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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呼声越高,
一定偏离规律轨道越远
为何我们从未“赢得”学生
“每当媒体开始讨论减负的时候,新学期又开始了”。是啊,“减负”已经成了教育的永恒主题。今年这里出台组合拳,明年那里主打联动牌,还有更多的令行禁止或若干意见。然而,任凭我们怎么努力,“负担”却好像一直在那里。
对于老生常谈的负担趋重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分析出一堆充分的社会外因,比如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新阶层分化后的集体焦虑、校外教育机构的推波助澜。尽管如此,我们也依然在教育内部的有限空间里做着不懈努力,想尽了办法,比如低年级不布置书面回家作业、快乐活动日、睡眠时间调查等,但总是处于“按下葫芦起了瓢”等被动状态。
无论外因还是内因,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
减负呼声越高,一定偏离教育规律的轨道越远
。那么,在“减负顽症”面前,学校教育究竟还可以有作为吗?而在这样的所为面前,政府又该真正为学校做什么?是禁、是堵,还是为学校创造更大的机制与政策空间,让学校释放更大的实践能量呢?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一开学,A学校就给孩子们来了一个“下马威”,不同学科都用试卷的方式测试学生经过一个寒假放松后学习达到怎样的水平,结果平均分为48分,大部分学生不及格。当日回家,孩子们提心吊胆地拿着检测试卷给家长签名,一顿批评(严重点的还会挨揍)在所难免,之后就加入了重复操练、补习班、请家教的“洪流”。这种“一开学就考倒学生”的做法是不少学校老师经常使用的,学生称之为“抽骨头”,老师则认为“这是为你好,可以引起高度警觉,让学生在一开学就进入学习状态”。
不可否认,这种在学校里普遍存在的现象的确是诱发负担加重的原因之一。于是,上海市教委推出禁令“开学两周内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学科测试”。不禁感慨:难道这样这个负担源就掐灭了吗?两周内禁止,那么两周后呢?
另一所B学校同样在开学第一天进行了学科测试,但孩子们走出教室时竟然发出这样的声音:“这节测试不亚于上了一堂十分精彩的课,我喜欢做这样的题,做完之后,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哪些地方不足”。之后几位学生结伴同行,有说有笑:“这门课连测试都那么有意思,这学期就选它了”。老师们说:“在一个选择的时代,想尽办法去粘住学生,让他们产生并保持学科学习的兴趣,哪怕一张试卷都要起到这样的作用。”
用恰当的检测方式在开学初诊断出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起点,通过学生“暴露”自己的学习表现,教师可以精准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设计,这样做原本是有必要和意义的。
像B学校的老师甚至意识到通过诊断,不仅让老师找到学生不同的学习起点,还让学生自己产生自适应学习,更有意思的是一次测试还粘住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极有教育价值的。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是否发现了减负“盲区”?一直以来我们是否总在忽略什么?
是的,学生!在一场场一轮轮减负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赢得过学生。
教育行政部门的思路总是处于抗衡与控制状态,既与外界市场力量相抗衡,又希望锁定学校有限的作为空间,用标准化的竭尽全力换来加减法的负担数据。
毋庸置疑,负担轻重是一种主体感受,且是一种差异巨大的主体感受,更何况这个负担的主体是学生。同样的作业量,这群学生或许负担很重,而那几个却小菜一碟;不同的难易程度,这些学生课堂上就可以完成,而那几个要到晚上10点才想得明白;同样花费了较长的时间,这个说一点也不累,那个却已不堪重负——
任何一个标准化、“一刀切”的,哪怕是折中的减负举措都不可能实现基于个体内在感受的群体效果
。我们只是在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告诉学生们“大人正在为你们减负哦”。
家长没有赢得学生,因为他们迫切期待把“专属于自己的”孩子塑造成让他们长脸的独一无二的“成就”;社会没有赢得学生,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中,从学生成长中牟利才是最大的商机;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学校居然也不曾赢得学生——“难住你”“考倒你”“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样严重违背教育规律的想法和做法还少吗?
没有任何一方赢得学生,我们却在为学生减负,这或许就是长期以来减负始终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吧?当我们暂且不去埋怨家长心态、不去归罪社会转型、不去指责机构猖獗的时候,仅仅从教育或学校内部去反思,教育行政部门思考的逻辑起点是否应该是赢得学生比禁令们更接近于教育规律呢?
减负从来都不是一道加减法的数学题
,即便是减去了量的作业或补课,即便是增加了艺术体育等活动频次,孩子如果不喜欢,依然会感到负担重重。
减负从来不该是一个苦苦追求的目标
,只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其真正的目标是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因自身的兴趣爱好而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
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只有积极导向
学校教育在与学生合作中赢得学生,才可能真正找到教育的规律之路;也只有找到教育规律,才可能真正看到“减负”的微光
。
那么,我们该如何赢得学生呢?
几千年来的社会变革,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社会存在一条定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尤其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感到无奈:
令行禁止,就会出现僵化;权力下放,就会乱成一锅粥。因为担心这句话的“魔咒”,很多时候我们的改革在举棋不定中选择放弃
。
管和放,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诉求:前者是对于建立秩序的诉求,后者是对于打开空间的诉求
。正因为我们对打开空间、下放权力后的秩序缺乏可预期性的判断,因此,一种不稳定感直接挑战了掌控者的权威性,并产生对失控的极大焦虑。
这种源于社会转型、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定律”正在成为教育变革的“挡箭牌”,因为担心失控,所有束手束脚;想要绕开改变,所以寻找借口,时间一长,就成了思维定势
。
然而,
很多事实表明,一管肯定死,而一放不会乱
。或者说那些看起来很乱的现象背后,只是因为不由管理者所掌控而产生的不适罢了。你看,在电商平台上,可以开家小店,可以随便逛逛,还可以进货退货,看起来“很乱”,但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按自己的方式寻找供需对洽却乐得其所,在这样的机制中,赢得了市场、赢得了顾客。再看,新高考背景下必然推动越来越多的高中走上选课走班的改革之路,当变革尚未开启时,我们想象了很多乱象,但事实却是释放出积极的能量,让学生在拥有自主成长权力的同时推动着教育的发展进程,并让学校赢得了学生。一放都没有乱,即便是看上去乱了,有时候也是发展进步的必经之路,更何况这样的放让我们真正赢得了学生。
负担很多时候来源于“攀比”
,由于家长常怀有“减负从别人家的孩子先开始”的心态,往往会出现自己刚报了一个奥数班,发现邻居家的孩子近日报了一门英语,于是就坐不住了,第二天悄悄又去增加了英语,这样孩子的负担自然就加重了。
然而,当孩子走进学校,面对分类分层综合特需等丰富多彩的课程供他选择,开放尽可能的资源让孩子去创造自己的社团和构建专属于自己的学习经历时,那么这一个孩子的课程组合、时空安排、学习伙伴就与那一个孩子的完全不同,也就渐渐降解了“可比性”。
赢得学生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予充分的真选择。
一旦真正拥有了选择权,“可比性”不再,那么孩子就可能从不同的领域中发现自己的擅长或不足,安全且高参与地投入到自己的选择中,成为更好的自己。然而,现实中,大部分学校却不能给予学生要的真选择,绩效考评单一、空间灵活度受限、师资力量不足等枷锁尚无法让学校施展手脚,加上政策的不稳定性,也无法让学校更加系统地自主做出长远设计。
我们走进学校常常会听到孩子们这样做介绍“这是我们的数学(语文、化学)老师”,甚至有的小学生还会热情地说“这是我们三年级的英语老师”,司空见惯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称呼已经不知不觉中把老师割裂成一个“教学科”的,而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人。
这样的“长期暗示”必然带来教师更多地关注到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层面的落实,而忽略了一个完整的成年人与一群完整的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就意味着必然导致教书与育人两张皮
。
在学校赢得学生的过程中,还原教师最真实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既能直接感受到老师的喜好、擅长、本领、魅力,也能清晰地看得见老师的不足,甚至是老师不回避所短,与擅长的学生建立连接。这样的姿态传递出一个信号,老师也有不懂的地方需要求教学生或者需要共同开启探索之旅,这种真实对真实的交往,就可以构建起一种基于信任的对话平台,让学生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情绪的调适,实现不育人无法教书。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埋怨社会机构对学生的争夺,认为正是家长们的“囚徒困境”与社会机构商业利益的联手抢夺才是加重学生负担的重要原因。虽然这是一种给学校带来挑战的力量,
但不得不说如今的社会机构已经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言,对学生需求的精准洞悉、利用先进技术手段诊断学业水平的能力、以反馈-响应的高频率来体现个性化学习的适切度,加上商业资本运作的动力引擎,都让学校在“对手”面前倍感压力
。
然而,机构并没有真正赢得学生,尽管过程中的很多做法外显了学习的规律,但从根本上说其本意与结果都还是以盈利为重,并非以“为每一个孩子终身成长”的育人为目的。这就给了学校赢得学生的绝佳空间。
让学生发现学习的意义,从而逐渐激发出内动力,这既是教育者用专业体现本质的育人境界,也是消解浅表的加减法式的减负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