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学中的功能概念及其目的论蕴含

导言

在穿越荒原时，当我被一块石头绊倒，问：石头为什么在这里？回答是，它一直在这儿。假如我看到一块手表，问：手表为什么在这里？此时，对于石头的回答便不再适用。因为我们在手表中看到了一个目的(telos)和实现该目的的手段，手表的构造恰好“适应了”(adapted)指示时间的目的。这种适应性很难通过随机的方式形成。所以必定存在一位手表设计者，按照指示时间的功能，制造了手表。这是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W.Paley)提出的思想实验，他据此给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1]类似地，生物世界中也存在结构对于功能的适应性或“看似的设计”。例如人类眼睛，其构造如此精妙以至于恰好能够适应观看的功能。因此必定存在一位造物主创造了眼睛让人得以感知光明。

半个多世纪后，达尔文正式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机制。[2]在物种延续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有用的性状，如眼睛可以用来感知周遭环境。拥有眼睛的个体能更好地活下来、繁衍更多同样拥有眼睛的后代。经过代系累积，眼睛就被保留了下来。当我们问，某个生物性状为何存在？对此的回答只需指出该性状的功能，背后的预设是，这个功能有助于生物体的生存和繁衍，被自然选择所青睐。自然选择作用于生命世界的角角落落，不断筛选着对生存和繁衍来说有用的性状。在此意义上，自然选择取代了佩利的设计者，成为生命世界中适应性的来源。然而，这样的“取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并未达成共识。[3]

说某物具有某功能，相当于说，某物可以实现某个目的。功能概念预设了某种目的性。当我们使用功能概念来解释性状的存在时，是取消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复兴了目的论？一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本身没有目的性。作为演化的结果，看似的设计仅仅是看起来如此，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真正的目的。[4],[5]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于生物功能的归属奠基于真实的演化历史，这为生物学提供了自然化的目的论。[6],[7]第三种中间观点认为，目的论思维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假装生物性状具有目的和功能。[8],[9]

现代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不再诉诸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因。然而，生物学中存在许多涉及目的论的陈述。如，眼睛具有视觉功能，蜜蜂的8字舞是为了向其他蜜蜂传递蜜源的信息，等等。如何理解生物目的是生物学哲学乃至一般科学哲学的重要话题。鉴于关于生物目的的争论与生物功能的概念辨析始终相互纠缠，尤其体现在诉诸生物功能的演化解释中，本文将以关于功能概念的争议作为线索，梳理和分析不同功能概念的目的论蕴含，及其与科学解释的关联，也为其他哲学领域关于规范性的自然化问题提供想法。

需要澄清的是，生物功能的目的论蕴含与生物行为的目标导向性(goal-directness)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前者针对生物界的一个普遍特征，即生物性状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契合；后者则关注生物个体的能动性(agency)。许多动物的行为看起来具有目标导向性，但不妨碍我们将行为本身视为生物性状，并据此探讨它的功能。例如，河狸筑坝使巢穴入口的水位提高，这使巢穴不易被发现。该行为既可被看作是河狸“为了”保护巢穴而做出的(由欲望—信念驱动的)行动；也可被看作是自然选择所保留的性状，该性状具有保护巢穴的功能。本文的案例虽不涉及生物的能动性，但本文的论述也适用于探讨动物行为的功能。

一、前奏：生物功能的逻辑分析

上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与功能相关的目的论陈述。这些目的论陈述，与物理学中的科学陈述完全不同。这给以物理学为科学典范的逻辑经验主义进路提出了语义问题。卡尔·亨普尔(C.Hempel)[10]和欧内斯特·内格尔(E.Nagel)[11]尝试运用科学解释的演绎—律则模型给出科学中功能分析的逻辑形式，把功能陈述还原为非目的论的逻辑关系。如果成功，那么功能陈述便仅仅是构成演绎—律则解释的一个经验前提，并不构成一种独特的语义类型。具体来说，他们试图构建一类有效的论证来解释生物性状的存在，其中前提包含了初始条件和相关的功能陈述，结论是某性状的存在。以心脏的泵血功能为例，可构建如下论证：

[论证1]：

初始条件：脊椎动物能够进行血液循环；

生物系统能够进行血液循环，仅当它能泵血；

功能陈述：心脏具有泵血的功能；

结论：心脏存在于脊椎动物体内。

若上述论证成立，我们就用心脏的功能成功解释了心脏在脊椎动物体内的存在。但是[论证1]不是演绎有效的，其症结在于对于功能陈述的理解，亨普尔和内格尔给出了两条不同的解决进路。

内格尔认为，论证中的功能陈述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必要条件，即心脏是泵血的必要条件。如此，论证就成立了：没有心脏就不能泵血，也就不能进行血液循环。所以，能够进行血液循环的脊椎动物必定拥有心脏。换言之，功能语句不过是关于必要条件的断言，因此在科学上没有任何可疑之处。[11]，p.405但是显然，除了心脏，还可能存在可以泵血的其他物理结构，如人工心脏。更一般地说，某个功能可以由多种结构实现(多重可实现)。所以心脏的存在不是泵血的必要条件。内格尔试图诉诸“正常环境”的说法，即在正常环境下，心脏是泵血的必要条件。然而，如何界定“正常环境”恰恰是困难所在。

亨普尔在尝试了必要条件的思路后，选择了另一条进路：将功能语句理解为一个充分条件的集合。[10]，p.313根据经验知识，我们可以给出某类设定下生物体能够泵血的所有充分条件的集合(心脏的存在是其中一个元素)；鉴于脊椎动物能够进行血液循环的事实，可以推出，该集合中的某个元素(如心脏)存在于脊椎动物体内。但从逻辑上讲，存在的也可能是人工心脏。亨普尔承认，我们需要额外的经验知识才能确保论证成立，继而才能确保功能分析的解释效力。[10]，p.314可见，关于功能的逻辑分析面临一个两难：[12]若把功能语句理解为必要条件，则论证前提之一为假；若把功能语句理解为充分条件，则演绎无效。

综上，诉诸功能的科学解释无法被成功纳入到演绎—律则模型中。另一方面，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也不一致。当我们说“心脏具有泵血的功能”，并不等同于说“心脏具有泵血的因果效应(effect)”。因为心脏还有其他的效应，如发出砰砰声，但科学家们不会认为发出砰砰声是心脏的功能。此外，由于疾病或环境条件不同，有些心脏不具有泵血的因果效应，但科学家们仍然会认为泵血是心脏的功能，只是这些心脏是功能失常(malfunction)了。若坚持这一直觉，生物功能的定义需要包含两个规范性面向：功能与效应的区分；功能正常与功能失常的区分。这意味着功能语句无法被演绎地还原为物理性的因果概括。那么，功能的规范性从何而来呢？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来自拉里·莱特(L.Wright)的工作。

二、从逻辑到溯因：选择效应功能

莱特继承了功能归属可以解释性状存在的想法，但不同于演绎—律则模型的理解，莱特强调，功能解释是一种回溯历史的特定解释类型。[13]这类解释的典型案例是有意识的目标导向行为。“如果我们说约翰早起是为了(in order to)学习，我们便给出了关于他(为何)早起的解释。”莱特指出，“这与功能案例相似”。[13]当我们说手机的功能是方便我们快速通话，相当于在说，手机的存在是为了人们方便通话。正如约翰的目标解释了约翰的行为，我们通过援引手机的功能解释了手机的存在。换言之，手机存在是因为它能方便通话。

这里的“因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因果关系，而是回溯手机出现的历史，人们为了方便通话造出了手机，这是手机存在的历史原因。因此，莱特称之为“溯因的”(etiological)分析。[13]国内一般将“etiological”翻译为“病原学的”或“病因学的”。[14]Etiological的原初含义是寻找源头的原因。相应地，专门研究疾病形成原因的医学学科被称为病原学或病因学。但莱特的功能分析不直接与疾病相关，也和具体学科无关，因此本文统一将“etiological”翻译为“溯因的”。在因果关系中，原因发生于结果之前，即手机的存在因果地导致了方便人们通话的结果；在溯因关系中，结果决定了原因的存在，即方便通话的结果溯因地导致了手机的存在。

溯因的功能分析可以把功能与效应(或偶然的用处)区分开来。例如，手机除了可以远距离通话，还可以占据桌子的空间、打扰人们休息等。但前者才是它的功能，这是由手机存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更一般地说，人工功能的规范性具有一个历史来源：有意识的设计者或选择者(通常是人类)在过去赋予人工物的目标决定了现在人工物的功能。正因如此，即便现在的某个手机，由于故障等原因无法正常工作，它仍然具有由过去历史所决定的功能。与佩利的思路类似，莱特的生物功能概念源自对于人工功能的理解。他的功能(包括人工功能与生物功能)分析如下：X的功能是Z，意味着(a)X的存在是因为它做了Z；(b)Z是X存在的一个后果(或者结果)。[13]

莱特指出，(a)条件给出了基于功能归属的溯因解释的形式，(b)条件描述了溯因功能的特点：与毫无理由的随机选择不同，有意识的设计者或选择者与自然选择都是针对某个效应而进行“选择”，记这个效应为Z。若Z是X的一个后果(或因果效应)，那么被选择的对象便是X。换言之，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都是出于某种理由而选择了某个结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一种有意愿的选择，后者是一种自动选择。由此可以给出关于生物功能的溯因定义：某个生物性状的功能是被自然选择所青睐的该性状的一个后果或效应，即自然选择“为了”这个效应而选择了这个性状。因此，莱特的溯因功能概念也称为“选择效应功能”(selected effect function)或SE功能。

回到心脏的例子。根据SE功能理论，心脏的存在具有很多因果效应，但是心脏被自然选择所青睐是因为它能泵血，这历史地导致了现在心脏存在；即心脏的存在是因为它能泵血，所以泵血才是心脏的功能，而不是砰砰声。即便某个心脏，由于疾病等原因无法泵血，它仍然具有由过去历史所决定的功能。如此定义的生物功能，与上述两个规范性的直觉相符，也与科学家实际使用功能概念的用法相符。SE功能的直接后果是为以达尔文主义作为范式的当代生物学提供了一类新的解释类型。不同于演绎—律则的逻辑解释，也不同于寻找物理原因的因果解释，这是一种诉诸生物功能的溯因解释。由于“功能”的语义可被自然化地阐明(即真实的演化历史)，所以功能的溯因解释也是一种合法的目的论解释。

SE功能的提出间接影响了其他话题的进展。在生物学哲学之内，SE功能为生物分类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如科学家将具有泵血功能的生物实体归类为心脏，这使许多自然类也具备了目的论合法性。此外，SE功能也被应用于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道德哲学等对于规范性的自然化分析。例如，露丝·密立根(R.Millikan)[15]和凯伦·尼安德(K.Neander)[7]在莱特的基础上分别定义了所谓的“恰当功能”(proper function)，试图为具有意向性的心理表征给出自然主义的说法。虽然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但这些领域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一般不会质疑SE功能的基本想法，认为它是一个来自演化论的自然科学资源。

然而，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何我们必须通过人类或上帝的选择来理解生物目的，难道前者不是我们理解自然世界的绊脚石吗？回顾佩利的设计论证，其背后的想法是：与石头不同，无论是手表(人工物)还是心脏(自然物)，其构造都非常精妙以至于恰好能够适应某个目的。这种适应性无法通过物理机械过程给出解释，因为自发产生刚好能够实现某目的的物理结构，虽然并非物理上不可能，但概率极小，以至于几乎不可能。不过，某种“选择”过程却很容易达成。因而，作为一类特殊的现象，适应性需要一种目的论解释。但跳出这种思路，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普遍认同如下两个事实。

首先，从被解释项——适应性——来看，生物性状的演化历史往往掺杂了基因突变、随机漂变、中性选择等非自然选择过程。我们所见的适应性并非由一类特殊原因导致的现象，而是由不同演化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性状的适应性高(如人类眼睛)，有些适应性低(如人类阑尾)。没有理由认为，适应性高的性状具有功能，而适应性低的性状就不具有功能；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程度差异实质上对应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石头和心脏存在的历史原因都是物理原因，都可以用物理因果的方式解释。

其次，从解释项——自然选择——来看。虽然达尔文本人通过人工选择来引入和介绍自然选择，但从后续生物学对于自然选择的标准刻画，如理查德·列文廷(R.Lewontin)[16]所总结的自然选择的三个必要条件——表型变异；差别性适合度；适合度可遗传——来看，并不涉及字面意义上的“选择”。针对一个生物种群，根据其表型分布、遗传模式、与生存环境的互动，自然选择机制可以刻画一个有利于繁衍的性状被保留下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完全物理的过程。自然选择本身并不能赋予任何事物以目标。无论从解释项和被解释项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预设或引入目的性。

根据SE功能理论，只有被自然选择所“选择”的效应才是性状的功能。例如，达尔文推测，人类阑尾有助于吃树叶的祖先消化食物；随着人类转变为以水果为食，阑尾就成为一个退化的器官。[17]换言之，人类阑尾在久远的过去因为消化粗纤维的效应被自然选择所青睐，这个效应是人类阑尾存在的一个历史原因；但我们不会说，现在阑尾的功能就是这个效应。一种回应策略是说，SE功能的定义需要追溯最近的演化历史；[18]因为在最近的历史中阑尾的效应没有被选择，所以阑尾没有功能。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追问，为什么过去的历史可以决定现在性状的功能？性状的存在有其溯因的历史，但这和性状现在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SE功能对于佩利思路的延续，也许是传统目的论的遗留。例如，罗伯特·康明斯(R.Cummins)认为，“一旦我们离开人工物，转向自然系统，这种进路就注定失败了……”[12]以康明斯为代表的观点想要为生物功能给出一个基于纯粹物理因果的理论。

三、从历史到非历史：因果角色功能

康明斯指出，无论是功能的逻辑分析，还是SE功能概念，都预设了以下前提：科学中的功能分析是为了解释某项能够行使功能的性状(或器官、机制等)为何存在。然而，这并不是科学家使用功能时想要作出的解释。[12]哲学家们意识到存在一类运用功能概念的合法解释，却没有把真正的功能解释从目的论解释中区分出来。以心脏为例，事实上，科学家在寻找脊椎动物体内有助于血液循环的结构时，观察到血液通过某种泵送运动在动脉中流动。当他们得知心脏可以泵血后，便将心脏与泵血的功能联系起来：鉴于心脏能够泵血，心脏的存在最佳地解释了脊椎动物进行血液循环的事实；因此我们说，心脏具有泵血的功能。

对于康明斯来说，功能的定义取决于系统的某个结构所具有的因果效应，该效应对于系统整体的某个行为或能力有所贡献。在此意义上，某个性状的功能无非是性状在系统中所扮演的一个因果角色，也称为“因果角色功能”(causal role function)，[19]本文之后统称为CR功能。CR功能是一个非历史的功能概念，因而对于生物功能的归属与演化历史无关。回到人类阑尾的例子。根据CR功能理论，在过去，阑尾有助于维持人类的消化能力，因此具有功能；现在，阑尾不再起到这个作用，也就丧失了功能。对比追溯最近的演化历史，CR功能显然提供了一个更符合直觉的说明。

根据CR功能理论，类似第二节中的功能解释论证，不应该从演绎—律则模型的角度看，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最佳解释推理”，其中结论是前提的最佳解释选项。可构建论证如下：[12]，p.749

[论证2]：

前提1：以正常方式拥有心脏的脊椎动物能够进行血液循环；

前提2：某个脊椎动物s在正常方式下拥有一个心脏；

结论：因此，s能够进行血液循环。

对比两个论证，[论证1]中的初始条件在[论证2]中作为结论，而[论证1]的结论则在[论证2]中作为前提出现。这里，需要被解释的不是心脏的存在(延续佩利的思路)，而是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的能力。

对于生物功能的归属旨在解释系统整体的某些复杂能力，康明斯称这种解释为“功能分析”。他认为，科学家对于功能分析的对象选择完全取决于科学家的兴趣。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能力很难通过定律的方式解释，也无法简单给出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原因，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动物体内与血液循环相关的器官和组件及其效应(如心脏具有泵血的效应)如何对血液循环能力有所贡献。这个效应可以进一步通过更小的部分结构及其效应来解释(例如解剖心脏来看心室、血管等如何对泵血有所贡献)；直到研究者满意为止。其中，每层系统中的部分结构，对于系统整体能力有所贡献的效应，便是该结构的功能。因此，功能既是被解释项，也是解释项，即通过微观层面的功能来解释宏观层面的功能。

在康明斯的描述中，研究人员是在进行一种针对机制的还原分析，以此解释他们感兴趣的系统层面的行为。类似的功能分析并非只能适用于生物系统，还适用化学系统、心理系统、社会系统，甚至人工系统等。CR功能的定义不依赖于人工功能与生物功能的类比，其结果却能同时应用到人工物和生物上。在这个意义上，CR功能相比于SE功能更具有理论优势。

然而，规范性面向的丧失是CR功能理论的主要难题。例如，在解释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能力时，心脏的功能是泵血；在解释心电图机在纸上留下心脏跳动痕迹的能力时，心脏的功能是发出电波。在某种意义上，心脏的任何效应都可以是它的功能。其次，对于一个无法泵血的心脏来说，由于它的存在无法产生泵血的效应，也就无法在血液循环中扮演因果角色；根据CR功能理论，这个心脏的功能就不是泵血。CR功能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无法泵血的心脏不应该被归类为功能失常，而应该被归类为没有泵血的功能。[20]，p.76毕竟，某个心脏要么能泵血，要么不能泵血，这与应该不应该泵血无关，即与规范性无关。但主流学界认为，规范性的功能概念仍然是被需要的。

综上所述，关于生物功能的主流进路大致分成两类。SE功能把生物性状的功能与其演化历史相绑定，以区别其他或日常的功能用法。这类功能理论为生命世界的目的性提供了一个来自演化历史的独立基础。CR功能则是通过系统当前的物理因果或机制因果来定义功能。此类理解可将功能解释纳入到因果或机制相关的科学解释类型中，其后果是彻底取消生物目的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生物功能的哲学讨论进入了沉寂阶段。到90年代，由于心灵哲学家对于SE功能的探讨，生物学哲学家开始关注两类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SE功能与CR功能的连接：有机体存续作为目的

正如上文所述，SE功能与CR功能是非常不同的两类概念，很难把其中一类功能直接还原为另一类功能。有些学者持有多元论，支持存在两类不同的生物功能概念。但是，无法直接还原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联系。因此，也有学者强调SE功能与CR功能的相似性或者试图统一两类概念。此外，还有学者直接探讨两者之间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也称为关系论。无论是多元论、统一论还是关系论，它们一方面想要拒斥一种非自然的生物目的论，另一方面想要保留功能的规范性基础。

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Mayr)曾把生物学的问题分为两大类。[21]一类是“如何”(how)问题，如脊椎动物的心脏如何运行？该问题探求的是个体系统的具体机制。另一类是“为何”(why)问题，如为何脊椎动物具有心脏？这类问题探求的是群体的演化历程。CR功能和SE功能恰恰对应了两类问题及其两类解释模式：前者用来回答“如何”问题，后者回答“为何”问题。两类问题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但又相互关联。本节试图梳理多元论、统一论等立场的动机，并说明，此时功能概念的目的论蕴含从自然选择的历史来源转变为了有机体的存续本身。

首先，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所关注的对象是种群，描述的是种群内部不同类型(表现型或者基因型)之间的竞争。若某性状因为某效应被自然选择所保留，那么该性状的SE功能是在类型意义上的说法。以心脏为例，对于某生物个体而言，当我们问，它“为何”具有心脏。诉诸SE功能的回答预设了该个体是被选择类型(具有心脏的类型)的一个成员；对于该类型来说，每个成员都具有相似的SE功能(即泵血)。正是SE功能的类型特征，才能区分个体层面的功能正常与反常。相反，CR功能不考虑演化历史，因此CR功能的归属不需要考虑类型及其成员的区分，只需考虑个体。当我们问，某生物个体的心脏“如何”运行。我们只需考虑这个生物系统的心脏：若这个心脏能够泵血，并对血液循环有所贡献，那么该心脏具有泵血CR功能；若该心脏不能泵血，则它没有CR功能。

上述考虑构成了关于功能的多元论的主要动机。多元论认为，考虑生物学的科学实践，SE功能用来解释生物性状的存在，主要应用于演化论和行为生态学；CR功能用来解释性状如何对系统的复杂能力有所贡献，主要应用于生理学。[18],[19]

其次，对于“如何”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为何”问题的回答。想要解释某类性状“为何”能够保留下来，需要解释该性状“如何”对有机体贡献了适合度(fitness)，即性状如何使有机体能维持并繁殖。仍然以心脏为例，个体心脏的CR功能解释了个体“如何”进行血液循环，进而解释了个体的维持(假设个体的维持需要能够血液循环)；由多个类似个体构成的类型与不具有心脏或不能泵血的个体类型构成的种群，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前者被保留下来。即SE功能解释了脊椎动物“为何”具有心脏。此时，CR功能与SE功能恰好重合。正如莱特的功能分析的(b)条件所述(Z是X存在的一个后果)，泵血作为心脏存在的因果效应之一(CR功能)是构成泵血作为心脏的SE功能的必要条件。

这方面的考虑构成了关于功能的统一论[22]和关系论[23]的主要动机。他们或是强调种群层面的自然选择对于个体层面的生存和繁衍造成的压力，或是强调SE功能可以由CR功能所揭示，或是强调方法论上SE功能的发现依赖于对CR功能的分析。甚至有学者主张，存在另一种功能解释——“存续解释”(viability explanation)。[24]在此类解释中，研究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机体必须具有某个性状才能在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以心脏为例，存续解释想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心脏的存在是脊椎动物存续所需要的。存续解释实际上就是亨普尔和内格尔想要澄清的功能陈述。

可见，当哲学家开始寻找SE功能与CR功能的连接点时，功能的规范性不再直接依赖于自然选择所青睐的某个效应，而是依赖于以适合度为衡量的有机体的生存和繁衍。换言之，有机体的存续本身被作为一个目标，某性状的CR功能若能实现有机体存续的目标，那么该CR功能也就成为了SE功能。二者的重合可以保留规范性的两个面向：心脏(作为类型的心脏)的功能是泵血，而不是发出砰砰声，因为前者才对有机体存续有所贡献。这为功能与偶然效应作出了区分；若某个心脏无法实现该心脏所处有机体的存续目标，那么这个心脏就功能失常了。因此，也为功能正常与失常作出了区分。

然而，这种处理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我们仍然可以问，有机体的存续是真正的目的吗？似乎也可以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机体存续与否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与规范性无关，也没有实在的目的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存续本身就是目的，这也间接为SE功能提供了规范性来源。第三种中间观点认为，将有机体的存续看作是目的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

结语

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曾这样描述生物学中的目的论，“目的论就像生物学家的情人：没有她活不下去，又不想在公共场合被看到和她在一起。”[25]，p.157这种尴尬被迈尔称为生物学中的“目的论两难”：一方面，生物学家坚持使用目的性陈述；另一方面，在主流的哲学叙事中，传统目的论的自然观(如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的设定、活力论等)逐渐被物理因果论自然观所取代。本文对于生物功能概念的分析可得，特定的功能概念承诺了对于功能解释的特定理解，因此对于生物目的持有不同的本体论立场。

以亨普尔和内格尔为代表的逻辑进路尝试将功能陈述还原为逻辑关系，将功能解释纳入演绎—律则模型中，其结果是生物目的的消除。逻辑进路没有成功，因为生物结构及其功能之间并非纯粹的逻辑关系，而是受限于有机体的生理构造和各种层级的生物规律，或者说，受限于“生物可能性”。这一进路的近期讨论则聚焦于功能的模态理论。[14],[26]SE功能延续了达尔文演化论的洞见，将功能定位于真实的演化历史，以此来合法化生物目的。在这种理解下，功能解释是一种独特的溯因解释。虽然SE功能在相关哲学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最近却面临一些重要的挑战。[27],[28]这些工作指出，SE功能实际上无法成功解释生物的适应性。CR功能更关注实现功能效应的因果机制，此想法在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机制主义[29]中得到进一步细化。新机制主义代表之一卡尔·克拉弗(C.Craver)明确引用了康明斯，认为他的工作起到了在科学解释中取消生物目的论的作用。[30]

近期，关于有机体存续是否具有目的性的问题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一方面，结合自创生理论，新兴的自由能原理的支持者认为，像维持内稳态这样的新陈代谢系统，其本身的目的性可以用自由能原理来解释。[31]另一方面，(新)康德主义者试图通过自然化康德的目的论来论证，有机体的自生维持必须预设能动性。[32]-[34]生物目的论仍然是当代科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的重要话题之一，值得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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