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其社会经历之间的关系

最近林毅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的说法让我想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自身生活和工作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伯 解释社会学的框架和核心理论就深受其所处的德意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韦伯坚持从价值中抽离出事实、反对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都有着深刻德意志哲学传统的烙印。他提出的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的概念更是受到了德意志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以后所呈现出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他提出魅力型权威概念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必须从资产阶级中选举出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带领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走向繁荣。韦伯在1892年发表了《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文，在文中他分析了地主和雇佣工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反对德国贵族雇佣外来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他认为雇佣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虽然经济合理，但会对德意志国家的完整性造成威胁。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论述官僚权威时，明确反对了基于理性的欧洲个人主义在德意志的扩散，同时他也认为官僚的权威是无能的，他们无视了德意志国家的需求。韦伯的学术活跃期间，也正是德意志国家逐步进入强国的阶段，德意志的强国之路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这给韦伯的学术理论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与韦伯不同的是同样深受德意志国家主义影响的另一位大师 哈耶克 ，他于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贵族家庭，他有一个贵族的姓“冯”，所以他的全名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但他的贵族头衔在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就消失了，我们不能不认为反贵族精英特权的大众民主不会给哈耶克所坚持的个人主义带来过影响。 一方面，哈耶克在他学术生涯的初期受到了欧洲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 ，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1918年德国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欧洲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崛起对传统精英化自由主义的挑战。由于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潮引领了大众化的民主政治，因此哈耶克在初期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德国逐步进入纳粹统治的事实又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价值，最终使他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斗士。 哈耶克学术生涯的顶峰时期正是西方自由价值与法西斯剧烈对抗的时期，哈耶克亲身感受到了纳粹统治对德意志的危害，这样的对抗驱动了哈耶克力主个人权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时优先考虑的中心问题。

与哈耶克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位大师是 冈纳·缪尔达尔 。作为成长在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中的学者，他本人对于个人权利在一个国家中的发展作用并没有给予更高的关注。相反，他认为穷人既不关心权利问题，也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权利求得发展。他认为即便在专制统治下很多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依然积极响应来自国家威权的引领。他同时认为除非有强制性的规则，否则发展是不会有效的。他这些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他1957年后开始的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缪尔达尔对南亚国家经过了殖民主义、去殖民化以后依然呈现的碎片化社会政治格局对发展的负面作用深有感触。他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唯有利用国家计划整合的作用才能把分散的个体经济推向进步并摆脱低水平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机器是第三世界寻求发展的动力源泉。哈耶克成长在个人权利被剥夺的时代，他的后期学术生涯又长期处在将个人自由奉为经典的英国政治文化环境，他的理论更多是人类生存的政治哲学的经济学思考，而缪尔达尔则直面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两者个人生活背景和面对的问题各有侧重，因此导致了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野。我没有学术研究的基础来断定两者的学术思想，只是 引用一些历史的线索说明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思想都无法摆脱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所面对的社会问题 。

林毅夫先生年轻时代虽然也经历了台湾专制统治的时期，但我想他也同时经历了台湾在这个阶段的快速发展。林毅夫先生来到大陆以后很快赶上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大潮，无论到美国留学还是回到大陆工作，他都一直处在一个政府把握发展进程的发展体验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学术理念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对他作为政府“代言人”的不恰当的指责。林毅夫先生进入世界银行工作以后，开始直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2011年，我为世界银行在坦桑尼亚的项目提供咨询工作，他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到访坦桑尼亚，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些属于非正式就业的街头小工厂，他当时讲这样的一些小工厂在中国就相当于由个体发起的小型乡镇企业，如果有政府的支持，这些企业会很快发展起来。我记得当时世界银行坦桑尼亚国别首席经济学家就讲，我们世行没有这样的政府支持项目。林毅夫先生在世行工作期间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涉及到的一些核心观点， 比如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按照西方是如何发展的、西方的发展具备哪些条件等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发展，而应该按照发展中国家自己具备什么样的优势、如何通过政府的支持来让这些优势成为发展的动力这样的路径来发展，这也就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内涵。 其实缪尔达尔也曾经讲过，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欠发达国家（地区）人们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与观念，言下之意是他们没有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真实体验。我觉得林毅夫先生“有为”政府的观点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所经历的“有为”政府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 他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和《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再度呈现的一系列观点，一是基于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经验，二是直面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这些理论属于典型的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中国式的“他者”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