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回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

文/王涛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党组书记

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是我国石油工业贯彻“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方针，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部署。 1989 年 4 月 10 日，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正式成立，会战拉开序幕。但会战面临许多难题，资金严重短缺就是其中之一。

一、 贷款搞勘探

（一）会战资金严重短缺

1988 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决定设立能源部，撤销石油工业部，原石油部的政府职能移交能源部行使，并以原石油工业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从政府部门变成国有企业，资金来源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财政政策，总公司筹措到的资金除保证东部油田生产需求和勘探费用外，很难满足塔里木勘探资金的大量需求。因为当时上塔里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就是有人说：把东部的钱拿去搞塔里木勘探了，影响了东部原油产量的稳定。

这个时期，总公司又面临着政策性亏损的局面。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机制发育较快，但石油价格体制仍然处于“双轨制”，即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并存，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差距不断扩大。由于老油田油气开发难度增大，物价上涨等因素，油气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加之国内长期执行低油价政策，计划内原油价格仅相当于国际油价的 1/3 ，气价仅相当于油价的 47 ％，致使陆上石油工业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石油工业所用原材料由国家计划拨款的比例越来越少，石油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90% 的资金需要按国家现行政策进行自筹 , 但筹措的资金仍然不能适应勘探的需要。吨油税赋增加 , 原材料价格上涨 ( 按照价格计算 , 过去 4 吨原油换 1 吨钢材 , 当时要 8 吨原油换 1 吨钢材 ), 长期负债经营。从 1988 年开始，连续 6 年出现全行业政策性亏损。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就是在这种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国外贷款艰难

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 1989 年花了 5.3 亿元， 1990 年我们大规模增加了工作量，投资猛增到 16 亿元。 1991 年预计要 20 亿元。计划投入开发的轮南、东河塘、桑塔木等油田，效益要在油田建成投产后才能显现出来。

1991年1月8日，国务院召开能源工作座谈会。 李鹏总理听了我们汇报后，说：“能源工业四个行业，我最不放心的还是石油。对原油生产，就要千方百计去借钱，下决心借钱搞勘探和开发。我跟日本的竹下、金丸信都讲了，要借钱。下决心借钱搞勘探开发，然后用油偿还。”

贷款发展石油工业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经国务院同意，允许石油工业采用多种方式引进外资，用于引进国外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油田开发和化工建设，弥补石油工业资金缺口。 1987 年至 1995 年为集中利用外资贷款时期，国家共批准总公司利用外资贷款项目 72 个，合资合作项目 6 个，分布于全国 18 个石油管理（勘探）局。贷款中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商业贷款、日本伊藤忠和三菱石油公司补偿贸易贷款、英国政府贷款、西班牙政府贷款、西班牙出口信贷、芬兰政府贷款、意大利政府混合贷款，以及其他外国商业贷款和中国银行外汇贷款等。

总公司为争取国外贷款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油气勘探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加之塔里木盆地勘探程度低、技术难度大，国外投资方均采取谨慎态度。首先试着向我们的近邻而又缺油的日本银行贷款。 1989 年 11 月，日本樱内义雄议长带领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我陪同李鹏总理去会见。会见前，我向他们介绍了塔里木的情况。他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塔里木资源前景怎么样，有希望才能借钱。另外，他们还问，塔里木的油能不能运得出来，油价会不会比别人高，等等。可见，塔里木借钱搞勘探，外国金融界是很有顾虑的。

1991 年 4 月 9 日至 25 日，我率领总公司代表团到日本、加拿大、美国访问。在日本，我向他们谈贷款进行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问题。日本每年消耗原油 2.6 亿吨，基本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中东、苏联和印尼。由于中东地区政局动荡，苏联、印尼产量下降，日本极为关切油气的稳定供应，正在寻求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他们采取的一项主要策略是向产油国家提供资金，并以原油偿还本息为条件。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日方很重视与中国石油界的合作，以期增加我对日的原油出口，并能保证长期稳定供应。

他们首先了解塔里木油气资源前景，接着再次询问油能不能运出来，运出来后油价是不是很高等等。日本人很精明，他们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那么容易借到手的。他们担心塔里木盆地勘探风险太大，资金万一沉没了怎么办？我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是国家公司，手里不光塔里木一块油区，还有其他油田，到还贷时候万一塔里木没有那么多油还贷款，我们会用其他油田的油还。借钱给我们是绝对没有风险的。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只在伊藤忠商社借到了 1 亿美元。 1 亿美元当时尚不够塔里木一年用的。这 1 亿美元，后来我们用在了吐哈石油勘探会战。

日本之行告诉我们，向外国金融机构借钱搞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极其困难。据我们所知，世界上尚无靠借钱搞勘探的先例。

（三）向李鹏总理借钱

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塔里木盆地勘探开发资金紧张问题。

我出访日本、加拿大、美国回国后，李鹏总理听了我这趟出访三国之行的汇报。李鹏总理问：“王涛，你借来多少钱？”我说：“只借了 1 亿美元。 ” 李鹏总理问： “1 亿美元可以让塔里木支持多久？ ” 我说： “ 坚持不了一年。 ” 李鹏总理说： “ 那 1 亿美元够干什么的呢？算了吧，我让中国银行借给你一点吧！ ”

李鹏总理会随便借钱给我吗？当然不会。李鹏总理是非常负责的。几天后，他把我叫到中南海紫光阁，问我：“打算由中国银行借给你 12 亿美元，这 12 亿美元你将怎么还呀？ ” 我详细向他汇报了塔里木勘探开发工作的进展和我的看法。我说： “ 塔里木会战刚开始两年，还没找到大油田，这个时候贷款搞勘探确实要承担风险。但是从我长期的勘探工作经验和掌握的地质资料看，我坚信塔里木盆地能够找到大油气田。 ” 李鹏总理和我为了确定是否有能力还贷，何时还款，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的武成殿里算了两个多小时的账。算产量，算油价，算时间。算的结果是，如果到 2000 年油价一直保持在 20 美元 / 桶，产能建设达到 500 万吨，那么到 2000 年 12 亿美元连本带息就都能还得上。李鹏总理不愧是搞技术工作出身的，他问得特别细，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认真核算，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算账是靠实的。听完我的汇报后， 李鹏总理明确表态说：“‘八五’期间，塔里木实现建设500万吨产能的目标，就算交出合格答卷 。你去找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同志签合同吧，我批准！ ” 李鹏总理在向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打招呼时问： “ 你们能借给多少？ ” 王德衍说： “ 不能超过 30 亿美元。 ” 李鹏总理说： “ 那就借给王涛他们 29 亿美元。第一批先借 12 亿，需要了再借。 ”

此后，李鹏总理就贷款问题，在他的中南海办公室的小会议室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有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讨论贷款问题。朱镕基、邹家华出席了会议。我和相关人员出席会议，并对塔里木盆地的实际情况作了汇报。在听取了有关部委领导的意见后，李鹏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国家有些外汇储备，我们不能总用这些钱去进口冰箱、电视什么的。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应该将这些有限的外汇储备更多地投入到国家的基础产业、能源产业上去，这样对国家的发展后劲是有利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就拿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作个首例吧！”这样，我们很快就和中国银行达成了协议。

1991 年 6 月 28 日，中国银行向总公司贷款 12 亿美元用于塔里木油气勘探开发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李鹏、朱镕基、邹家华、李贵鲜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签字仪式，我和王德衍在协议书上签字。

国务院不仅给予贷款支持，还给予塔里木油田“借钱还油，以油养油”的政策，并给予使用美元贷款引进装备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优惠；允许塔里木原油作为计划外原油议价销售。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 1998 年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

中国银行给我们贷款 12 亿美元，分 7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两笔，使用期 4 年，还贷期 9 年，实行浮动利率，每半年付息一次。第一笔使用 7 亿美元的分协议，于 1991 年 12 月 17 日在乌鲁木齐签署。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出席了塔里木油田和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7 亿美元贷款签字仪式，邱中建作为总公司和塔指领导也出席了仪式，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后来， 邱中建经常对到塔里木探区考察参观的同志说：“我们现在是打工者，为中国银行打工啊！我们搞勘探开发会战没有钱，就向中国银行借，借了钱是要还的。我们努力开发油田，用油还贷款。”

给塔里木 12 亿美元贷款，在国家有的部门和中国银行内部也引发了不同反映，主要认为：银行贷款不能用于勘探，因为勘探是存在极大风险的。塔里木还处于勘探初期，以后能否有偿还能力？国内美元贷款按引进外资方式给予免税政策是否合适？ 1991 年 7 月中国银行总行投资二部王环邦总经理来塔里木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塔里木还贷没有问题。 1991 年 9 月初，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一行来塔里木考察及了解有关美元贷款问题，认为塔指还贷是没有问题的，给予了大力支持。

1993 年夏季，国务院宏观调控措施下达后，银行紧缩银根，有的银行催促归还到期贷款和临时借款，甚至从总公司刚下拨给塔指的 5000 万元勘探基金中划走 3000 多万元。当时塔指财务处银行存款只有不到 2000 万元 , 在所借美元贷款又不能立即转换为人民币的情况下，连发放参战人员的工资都不够，更不能保证与乙方正常结算支付。这时，时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行长的张肖到库尔勒考察，听了塔指和巴州工行的汇报后，很快就安排解决了 5 亿元的短期贷款。

塔里木就是靠这 12 亿美元贷款起家的。我们的原油年产量还没到 500 万吨，贷款就还完了。 1999 年，我问邱中建，钱还得怎么样了？邱中建说：我们要提前还，人家还不要。中国银行的同志说，李鹏总理都大力支持塔里木会战，我们更应该支持你们，你们现在赚了钱先投入勘探开发，等你们发现大场面了，还担心还不了钱吗？

（四）一手抓 500 万，一手抓大场面

1991 年 8 月 17 日，我和李天相、吴耀文、周庆祖、李长林等同志在塔里木探区现场办公时提出： “ 要一手抓 500 万吨产能建设，一手抓更大的发展场面 ” 。后来简化为 “ 一手抓 500 万，一手抓大场面 ” 。这次现场办公，总公司 16 个厅局负责同志，还有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物探局领导和专家，深入到探区一线调查研究，先后去了轮南、吉拉克、塔里木河南岸和库尔勒后勤基地，看望了钻井、采油、管道建设、输油、大二线、生活后勤、消防等 16 个基层单位和施工现场。这期间，我们和塔指领导班子共同商讨研究，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归纳起来，就是： 一手抓500万，一手抓大场面。8月27日，我在探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工作目标 。

“八五”期间，塔里木建设年产 500 万吨油气生产能力，根据分析我们有把握完成。当时我们已经发现轮南、东河塘、桑塔木、解放渠东、吉拉克等油气田，以后又发现塔中 4 油田，英买 7 、羊塔克、牙哈等凝析气田。建设 500 万吨产能的资源基础是有保障的。

当时我们测算，如果我们实现年产原油 500 万吨，以每桶 20 美元计算，一年销售收入是 8 亿美元左右，还贷款和满足勘探投入都够了。

这并不是说，产量达到 500 万吨，就算完成任务了。建设 500 万吨原油生产能力，是为了偿还 12 亿美元贷款，并从此一举改变塔里木会战受资金困扰的被动局面，抓 “ 更大发展场面 ” 才是会战的主要任务。

我专门向塔里木的同志谈了“关于抓更大发展场面”的问题。

塔里木盆地有没有大油气田？经过“三大战役”以后，我们部分同志由于初步受挫，产生了怀疑，说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具有 6 亿年历史的古老盆地，以前曾有过大油气田，可是后来经过几次地壳运动，受到破坏，油气散失了。我认为这一现象在局部地区可能存在，但就全盆地而言，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塔里木经过 3 年会战，我们已经发现盆地有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八套含油气层系、三种圈闭类型，今后的工作就是对所有的地质信息认真进行综合研究，努力扩展勘探视野，精心寻找油气富集区，不宜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轻易作出定论。

大油气田什么时候找到？同志们说，这个时间能否放得长一点。塔里木盆地面积大、勘探难度也大，探索研究的时间长一点，勘探上的把握就更大一些。我没有给塔里木的同志限定时间。我说，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又必须抓紧时间，慢了不行。石油工业要完成今后 10 年的发展规划，要求塔里木在 “ 八五 ” 期间探明 8 亿吨油气储量，控制 12 亿吨。这是一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战役，要坚决打好。完成这一重任，我们就要像当年大庆会战时期那样，以 “ 两论 ” （《实践论》《矛盾论》）为指导，勇于实践，勇于探索，通过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努力掌握地下的客观规律，形成正确的地质理论；在工作部署上，按照科学的勘探程序，开展区域勘探；在地质综合研究工作上，围绕寻找“大场面”这个目标，解决油源、油气运移、聚集及保存条件等问题，努力搞清油气分布规律。对于地质综合研究工作，仅靠塔里木不行，有必要利用新体制的优势，动员总公司研究院、物探局等单位和石油高校的科研力量，按专题落实项目。

二、 高举会战的战旗

（一）下马风悄悄吹来

1992 年 1 月，北京有一些坐在研究室从事石油勘探研究的专家在得到塔里木探区轮南、英买力、塔中碳酸盐岩勘探遭遇挫折的消息后，给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吹起冷风。他们打趣地说：问塔里木大油田有没有？不知道。大油田在哪里？不知道。大油田什么时候能找到？不知道。结论：塔里木勘探走上了绝路。这显然是针对我 1991 年 8 月在塔里木探区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来的。

1992 年 4 月，一家国家级科研单位搞出一个研究报告来。这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报告，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罗列了一些表面数据，然后得出了几条结论，无非是说塔里木会战搞得不行，耗费了不少资金，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还有曾参与过塔里木盆地的科研工作的个别地质专家，在这时也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塔里木会战三年来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技术不成熟，油气资源量不清楚，这种情况下作出上马的决定是错误的；二是 3 年会战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而且打了许多空井；三是塔里木盆地条件差、技术要求高，应该交给外国人来干，我们自己干得不偿失。更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塔里木生油资源量仅 20 亿吨至 30 亿吨，可采储量在 13 亿吨至 17 亿吨左右， “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 ；指责塔里木石油会战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等等。

1992 年上半年发生的这几件事联系到一起说明一个问题： 会战前就有过争论，现在会战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挫折，还没有到秋后就开始算账了。无非是想证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造出一种舆论来，迫使塔里木会战下马 。

其实塔里木会战并不是有人说的那样糟糕。 1992 年 7 月 6 日至 9 日，我和李天相、吴耀文、翟光明等同志到塔里木探区现场办公。 4 天时间里，我们去沙漠腹地看了塔中 4 井，又去塔北英买 9 井和轮南油田产能建设工地，一共走了 11 个单位，听了塔里木会战指挥部关于勘探开发工作汇报。对于勘探开发形势总的印象是，塔中发现了塔中 4 砂岩油田，塔北发现英买 7 凝析气田，提尔根 1 井也在下第三系、白垩系获高产油气流，原油产量有望在 1991 年 55 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00 万吨。形势是好的。

我们离开塔里木探区不久，从北京吹来的下马风悄悄在塔里木探区蔓延开。有人说，王涛这次到塔里木，是因为会战支持不下去了，来解决问题的。有人跑到基层领导那里打听：听说会战要下马，要撤队伍了！还有人说：找不到大油田，留下几千人，年产 200 万吨油，日子过得也不错！各种说法都有。

（二）“红旗”还能打多久

1992 年上半年悄悄吹到探区的下马风，也吹到我的耳朵里。说什么 “ 王涛当初向中央保证拿下大场面， 1991 年过去了，这个答卷交不了，受了批评，要让塔里木下马 ” 之类的话。我听了之后对这些纯属乌有的无稽之谈付之一笑。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是战略性的，勘探尚处于初期阶段，仅凭一时的形势作出论断，得出下马的结论，其结果必然贻误大事。

在塔里木盆地这样条件艰苦、甚至不宜人类生存的沙漠、荒原搞勘探开发会战，各级党组织用大庆精神激励、鼓舞和凝聚人心，使甲乙方队伍在艰难困苦中团结战斗，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一阵下马风竟吹得队伍人心浮动起来。

1992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间，邱中建去乌鲁木齐参加西北五省经济规划会，并到北京向总公司汇报工作。在塔里木主持工作的王炳诚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感到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发现更大场面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来，必须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塔里木石油会战，让大家看清塔里木石油勘探形势。 他找到塔指总地质师梁狄刚商量。梁狄刚1989年会战一开始就到塔里木一线工作，对塔里木石油会战情况了如指掌 。

塔指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期间，王炳诚对梁狄刚说，你给大家讲一讲探区勘探形势，把天上的“乌云”驱一驱。梁狄刚从没有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便要求王炳诚定几条原则。王炳诚说，我不定框框，你就实事求是地讲，该怎样讲就怎样讲。

9 月 18 日下午，探区一间可容纳 200 人的木板房大会议室挤满了人。受下马风的影响，很多人的心里有了疑虑，产生了动摇，都想听听这场特殊的形势报告会。

梁狄刚没有写书面发言稿，只在一张小纸上列了提纲。 他开篇先谈形势不利的一面：8个月以来34口探井打空了15口；塔中4井发现100多米油层下面出了大水；总公司要求我们一手抓500万，这500万吨产能，我们现在探明的石油资源量还不够，只够建设300万吨。作为地质家，梁狄刚丝毫不回避矛盾，把所有的情况都摆出来 。然后再讲塔里木勘探取得的成果， 讲会战3年探明石油储量1.2亿吨，讲勘探的风险性、周期性，讲世界上一些著名大油田发现的艰难过程，指出在寻找大场面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艰苦探索和曲折 。梁狄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谈塔里木勘探会战：这么大的勘探会战，总会有高潮、低潮，有周期性；打了几口空井，也总会有人提意见； 勘探只能有高潮，有大胜利，不允许有低潮，打空井，哪有这样的道理 ？

梁狄刚讲起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一遇到打败仗，或被敌人四面包围，或强敌追赶的时候，一些同志往往不自觉地把一时的特殊的小环境，一般地扩大化起来。仿佛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有人给毛泽东写信，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指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解决，而且日益加剧”，“中国是全国都布满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现在， 我们搞了3年会战，形成大场面的有利条件一个也没有变：盆地大、资源量大，勘探的高潮也会很快到来。

梁狄刚的话，使会场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他就这么站在主席台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一下子把人们心头的疑问、顾虑全打消了。事实证明，对塔里木勘探会战形势，工作在一线的勘探家们才最有发言权。

邱中建回到探区，看到梁狄刚报告的记录稿，派人给我送了一份。我读了以后，感到讲得很好，当时在这份稿子上写了几句话： “梁狄刚同志的发言既实事求是又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理，分析得十分中肯，是一个很好的发言，值得同志们学习。” “塔里木盆地的勘探历程虽然曲折，但成果是突出的，能找到大油田是不必怀疑的。只要我们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我相信，我们在一个新区找油，找到大油田所花费的时间总会比国外要短。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

1993 年 7 月，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塔里木探区，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我谈了三点感受：一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感到队伍精神面貌好，士气高，工作有秩序，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二是对塔里木实行的 “ 两新两高 ” 方针，感到这套办法很好，倍加赞赏。三是对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速度之快，感到非常惊奇，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要赶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加快合作步伐。这说明，塔里木石油人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的业绩，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赞扬，而且也为国外人士所公认。

（三）是“黄金铺路”吗

1993 年初，批评塔里木会战的声音更强烈了。批评的意见说，塔里木会战事先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匆忙上马，结果投资很大，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在东部稳产增产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将大批资金投到塔里木，是 “ 黄金铺路 ” 。甚至有人说，在塔里木打一口井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到国外去买油。这些说法不知怎么都传到中央领导同志那里了。

在一次中央全会期间，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见到我，问起塔里木勘探会战是不是投入很大，生产成本很高。我说，塔里木盆地条件差，油气埋藏深，一般井深都在 5000 米左右，勘探成本是比较高；但是油气井的单井产量高，一口井相当于东部十几口井的平均产量，总的算下来，投资效益是好的。

事实上， 1989 年至 1993 年，塔里木会战 4 年中发现 6 个整装油气田、 19 个工业性含油气构造，找到了塔北、塔中两个大油气富集区，探明和基本探明油气储量 3 亿吨，建设 500 万吨产能的油气资源基本落实。 1993 年生产原油 160 万吨。这些成果，与当年胜利、辽河石油会战前 4 年的成果基本相当。塔里木每探明 1 亿吨油气储量的费用为 13.9 亿元，建成 100 万吨原油生产能力的费用为 10.5 亿元，均优于同期全国陆上平均水平。

以上的数字说明，塔里木会战的效益是比较好的，今后还会更好。 4 年中总公司拿出 46.6 亿元投入塔里木会战，占自筹资金总数 5.33% ，平均每年 11 亿多元，对东部的稳产增产影响不大。

1995 年 9 月中旬，朱镕基副总理在新疆吐哈油田考察工作期间，我曾建议他去塔里木看一看，后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我安排邱中建、梁狄刚到乌鲁木齐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塔里木石油会战情况。这是朱镕基副总理第一次听塔里木会战工作汇报。邱中建、梁狄刚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塔里木会战以来 5 年（ 1989—1994 ）中取得的成果，投入 65 亿元人民币，发现 9 个整装油气田和 26 个工业性含油气构造、 16 个工业性出油气井点，探明油气储量 3.86 亿吨，共生产原油 517.78 万吨，等等。朱镕基副总理听完汇报后，评价说： 5年投入勘探费用65个亿，发现近4亿吨的油气储量，另外也把盆地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还是大有希望的。你们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成绩很大！65个亿划得来，从战略上看，投入65个亿（勘探投资）不算多。我们有的项目一投100多个亿，什么也没得到，连资金也收不回来。这么大的一个战略资源，这么艰苦的条件，这么大的盆地面积，投入了65个亿不算多 。认识这个盆地是要花钱的，现在有了一个初步认识，是很大的成绩。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5 年之后的 2000 年 9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塔里木轮南油田现场考察西气东输落实情况。他感慨地说： “ 过了 13 年（ 1987 年朱镕基到过库南 1 井），再到这个地方一看，面貌换了新天地，有了很大进步，很大改变。 ” 朱镕基再一次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开发塔里木天然气，为建设西气东输工程提供可靠资源，在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打响了第一炮。

1995 年 10 月，中央派慰问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庆祝活动，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慰问团团长姜春云在听取塔里木会战情况的汇报后，讲了这么一段话：新疆油气田的开发，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这次我们中央代表团临行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特别嘱咐，要看望油田的同志、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要进行慰问。

今天，我们来到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参加新疆油田开发建设的全体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这 6 年你们取得了这样大的会战成果，是非常值得祝贺的。说实在的，国家确定的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当时有一些同志还有点担心，也还有点看法，觉得这个会战怎么样？效益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有些同志是表示担心的，我是听到了的。我看，你们会战指挥部的全体同志用 6 年来的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证明了中央对这个会战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会战，没有新疆，包括克拉玛依和吐哈油田的开发，增加了 580 万吨的原油，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原油生产是要下来的，要出现负增长。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断地增大，如果没有石油的增长，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新疆油田的同志，特别是参加塔里木会战的同志，为国家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由于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使得中国石油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锋。

（四）是“骨头”还是“肥肉”

1993 年，我们决定在塔里木盆地划出几块勘探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块与外国公司合作开展风险勘探，进行国际招标。

塔里木石油勘探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中苏合作方式进行的。 1950 年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之一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迪化 ( 乌鲁木齐 ) 成立。 1952 年开始在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喀什地区进行石油勘探，直到 1954 年末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结束。那时候正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我们，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搞技术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通过与苏联开展合作，我们学习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像王炳诚、张毅这些石油界的老同志都是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与西方技术发达国家交往日益广泛，技术合作增多。 1983 年中美合作队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地震勘探，这是中美两国在勘探作业上的合作。 1986 年第一期合同结束，我们感到这种合作有必要继续开展，又与他们续签三年合同，中美合作一直到 1989 年。

第三阶段是塔里木石油会战开始以来的对外合作。 1989 年 1 月 13 日，李鹏总理在听取塔里木盆地勘探情况汇报时，就明确了勘探开发工作的总方针： “ 主要依靠我国的队伍来干，自己进行勘探，自己开发油田，当然，我们不是闭关自守，还要搞对外开放，积极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装备，引进一些外国资金，还可以雇用外国队伍，聘请外国专家。 ”

我们引进外国的数字地震设备和计算机处理技术，钻机是国外进口的 F-320- II 系列 (6000 米 ) 、 E-2100 电动钻机 (7000 米 ) 、 C-2-II (7000 米 ) 、 C-3-II (9000 米 ) ，还有日本生产的 S135 钻杆、美国休斯公司的牙轮钻头、美国克里斯坦森公司的金刚钻头，以及相应的钻探配套设备、仪器。一些中外合资公司、外国技术服务公司进入塔里木提供专业服务，像麦克巴泥浆公司、英国 IDF 泥浆公司、中法录井公司等。斯伦贝谢公司有一个机构常驻塔里木，为我们提供专项技术服务，并且还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的垂直导向钻井技术，在塔里木钻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9 年至 1995 年，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挪威、意大利、日本、苏联等国的 78 个公司与塔里木开展技术合作或提供技术服务。塔里木对外签订合同 307 项，总金额近 2.2 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外先进的勘探开发设备和技术。塔里木先后与美国阿莫科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 — 美孚公司等合作进行了有关项目的科学研究。

塔里木石油会战一直是对外开放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是我国陆上石油对外开放的先行者。而正是这种开放的格局，使我们一直跟踪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先进技术，及时引进和消化吸收，促进了石油会战的高水平、高效益。

1993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第 131 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授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专营权，并对外国合同者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明确 “ 陆上石油资源 ” 是指蕴藏在陆地全境（包括海滩、岛屿及向外延伸至 5 米水深的海域）范围内的地下石油资源，为开展国际招标和一系列双边谈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经过几年工作，我们对塔里木盆地地质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塔北、塔中地区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发现，后备战场接替有了现实的基础。同时随着勘探开发的进展，开展了各种基础设施和后勤基地建设，交通通讯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些都降低了勘探的风险程度，创造了有利于对外开放合作勘探开发的条件。为了加快塔里木盆地勘探开发进程，总公司决定划出部分新区，一方面动员大庆、胜利、大港、河南等油田参加勘探，另一方面对国际招标，进行合作风险勘探。

1992 年 9 月 22 日，总公司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关于扩大陆上石油对外合作的请示》。 1993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陆上石油对外合作，并分两种类型进行。一类是找油前景、地区条件比较复杂的地区，由中方与外国石油公司进行风险勘探与合作开发。另一类是提高老油田采收率的区块，由中方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原则上，陆上石油对外合作采取国际招标的办法，并可分为几轮对外国际招标。每轮对外国际招标的区块划分和招标安排，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报国家主管部门审批。

1993 年 2 月 17 日，总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前，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发布会的外国驻华使节、外国石油公司代表，并发表简短讲话。新闻发布会上，我代表总公司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从 1993 年起，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这是加快石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这次陆上石油扩大对外合作，是在已开放南方 11 个省（自治区）的基础上，又开放北方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