变钱。我们不是做房地产开发的，也不是做产品销售的，同时追求的也不是简单劳动力的规模效应，不是定要把规划院做到几百人、产值要上亿才有地位，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智力型企业的核心生命力是研究、研发的能力，是它探索自有的本行业核心技术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企业持久的发展源泉和基本的发展动力，建院方针里“学研兴产”道理就在于此。不是简单地说把科研当成生产去做，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在这里强调的是要有研究和研发的能力，有寻求独特核心技术的能力。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不完全指硬技术，一个规划如何编制、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使规划思想得到贯彻，还有很多软技术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并给予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学研兴产”的话，企业才能良性循环，才能逐级提升企业的档次。

清华规划院的奋斗目标不是说我要按国家标准去收费，给多少钱，干多少活。中国在做市场经济，我相信终究会走向优质优价，要做到你付出的规模、你投入的资源比别人小的情况下拿到比别人更高的回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有个性，要有自有的独特的别人不可模仿的东西。你会按八股文编总体规划，别人也会，你凭什么优质优价？

从注重研究这一块来讲，还应维持一种好奇心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咱们院订的杂志不少，学术刊物也不少，买的资料也不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仔仔细细看过这些东西。我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评审会、研讨会，接触学术圈、产业圈三教九流的人很多，你会看到别人在关心什么。这几年来是城市规划领域内，在城市规划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立法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办法、规划编制程序甚至到项目策划程序、人力资源组织等等方面都在进步的几年，从这些学术刊物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敏感的话，我们很难在未来有一个很有利的立足之地。

这种敏感从学习角度来讲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来自积累与见识，这个主要指学术层面，你从事过、阅读过、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才发现有些东西以前没见过，可能这些就是新的生长点或新的热点。第二来自于实践，是在问题层面，中国目前从事的城乡建设这场实践，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你去看美国、北美、欧洲二战以后的材料，当时他们的建设规模仅仅是我们现在总体建设规模的1/4、1/5。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发展的实践当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人类以前没有面临的，因此不要迷信外国专家。我在美国的经历证明，现在七八十岁的那代人还和我们有些共同语言，因为他们经历过美国的大规模建设时期，而以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突然要面对中国超大规模、超高速度的建设，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因为中国城市问题的复杂和爆发速度之快，会导致中国城市规划中有特別的探索，这些探索将来会在世界的规划史上留下一笔，我们生逢其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具备从事研究、从事自主创新的土壤。第三个敏感来自于责任，这是一个欲望层面的东西，就是你想追求什么，是不是小富即安，是不是温饱、小康问题解决后还有其他的追求，有没有人想过过几年你也可以来当院长。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年轻一代的人都应该想，不想是有问题的，想才是很正常的，正是因为有这些欲望的支撑，他才会对一些新生事物敏感。中国有一句话很清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不足以支撑它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企业还有未来吗？从这个角度讲，我反对搞技术权威主导型的企业，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年轻人在这上面有任何欲望，它鼓励的就是“供几个老佛爷，高高在上”，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打工仔。这种类型的文化，不管它是企业也好、科研机构也好、教学体系也好，都不会有未来，它可以有非常闪亮的辉煌的过程，但最后是颗流星，而且随着其核心人物的离开衰落得非常快。

有时看一个设计的文本，觉得是达标了，但看着不让人兴奋，为什么？没有亮点。从历史去看城市规划，绝大部分思想亮点源自对理想的追求，有时还超出做人做事的一般追求。我在西安的研讨会上讲，支撑城市规划这门学科这一行业从诞生到现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第一是理想，第二是理想，第三还是理想，不是一大堆枯燥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如果是那样的话，它根本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永远追求更美好的人居环境和更美好的人居社会，是城市规划这个行业永恒的追求，有时它甚至不惜走极端，从简单的物质形态的处理一直到参与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平时在项目中做的研究，如果是没有追求的研究、是机械化的，我相信如果按建设部的规范要求写规划，迟早有一天会由软件来完成，由人去填数字就够了。没有追求的规划，对一个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事务性的，同样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讲，缺乏这一份追求的话我相信这工作也够烦人的，枯燥、乏味。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计算机前，就为描那几条线，很难使人长期地去坚守这样一个岗位，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毛主席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城市规划这个行业还真是与天、地、人斗，当然斗的方式不是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行业，可以苦中作乐的行业。同时还有一点，从历代规划大师成功的经历来看，亮点来自对事物个性化的感悟，正所谓中国古人所讲，你拿到的是“甘苦自得之言”，这才是万金之言，是思想的亮点。没有甘苦也就不会有感悟，甘苦的核心对于我们行业来讲，有一句话概括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要从实践中学，从前人那里学。我记得我最早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做一个大型规划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要有很艰苦的现场工作。这些年我们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这种工作越来越弱，尤其当你满足按照一种模式化来做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这有什么必要，收集一份资料，走马观花看几天，回来就做出一个总体规划了。这从商务角度讲，合情合理；从个人成长角度和企业成长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隐患。时间长了，会培养我们对一些很尖锐敏感的东西熟视无睹，觉得大体如此，照本宣科就可以交差，这样这个企业所做的东西会走向平庸，会变成一个平平淡淡的商务机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常胜将军，我们常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并不全面。你是不是英雄倒不是一锤子定音的。成败不仅仅可以论英雄，更重要的是“成败皆可以培育英雄”。有的人擅长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东西，有的人更擅长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东西。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指不以一事或一地的成败论英雄，但如果消极地来理解这句话的话，你花一生的代价去体验“不以成败论英雄”就会出问题了，你永远也长不大。

之所以讲成败经验可以哺育人，表面的成败是显于功利的，比如你是否中标或拿奖，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哲学意义上的成败是潜于内心。为什么讲我们有些项目从功利的角度我们是失败了，但虽败犹荣，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探索到了一些东西，这种探索的收益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成长，会改变很多人的心态。这点我很同意当年吴良镛先生教育我的一句话“功利风雨多变，修心甘苦自知”，在功利场上我们可以成也可以败，我们这个企业现在不在乎投多少标不中，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经济实力去贴补这种运转方式，但关键是，这种贴补也好，失败也好，作为一支队伍，你从中吸取了一些什么，这个最重要。如果成了，干杯，喝一次酒；不成，郁闷后也不吸取一些什么教训，那么这样的成败就没有任何意义。

不少人看过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看到在磕磕碰碰中人才能长大，这是成长的过程。个人的成长如此，对一个企业来讲更是如此。如何用成败的经验来哺育人，我觉得规划院要加强项目检讨、项目反思和项目自省方面的工作，成功了要知道我究竟胜在什么地方，这种经验总结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还包括比如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与地方实践理念的结合，包括方方面面社会背景的东西都是值得总结的，否则下次遇到相同的情况，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任何项目的参加者应该有一种自省意识，作为项目的组织者、策划者、领导者应该有检讨、自省的意识，无论成败都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在战争年代打仗，一帮农民兵，不到二个月没打过两发子弹就敢上战场，为什么能锻炼出一支战斗力这么强的队伍？有一条经验：除了战前的动员之外，很重要的，从军事科学意义上讲是善于总结，每打完一仗，无论大小、无论成败，开好战后总结大会，这是共产党军队十分重视的一种做法，它迅速地将一批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农民兵培养成一帮军事天才。还有一句话，只有蠢人和农夫才会在相同的地方摔第二个跟头。为什么？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会总结。这应当成为全体员工的共识，我们每打一仗，以项目组为单位做一个总结，这种东西是一个集体的“甘苦自得之言”，团队的成长就会变得非常的快。市场上有无数的书讲学习型企业，从理论到实践各种模式五花八门，说到底，这里面就是经验共享、知识共享的问题。只要具备这两点，这个企业就是学习型的。做地方的工作同样也可以用历史和实践中的成败来教育和说服各种领导，如果对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不熟，你拿什么去说服别人。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城市规划这个行业也好，对于一个人也好，他总是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强制性的标准与规范。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博士级、教授级的水平，规规矩矩地做一份小学生的作业也没什么丢人的。我们有很独到的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在社会体制下运作的，是在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的标准和规范下来做事的，哪怕你认为它还很不合理、很不完整，但也依旧是你的行为规范之一，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因循守旧。

另外，还要讲一点，关于“破”与“立”的问题。我本人在近二十年的规划经历当中，从来是以“破”的心态看“立”的规矩，这也与时代的发展有关，与很多制度的不成熟有关。中国的制度与国外比的话，可能是别人几十年前的东西，甚至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东西，作为高知识水平、高技术储备的设计院，要有能力去破这些东西，既要在它的要求下开展工作，又要瞄准其中的弱点和可以变革的部分。这种规章制度的破与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事情，不能像文革时期，一张大字报把所有的东西都颠覆掉，大破大立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它是一个周期性震荡的过程，最近我看英国的城市规划立法史，一个法规出台，逐年修改，70多年间颠覆性的修改做了四五次，小的修改不断。所以，一个技术规范从制定到成熟到相对稳定，它有一个过程，不可以抱有大破大立的心态，实际上它是一个从被动到自觉到超越的过程。超越实际上是一种变革，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

另外，与“破”与“立”相关的是关于“守”与“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们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守要“守得住”，创要“创得新”。我感觉到现在我们的同志两种倾向都有，一种是想得少，踏踏实实的按程序走，你说它好不好？说不上好，但挺规矩。还有一种，自恃我是清华的，我要来点标新立异的东西，突破一点也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回过头来，底线好像守得有点问题。规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规范，它是社会共识，之所以成为社会共识，它就永远不会是最先进的东西，永远是社会上一种折衷的产物。对于我们的项目而言，规范可以作为项目的最低标准，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遗漏的标准，剩下的还是我们向最高理想奋斗的东西。而这往往是书生、教授出身的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这点。

中国的城乡规划建设中，凡是热点与焦点问题，也都是难点问题。正因为大家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所以必然是热点，炒作后必然是焦点问题。如果用常规的组织方式和常规的技术手段，就很难有逾越与突破。这里说以技术攻关来支持人，即在正常情况下动用非正常资源做非常规研究的能力。跨学科就是一种非常规的做法，跨行业、跨部门组织联合技术设计组，这也是一种非常规手段。如果说我们在常规手段下更多的注意的是防止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在非常规的手段下要有承受风险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

任何难点问题在解决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冒风险的。对于规划师来讲，你要应对这种难点问题，应对这种多学科联合设计问题，需要在几个方面有自己在技能方面的深化。一是决策科学方面，很多的理论和技巧可以用来处理跨学科、跨利益间的协调和组织，如何能达成一种共识，这方面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停战谈判了，敌我双方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值得借鉴。二是分析技术，城市规划这门学科本身没有产生过分析技术，其核心来自经济学、交通工程学、社会学等等，说到底都不是现有的城市规划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不会具体的算法但至少要知道原理，能与相关的学科专家去沟通与探讨。三是评估与预测技术，从这几年的讨论来看，城市规划从面对封锁的中国大陆经济体制到向全球开放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导致对城市规划决策依据变化最大的一块就是在评估和预测方面。过去我们可以关起门来算城市人口多少，现在不行，你看看几亿的打工人潮，看看物质人员的来来往往，这一块从原始的基本原理到非常具体的计算方式，在未来的十年内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我们熟悉的数字规模都会不复存在。

另外，城市规划科学是大众化科学，街头卖冰棍的老太太也可和你聊她家门口路堵不堵，她邻居的房子改得好看不好看，因此还涉及策划与宣传技术。传统上规划师不做这一块，随着中国干部素质的提高、中国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层面的人打交道，同样的技术成果可以有许多种表达方式，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和不同的争取对象，要达成一种共识，说服高层领导是种途径，说服中层干部是一种途径，说服老百姓也是一种途径，说服专业出身的干部是一种途径，说服非专业出身的干部也是一种途径，显然你的宣传策划技术不是千篇一律的，应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应是我们事业很核心的讲科学的一部分，可以做科学分析的一部分。

同时，一个企业在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攻关，很难培养出专业化的核心队伍，更谈不上所谓专家意识的建立。这两年我们开始做一些专门化的研究，把各所的职能进一步细化，一个院做项目的水准取决于各种专家的个人意识和组织这些专家的能力，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杂家。

这里还谈一点，软科学如何自觉地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成果出去被别人抄袭怎么办？最核心的是软科学的东西一定要善于总结、勤于发表，我们所完成的设计项目不可能像硬技术一样给你专利，发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保护。项目完成后感到有新意就要及时发表，以后别人看到就知道源于何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软科学的产权是在别人嘴里，是一种公众口碑，不要去看那些硬科学非常功利化的知识产权，而是应在公众中树立起你的威信。

关于职业精神的解释有很多：执着、耐心、公正、严谨、吃苦耐劳等等。从这个行业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规范，规范性的做事与规范性的表达，这是一种最根本的职业素养。二是能有行云流水般的逻辑，即理性，水平可以有高低，自圆其说是最根本的，逻辑的清晰性是很职业化的东西。风格可以不一样，但要做到极致，图像语言的逻辑性要很好。三是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应变素质和机智应对的应变智慧。

我们面对的工作对象变化太多、太快，在这种情况下，对职业素质的要求一是不惊，二是要学会应变。这很难从教科书上学会，它是个人智慧、集体智慧的混合体，需要大家在实践中的慢慢积累。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多跟实践经验多的人学习，我最早跟着吴良镛先生参加各种报告会，听人家讲这些东西，看人家如何应对，慢慢地积累，每一次方案的陈述，每一次项目总结都是学习的机会。完全从事务性的角度出发，永远带不出你手下的班底，要学会培养人，好的项目负责人在带团队的过程中应该去关注这些问题。职业态度与工作精神都很重要，这个行业要赢得尊重的话，除了硬的成果之外，人自身怎样也是赢得或失去尊重的一个因素。张家港项目，从刚开始并没有在专业技术上显露与竞争对手特别大的差距，但他们就是觉得清华人办事认真，比较能吃苦，业务组加班加点干活，吃在现场、睡在现场，大家很感动，觉得是对事情负责任的态度，对方觉得放心。同时这种职业精神有时候是实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候要带些作秀的成分，“show me something”，涉及到我们在地方工作的精神状态、队伍的配置。

对于一个专业人员的职业要求：诚信、正直、坦荡。诚信不需要解释，它是任何商业机构存在的基础。坦荡是大气，是在做专业的过程中的要求，西方有话叫“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讲的是气质的培养，而非财富。现在三个月就可培养一个资本家，中国一夜间暴富的也很多，所谓的大家风范不是短时间就能培养出来的，它是诚信的基础、议事的风格和言语的控制。昨天我翻到1998年赴美在Berkley东亚研究所谈中国古籍时的笔记，所谓坦荡即大气。中国有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反映在议事的风格上，即“议事者，有据理审势，明白直接的；有不吞不吐，骑墙观望的；有一问就讲，畅快无隐的；也有再问不答，沉吟含糊的；有真知酌见，虽然违众，但敢直言相争的；也有自无主见，一驳就变的”。从文字中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由此就涉及到贤与德的关系。中国古人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探讨，我讲一段半文半白的“德为君子独有，而才君子与小人共有，而且小人之才常常胜于君子，语言奉对，君子纳真，小人诌谀；奔走周旋，君子拙笨而小人伶俐；课考劳绩，君子常孤行其意，又耻于言功；小人则巧于迎合，工于显勤”，所以在中国的古代用人制度里面有一定律“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它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德与贤之间的一种关系。

协作最核心的问题是沟通与对话。其主要作用有：一是认清所处的形势，包括对情报的掌握、周围环境的认识，对同事性格、秉性的了解等各方面。如果没有协作精神，企业是一个同事间误会不断、上下信息传递误导不断的企业。这两年加入我们队伍的新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求中层干部要熟悉组员，关心新进员工，这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让其认清规划院的立院根本与立院形式，也是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统一思想认识。从经典的管理理念来讲，这种认清和认识的工作要随着企业的发展、新东西的出现不断持续地做。同时，沟通和对话使得决策更加合理、有效，说白了就是群众路线、民主路线、集思广益。我在加拿大学环评的时候，民主讨论有一专门的词“scoping”，大家轮流发言，他们有一个规则：不得打断、反驳和嘲笑别人的话，目的就是建立一畅所欲言的基本机制，使得在决策的过程中将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处理好。

沟通与对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稳定情绪、统一行动。人是情绪化的动物，缺乏沟通的话，有可能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激烈了。早一点发现和处理，方式可能更温和一些，更容易接受一些。等到发展到对立的时候，会有企业裁人的结果，但这不是一件好事，你多年对人才的培养、多年的企业机构必然会有损伤，对此，中层干部也要有认识。

除了一般性的沟通与对话外，还有职业性的沟通与对话。与工作运转密切相关的，职业性的沟通与对话原则：一是准确，实事求是，以平和的心态，客观转达。二是完整，避免信息缺损，也不可报喜不报忧。三是及时，信息传达不及时会误事。四是关于沟通的基础，我个人认为一是彼此信任，什么时候你的员工能做到不愿和父母讲的话愿意和你讲，这个企业就有希望了；二是大局观，没有大局观下的沟通，就是一种家庭妇女式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