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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年底，黄易报捐成功，将由直隶之任山东，在临别时给丰润县知县潘应椿的信中，他深情地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古欢是指老朋友，但在黄易的语境中，也指向与古为徒，在金石拓本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也获得了与往昔交流的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人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在讨论乾嘉金石学与考证学时，人们对于政治-社会因素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对于其间的乐趣，却关心甚少。

听一听黄易于嵩山发现一“马”字的惊喜，再听一听翁方纲获知《郭有道碑》已无一字的叹息，也许我们才能回到那个特殊的情境之中，对他们予以同情的理解。

—— 薛龙春

人称“司马小松”的黄易（1744—1802），不仅是书法、篆刻和绘画上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黄易的访碑、拓碑活动，在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其首屈一指的拓本征集并通过刊布、题跋等等，三十年间，积五千件拓本的收藏，使得他成为乾嘉金石学中最为活跃的关键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小蓬莱阁金石目》等著作。

本书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在“金石亦时尚”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作者以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封扉书名题字为黄易手迹；封底印章为邓石如铁笔。

自 序

图 版
引 言
第一章 金石拓本
第二章 信息渠道
第三章 征集网络
第四章 回报方式
第五章 经典化
第六章 共同体
结 语
附论：十八世纪后期文化商品的价格
——以黄易的朋友圈为中心
参考文献
图版目录
插图目录

致谢

历来的文人收藏，以书画、法帖、图书为主要对象。明代中叶以来，在富庶的江南城市中，艺术品消费渐渐展现出活力，收藏书画的风气非常浓厚。黄易所在的浙江，嘉靖年间出过宁波范氏与丰氏等重要藏家，他们不仅藏书，也收藏书画、碑帖与印章。万历年间，嘉兴一地又有项元汴（1525—1590）、李日华（1565—1635）、汪珂玉（1587—？）等一批大鉴藏家先后崛起。

将碑刻拓片当作艺术品来收藏，很可能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华山庙碑》因唐人徐浩（703—783）《古迹记》定为蔡邕所书，素为士林所重，但后来人们在碑上发现了“郭香察书”的署名，说明此碑并非出自蔡邕手笔。即使如此，比之绝大多数无名氏碑刻，《西岳华山庙碑》因有书丹者姓名，仍有一定的优越性。此碑在明嘉靖年间的一场地震中震毁，它的墨拓仅有三种存世，其中一张是整拓，曾为宁波万卷楼主人丰熙（1468—1537）收藏（称四明本）；另外两份为剪裱本，一为明代华阴东云驹、东云雏兄弟旧藏（称华阴本），后来赠送给郭宗昌；另一份曾是明末清初长垣人王鹏冲的旧藏（称长垣本）。入清以后，四明本经全祖望（1705—1755）、钱东壁、阮元等递藏，华阴本经王弘撰（1622—1696）、朱筠等递藏，长垣本则经宋荦、陈崇本、成亲王（1752—1823）等递藏。《华山庙碑》三种拓本为著名学者有序递藏，其意义非同一般。

书画收藏在明清动乱中出现了一次意外的大规模流动，趁着南方旧家的衰败以及北京内府收藏在1644 年春天的流散，袁枢（？—1645）、王镛（？—1652 以后）、孙承泽、王鹏冲、梁清标、耿昭忠（1640—1686）、耿嘉祚、王永宁（？—1672）、张若麒（？—1668 以后）、张应甲等北方收藏家先后崛起。至乾隆一朝，由于人主对于书画的强烈爱好，许多重要的书画收藏源源不断由民间汇入内府，清廷还组织力量完成了《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两部大型图书的编撰，对内府收藏进行了一次规模性的清点与著录。

尽管有人仍专力于书画收藏，但要获得令人惊艳的宋元名品，已是困难重重。安岐（1683—1745）那样的大收藏家，留给后来者的，是难以企及的高大背影。书画的价格也颇为惊人，乾隆内府购入安岐旧藏黄公望（1269—1354）《富春山居图》时，花费了2000两银子。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收藏活动难以持久。而刻帖的价格也相当昂贵，在康熙年间，孙承泽卖给王鸿绪（1645—1723）一部《太清楼帖》，以100 两银子成交；乾隆时期，有人售卖孙承泽旧藏《澄清堂残帖》，索价达到300 两。毕沅收购宋拓《圣教序》与旧拓翻刻《周季侯碑》，则花费京平银200两。像黄易这样少年清贫、以刑名之学游食莲幕的普通文人，这样的投入难以想象。

就我们所知，黄易年少时也曾将名人书札与《兰亭》刻帖作为收藏目标，但自1770 年代开始，他的收藏重心渐渐转向了金石拓片。古书画实在难得，即使有幸相遇，价格也昂贵异常。黄易晚年以金石收藏大致完备，重新投入书画收藏，所收也只是名人书画扇面，许多还是当朝书画家的作品。这一方面或与扇面便于装册庋藏有关，另一方面黄易一定也考虑到价格和他的承受能力。嘉庆初年，黄易的经济状况异常糟糕，因为没有买山之资，即便屡屡患病请假，他也不敢轻易放弃如同鸡肋的五品官位。

与书画相比，人们收藏金石拓片的机会要大得多（除了像《华山庙碑》这样的名碑），且价格相当低廉。1777 年秋日，黄易在京从董元镜处得到三段《石经残字》的宋拓本，只帮董氏出了一份嫁妆的费用。倘若换作宋人书画，或是宋拓《阁帖》与《集王圣教序》，价格将是这笔费用的数百倍。拓片也是古代的文字与图画，但价格比之书画、刻帖，实在是低到了尘埃里，因而大多数人都能够买得起，也就都有机会收藏。而且黄易游宦的直隶、山东等地，古代金石非常多见，那些扑倒于乡野莾榛间的古碑，制作拓本甚至只需要花费纸墨与人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