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旅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及
陈东
升
，这位
学者型企业家
的足迹。
他的生涯跨越了学术研究与商业实践，不仅在《管理世界》杂志担任副总编期间创新性地引入了中国企业500大排名评选，更在1992年下海经商，成为
“92派”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陈东升创办的
泰康，历经三次转型，如今已是中国保险行业的佼佼者
，其全生命周期的“保险+医养服务+投资模型”更是全球首创，树立了行业标杆。
在战略思考的领域，我们追溯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兵战与商战理念，这些思想一直是中国振兴的两大支柱。
从经济学的诞生到管理学、营销学乃至战略研究的发展，每一步都标志着人类对商业与经济理解的深化。陈东升的新书
《战略决定一切》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脉络和个人丰富的商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塑战略观的宝贵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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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31日
亚布力企业家论坛
上，陈东升与吴晓波一起探讨了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把握战略的精髓，引领企业走向成功。
以下是本场对谈实录，有所删减，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企业家需要自我总结，将经验体系化
吴晓波：
东升董事长这本书一共有七个章节，有的章节我看了一下跟波特的理论有交集，也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创新，分为：
定位、战略、治理结构、执行、风险、创新、价值观
，相对来讲，跟波特的理论比更加宽泛，对公司总体性进行研究的一个模型。这是我读这本《战略决定一切》一些小小的心得。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
撰写《战略决定一切》这本书的初衷
。您在书中提到，您过去很少阅读中国企业家和管理类的书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您的这本书呢？
陈东升：
《战略决定一切》是基于我在嘉德拍卖和泰康保险集团的经历，尤其是
在医疗养老领域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实践
，这些经验是我在28年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思考和提炼的结果，我称之为“
实践论的体系”
。
通常我们讨论的战略包括愿景、使命和价值观，这些是普遍接受的概念，我称之为
“小战略”
。而我所说的
“大战略”则更侧重于初心和选择
，我认为定位决定战略，而战略决定一切。因此，我把定位放在首位。
治理结构
也非常重要。毛主席曾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深受启发，特别是早些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发展校友经济，搞“资智回汉”，在报纸上呼唤我和雷军回归（家乡）。我回到武汉，来接机的不是招商局而是组织部长，这让我意识到战略确定后，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执行力
同样至关重要。我曾阅读过一本名为《执行力》的畅销书，它强调了让所有员工理解公司战略的重要性，这对于企业家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至于风险、创新和价值观，这些都是企业运营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价值观尤其重要，它是企业的底线。
回顾过去，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45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参与的企业相对较晚，但“84派”已经走过了40年。去年，我参加了永好企业40周年庆典，没有搞大仪式，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企业家的成熟。
我们不再追求宏大场面，而是更加注重实际。
中国的经济经过45年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英雄豪杰像走马灯一样留下了多少故事，这些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现在，我认为是时候进行总结了。
企业家需要自我总结，将经验体系化
。泰康20周年时，我整理了过去的讲话稿，出版了《战略思维》。厉以宁老师为之作序，强调了我们这一代“在市场中学习，在市场中成长”。
《战略决定一切》和《长寿时代》，这2本书籍是我与企业家们的互动和自我反思的产物。
我在湖畔大学讲课后，撰写了一篇文章《战略决定一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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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我用了三年时间，与我的团队一起精心打磨，最终形成了《战略决定一切》这本书。
它凝聚了我三十年的商业实践、心路历程以及经验教训。
在经济学中，资源的稀缺性是一个核心概念。聪明的人会将这些稀缺资源集中用于核心问题上，这就是战略的本质——聚焦。我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所有资源都应服从并投入到战略中。这是一个经济学原理，即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战略上，这是成功的关键。
回顾中国商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在初期通过多元化迅速扩张，但这种野蛮生长的方式往往缺乏持续的聚焦。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没有持续投资于
核心业务
的企业最终被时代淘汰。
相反，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不断将利润再投入到研发和技术更新中，这正是伟大企业持续成功的原因。
《战略决定一切》我最想跟大家分享，也是封面上的那句话：
战略决定一切，战略聚焦就是最大的效率，所有领域都要围绕战略，所有资源都要服务战略。
商业创新的核心是提供实惠和便捷
吴晓波：
您还提到了商业创新的概念，您认为商业创新不是追求新奇，而是实惠和便捷。您能否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陈东升：
当然。我认为
商业创新的核心在于提供实惠和便捷的产品或服务。
2007年，我预见到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只是时间问题。人寿保险本质上是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因此我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养老金的投资管理。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定位和战略，这正是我们重视养老金投资和管理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既实惠又便捷的解决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商业创新。
吴晓波：
据我所知，泰康好像是中国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
陈东升：
确实，我们投入了最优质的投资团队来管理养老金。尽管当时养老金的规模并不大，但我们的CEO段国圣坚持认为，对于优秀人才而言，无论他们从事何种工作，都应给予相同的薪酬待遇，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
率先模仿的时代已过
当下创新要更注重原创和差异
吴晓波：
在后发优势的背景下，您曾表示要找到全世界最好的模式并将其应用。比如在养老社区方面，您考察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最终选择了美国的模式作为学习对象。
因此，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模仿是否仍然是企业创新的一种方式？第二，对于泰康这样的行业领头羊，前面已经没有对标物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东升：
模仿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一种创新方式。例如，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找到了国际上成功的模式并将其引入中国。但今天，中国经过45年的发展，各行业的领军企业已经形成。在新的领域或细分市场中，模仿可能仍然是一种创新方式，但它不再是主流。创新可以是模仿商业模式、创新机制或客户体系，这些都可以细分考虑。在没有明显对标物的今天，我们需要
更加注重原创性和差异化的创新。
吴晓波：
那么，对于泰康这样的企业，您现在是如何寻找创新的方向和灵感的呢？
陈东升：
对于泰康来说，我们不再只是寻找模仿的对象，而是要成为行业的标杆。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创新路径。我们关注客户需求的变化，利用科技的力量，以及持续优化我们的业务模式，来推动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吴晓波：
您曾认为率先模仿是创新的核心。
陈东升：
确实，我曾说过，美国今天的热门趋势，明天可能就会在中国流行。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一些创新也开始引领全球趋势。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我坚持六个字原则：
“安心、便捷、实惠”。
安心代表品牌、服务和质量，它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础
。
便捷则是指方便性，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此。实惠则意味着不断降低成本，使价格下降。
我认为，任何不遵循这三个原则的创新都是无稽之谈。摩尔定律也是基于这一原理，即在一定时间内成本减半，性能翻倍。
吴晓波：
您提到了摩尔定律，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成本和性能的有趣现象。
陈东升：
是的，无论是能量的增加还是成本的降低，都遵循这一原理。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互联网。例如，移动支付的普及，就是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创新成果。今天，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时会发现，由于不能使用移动支付，他们反而感到不便，这反映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力。
我还非常推崇福特先生，他从屠宰场的流水线作业中获得灵感，创造了汽车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这种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符合“安心、便捷、实惠”的原则。
吴晓波：
您的书提到了
“创新永续”
的理念，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
陈东升：
我在书中分享了我对战略和创新的理解。战略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长远的也是眼前的。没有具体和眼前的实践，就没有抽象和长远的未来。
创新同样如此，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我通过观察和分析，预见到中国将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因此提前近二十年开始布局养老体系。这种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是战略和创新的结合。
企业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吴晓波：
在您的书中，战略是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判断能力，这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同的国家、时代和产业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判断能力。您在书中提出了一种
观察未来的方法论，即长期看人口，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宏观。
我想问的是，面对当前的宏观不确定性，这些宏观波动和突变如何影响企业战略，企业应如何进行调整？
陈东升：
宏观分析涉及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货币流通和国际贸易等。宏观经济是一个动态管理模型，它关注短期问题，而中期关注的是产业结构，长期则是人口代际变化。在
经营企业时，我更关注中观和长期趋势
，尤其是人寿保险行业，它完全是基于人口代际的长期业务。
吴晓波：
您是说您不关注宏观经济？
陈东升：
我指的是在战略层面上，我们
不会过分关注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忽视短期宏观经济。例如，泰康管理着3.8万亿资产，我们必须关注短期宏观经济，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
吴晓波：
对于保险这样的长期业务来说，可能不太在意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但对于服装、家电、房地产等行业，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甚至政治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可能非常大。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应该怎么办？
陈东升：
短期宏观经济波动背后往往是结构性和人口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短期宏观经济，尤其是在资产管理方面。从战略角度来看，企业应该
综合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因素
，以制定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战略。
吴晓波：
东升，您这一代企业家，无论是“84派”、“92派”还是“98派”，甚至是十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都成长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那个时期，你们可以通过模仿、享受增长红利和逆周期调控来发展。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速甚至低速发展阶段，您认为在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战略方法论对中低速发展时期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会有哪些不同？
陈东升：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通俗地说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重要的是，我们从过去的高增长、高收益进入了现在的中低增长、低收益时代。这意味着我们
从增量经济转向了存量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了低速增长，从遍地机会转向了同质化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