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n Mundy
文 | 英格玛•伯格曼
摘自《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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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骚动，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就是 1932 年的夏天
我沉默寡言，对自己和生命的厌恶几乎使我窒息而死。说也奇怪，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不幸的生活产生过疑问——选自《魔灯》第9章
星期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牧师住宅里，正为一些难解的数学作业伤 脑筋。我当时十三岁。恩格尔布雷克特教堂的钟声频频传来，正在举行丧礼。 哥哥去看日场电影了。妹妹因患阑尾炎正在住院。父母和女仆们则在小教堂 参加索菲娅皇后的纪念庆祝会，她是医院的创始人。春天的阳光照在我的书 桌上。只见几位老护士排成一路纵队从索尔赫姆疗养院走出来，穿过树荫， 横越大马路。我不能去看电影，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没做数学作业，而是看《诸 神的黄昏》去了。我十分厌烦，头昏脑涨，就随手在练习本上画了一个裸体 女人。我的素描一向不好。这个裸体女人乳房硕大，阴部也画得十分夸张。
我对女人所知甚少，对性更是一无所知。哥哥时不时隐晦地提到一些， 我的父母和老师则绝口不提此事。我常在国家博物馆和艺术史书中看到裸体 女人。夏天，偶尔瞥见女人的乳房和臀部。缺乏这些常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可以免受诱惑，也不会受好奇心的折磨。
不过，有一个小插曲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父母有一个朋友叫阿拉·彼 德雷乌斯，是个中年寡妇。她是个芬兰和瑞典的混血儿，对教堂事务非常有 兴趣。有一次牧师住宅流行一种传染病，我必须跟阿拉阿姨住几个星期。她住在海滨路一间很大的公寓里，那里视野开阔，能鸟瞰船岛和无数的船桅杆。 街上的噪音不会传入她向阳的、安静的房间，房间里还摆设了很多新艺术风 格的物品。
阿拉·彼德雷乌斯并不漂亮。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走路的样子很 像男人。她常常大笑，笑的时候口水常从嘴角流出来。她的穿着很高雅，喜 欢戴一顶大帽子，只有在看电影时才取掉它。她皮肤细腻，眼睛是棕色的， 有一双柔软的手。她脖子上有各种形状的胎记，身上总散发着外国的香水味。 嗓音像男人一样浑厚。我和她住在一起很高兴，上学要近一半路程。她的女 佣人和厨师都讲芬兰语，她们很宠爱我，喜欢捏我的脸颊和屁股。
一天晚上我准备洗澡。女仆为我放好洗澡水，在浴缸里加进一些香料。 我钻入热水中，觉得舒服极了，简直晕晕乎乎的。阿拉·彼德雷乌斯敲门 问我是否在里边睡着了。我没答话，她就径直走进来。她穿一件绿色浴衣， 进门之后就立即脱下。
她说要帮我搓背。我翻过身，她也进入浴缸，开始给我抹肥皂。她用 一把硬毛刷轻轻擦我的背，然后用她柔软的双手搓洗我身体。突然她抓住我 的一只手，拉过去放在两条大腿之间。当她把我的手指更深地向她的阴道挤 插进去时，我脖子中的动脉猛然扩张。她用另一只手抓住我的小家伙，看到 它突然惊讶和兴奋地勃起。她小心翼翼地拨开我的包皮，然后抹去集聚在生 殖器周围的白色异物。我感到很舒服，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她用强有力的柔 软的双腿把我紧紧拥夹住，不断猛烈地蠕动着，我难以抗拒，几乎陶醉在一 种痛苦的快感中。
我当时八岁，也许是九岁。我和阿拉阿姨在牧师住宅里常常相遇，但 我们绝不谈那件事，有时她透过深度眼镜用暧昧的眼神对我笑笑。这是我们 之间的秘密。
五年后，这个记忆几乎淡忘了，但在后来会变成一种苦乐参半、带有 负罪感、不断重复的场景，大概就像电影里反复循环的画面，是那些憎恨我、希望我遭受折磨和痛苦的恶魔所带来的创伤。 此刻我在蓝色练习本上画了一个裸体女人。阳光照得我暖洋洋的。索
尔赫姆疗养院的老护士们继续走着。我把手伸进大腿间搓弄自己的生殖器。 我解开裤子的纽扣，让涨红的、微微颤动的小家伙挺立起来，它无拘无束， 硕大无比。我继续小心地搓弄。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有点令人害怕的 快感。这时，我又在练习本上画了另一个裸体女人，比第一个画得还大胆。 我为她另画了一根阴茎，剪下来，然后在她的阴部挖了一个洞，把剪下的阴 茎插进去。
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快爆炸了，某种我无法控制的东西将要喷涌出 来。我奔向大厅另一边的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此刻，那种快感已变成一 种强烈的痉挛迅速传遍全身，我先前对我那可爱小家伙的朦胧兴趣，这时突 然变成一种不断的颤动，带来异常强烈的痛苦，冲击着我的腹部和大腿间。 我不知道这股强大的敌对力量要做什么。我用手紧紧地抓住它，它简直要爆 炸。令人恐惧的是，一股不明的液体突然喷射在我手上、裤子上、马桶上、 网状窗帘上、墙上和地板的蓝色地毯上。我恐惧不已，想到自己和我周围的 一切都被自己体内喷出的、从未见过的东西搞脏了。我不知道，也不理解为 什么会如此，我从来没有遗过精，不过，我的难堪来得突然、消失得也迅速。
性欲像一声响雷轰击了我。我依然无法理解，它对我充满敌意，使我 饱受痛苦。我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为什么这身体的深刻变化会来得这样突然， 为什么第一个瞬间就充满痛苦和罪恶感。如果说我们这些孩子对性的恐惧 是潜在的，那么早在育婴室中它就像一种看不见的毒气侵入我们的体内了。 谁也没有说过什么，谁也不提醒我们，更谈不上吓唬过我们。
这种毛病或挥之不去的意念残酷地折磨着我，这种行为又接连发生了 几次，几乎是强制性的。
因为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可以交流，我便去问哥哥是否有相同的经验。 他咧嘴友好地笑着说，他已经十七岁了，和给他补习德语的女教师有着相当不错的性生活。因此，他对我愚蠢的淫秽图画毫无兴趣。他说我如果想对这方面 知道得更多，不妨去读一读家里医学书籍中有关手淫的部分。我确实找了书。 书中的有关叙述用言简意赅的话将手淫称为“自慰”。年轻人易患这种 毛病。应该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抵制这种毛病。经常手淫会导致脸色苍白、盗汗、发抖、眼圈发黑、注意力不集中和失去心理平衡等病症。更严重的是， 这种毛病还会造成智力退化、脊椎软化、癫痫症、昏厥以及早亡。尽管如此， 我仍然带着恐惧和享乐的心态继续进行自慰。没有人可以交流，也没有人可 以询问。我继续警戒和隐藏着我这可怕的秘密。
在绝望中我终于求助于耶稣基督。我问父亲是否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 前一年参加坚信班。父亲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希望通过精神训练和祈祷 从诅咒中获得解脱。就在第一次接受圣餐的前夜，我竭尽全力和心中的恶魔 抗争到凌晨，结果以失败告终。我受到上帝的惩罚，在我苍白的前额正中， 一个巨大的粉刺感染了。当我领圣餐时，又犯了胃病，几乎呕吐了出来。
今天，所有这些看来都很滑稽，但当时我确实生活在痛苦之中。我的 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越来越高，很快变得无法逾越。 撒谎变得很有必要。我的幻想世界也短路了，我花了几年时间，想尽办法才 修复。我当时越来越孤立，感到窒息，简直要发疯了。我在斯特林堡的短篇 小说集《结婚》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戏谑语调中寻找到了一些安慰。他关于共 同信仰的语言是文雅的。那篇关于一个愉快的、生活放荡的人拯救了他高 尚的兄弟的故事真让我释然。我怎样追求女人呢？又怎样占有某个女人呢？ 除我之外，谁都有性伴侣。我这个常常手淫的人，脸色苍白、盗汗、眼圈发黑、 注意力难以集中。
我还瘦弱不堪，耷拉着头，容易发脾气，功课一落千丈，大喊大叫， 招来训斥和耳光。我唯一的避难所就是电影院和皇家剧院上层环形观众席靠 边的那排座位。
那年夏天我们没像往年一样去沃鲁姆斯度暑假，而是去了小谷岛，住 在植被茂密的海湾上一间黄色的木屋里。为了去那里避暑，牧师住宅的成员 已经激烈争吵了好一阵。父亲讨厌沃鲁姆斯、外祖母，以及内陆令人窒息的 炎热。而母亲不喜欢海洋，也不喜欢岛屿与海风，因为海风会吹得她肩膀酸 痛。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忽然不再反对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小谷岛上的 埃克布都是我们度过悠闲夏日的地方。
对我而言，这岛屿给了我许多难以言传的启示。这里有许多夏日游客 和他们的孩子，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的青春少年。他们都喜欢冒险，外表漂亮， 内心残忍。我则满脸疱疹，穿着不搭，说话口吃，还无缘无故地大笑。我 对各种运动都是外行，不敢跳水。当大家游泳时，我喜欢站在岸边石滩上， 大谈全然无用的社会天才尼采。
女孩子们有高耸的乳房、丰满的臀部、诱人的胴体和欢快嘲弄的笑声。 我和她们躺在我闷热的小阁楼里，折磨并鄙视她们。
每星期六晚上在农场谷仓举行舞会，一切都仿佛是斯特林堡的《朱丽 小姐》，夜色中的灯光、激动的气氛、稠李和紫丁香都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小提琴声尖叫着，有人接受邀请，也有人拒绝，有游戏，也有冷酷无情。由 于周末舞会常缺少男舞伴，所以我常常被邀请去凑数，但我不敢碰这些女孩， 因为我马上就会想入非非。我的舞跳得很糟，慢慢地被晾在一边。我感到 痛苦又愤怒，受伤又可笑，害怕又沮丧。青春期的骚动，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就是 1932 年的夏天。
我不间断地读书，常常没有理解其中的内容。但我对作家的调子很敏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笛福、斯威夫特、福楼拜、尼采， 当然还有斯特林堡。
我变得沉默寡言。我开始口吃，还不断咬指甲。对自己和生命的厌恶 几乎使我窒息而死。我驼着背走路，头向前冲着，因此成天挨骂。说也奇怪，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不幸的生活产生过疑问。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安娜·林德贝里和我同龄。我们都是九年级，即进入高级中学前的最 后一个年级。我们的学校叫帕尔姆格伦·萨姆，位于船长街和大副街的十字 路口。全校三百五十个学生都住在一栋舒适却也拥挤的私人建筑里。这里 的老师被认为在教学方法上比一般公立文法学校那些老师更现代、更先进。 其实不然，因为学校的大部分老师还在奥斯特玛尔姆文法学校兼职，它离帕 尔姆格伦只有五分钟的路。
老师同样是些讨人嫌的家伙，同样用那一套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主要 区别也许是我们的学校收费要高得多，其次是男女同校，我们班上有二十一 名男生，八名女生，包括安娜在内。
学生两人共用一张老式课桌。老师的桌子在教室一角的讲台上。黑板 冲着我们。三面窗子外面老是下雨，教室里有六盏无精打采的电灯，外面日 光昏暗，室内也半明半暗。教室墙壁和课桌椅上总是弥漫着湿鞋、脏内衣裤、 小便和汗臭的气味。这种学校简直是一间陈列室，建立在权威和家庭之间的 非神圣同盟上。这种讨厌的倦怠四处弥漫，简直令人窒息。整个学校的状态 是战前社会气氛的缩影，懒散、冷漠、机会主义、拍马屁、恃强凌弱，还有 偶尔闪现的叛逆、理想主义和好奇。但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在社会、学校和家 庭之间弥漫着。处罚是惩戒性的，经常会影响犯错者的一生。教学方法基本 上是体罚、奖励、注入一种有罪意识。老师中有许多人是国家社会党党员， 亲纳粹分子。他们有的是因为愚笨，或因为无法获得学术成果而造成的消沉， 有的是理想主义者，崇尚旧德国，因为那是一个造就“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老师和学生才华横溢，他们思想开放，愿接受新 鲜事物。但这种人不多。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喜欢谄媚、有疯狂权力欲的人。 他还是一个行道会协会的重要幕后牵线人。他喜欢主持每天的早祷，总是悲 天悯人地喋喋不休，说上帝如何怜悯世人，如果上帝每天探望我们帕尔姆格伦学校，一定会伤心不已；他还以死后下地狱受永世煎熬的布道词大谈政治、 交通，以及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的爵士文化。
不做家庭作业、互相欺骗、吹牛拍马、愤世嫉俗、臭屁熏天，这一切 就是我们无聊的日常生活。女孩子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搬弄是非。男孩子 则撕破嗓子乱喊乱叫，他们打打闹闹、踢球、相互抄袭或根本不做家庭作业。
我的座位在教室中间，安娜坐在我斜前方靠窗户的地方。我觉得她长 得很丑。大家都这样认为。她个子很高，长得胖乎乎的，体态难看，乳房和 臀部都很大，很有弹性。她长着灰褐色头发，耳边头发剪得很短。她的眼睛 斜在一边，一只是蓝色，另一只是棕色，她的颧骨很高，厚嘴唇隆起 ；满脸 稚气，端正的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从右眼眉尾端到发际有一条伤疤。每当她 生气哭泣的时候，那条伤疤就变成红色。她双手肥胖，手指短粗，双腿则十 分修长，脚不大，脚背很高，一只小脚趾断了。她身上散发着供女孩和小孩 专用的肥皂气味。她穿着不太合身的棕色裙子，配上粉红或淡蓝色的宽松上 衣。她聪明伶俐，心地善良。有谣传说，她父亲跟一个“不太正经的女人”跑了， 还说安娜的母亲和一个红头发的旅行推销员混在一起。他虐待她们母女俩。 由于她家境不好，所以不必付全额学费。
我和安娜都算局外人。我行为怪异，她长相丑陋。我们没被同学们找 过麻烦或欺负过。
一个星期天，我去卡拉电影院看日场电影时碰见她。我发现我俩都喜 欢看电影，也常常去看电影。相比之下，安娜带的零用钱比我多，所以我 让她请客。渐渐地，看完电影后我就送她回家。她家位于瓦哈拉大街一角， 面向新桥大街，公寓的二层。房子很宽敞，也很破旧。
安娜的房间很暗，是长方形的。房间里塞满了各种家具，一条破地毯， 一个砌瓷砖的火炉，窗旁有一张白色的书桌，那是她祖母留给她的。她的床 是沙发式的，床单和被面上绣着土耳其风格的图案。安娜的母亲对我很友好， 但并不热情。她的外表看起来像她的女儿，但一脸苦相，皮肤泛黄，头发又灰又少，向后梳在脑后结成发髻。只是没看见那位红头发的推销员。 我和安娜开始一起做家庭作业。我带她到牧师住宅，出乎意料的是她
被接受了。可能是她的长相太一般，对我的品行构不成什么威胁。以后她毫 不拘束地到我家里来，星期天与我们共进晚餐，吃烤小牛肉和黄瓜。哥哥总 是用不屑一顾的讽刺眼光看她。她对我家里人的发问回答得十分敏捷大方， 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玩剧场游戏
。
安娜丰沛的良善缓和了我和家里其他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家里人不知道安娜的母亲晚上很少在家，我和安娜去她家里做家庭作业的举动马上发展成一种混乱行为，即情不自禁地在吱吱作响的 床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性体验。
我们都很孤寂、饥渴、好奇，又完全无知。安娜还是处女，碍手碍脚 的，她的床又像吊床那样晃动，使我们难以达到目的。我们不敢脱掉衣服， 只脱去了安娜的羊毛内裤。我们不敢大意，我十分谨慎地把精液射在她坚硬 的吊袜带和柔软的肚皮之间。安娜聪明大胆。她提议我们在火炉前的地板上 再来一次。她说在电影中见过这种事。我们便用了一点木板和报纸生上炉火， 随后无拘无束地脱下衣服。我这次真正进到那神秘之处，安娜尖叫起来，那 一定很疼，但她更紧地抱住我。我尽职尽责地努力释放自己。她的两条腿紧 紧盘着我背部，我更深地插入她那神秘之处。安娜喊叫着，满脸是眼泪鼻涕。 我们互相狂吻着。“我怀孕了，”她轻声地说，“我感觉到自己怀孕了。”她 又哭又笑地说。我突然感到一阵惊恐，试图让她镇静下来。她必须迅速清洗 身体和小地毯。我们的身体和地毯上都沾着血迹。
就在这时候，客厅的大门开了，安娜的母亲走了进来。安娜坐在地板上， 赶紧穿上内裤，将大乳房推进内衣。我随手抓起我的羊毛衫遮住裤子拉链口 上的深色斑点。
林德贝里夫人不由分说先给了我一记耳光。她抓住我的耳朵，拖着我 在房间里转了两圈，然后停下来，又打了我两记耳光。她威胁地对我说，最好不要使她女儿怀孕，否则，出了事我们自己负责。说完，她转身走进她的 房间，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不爱安娜，在我生活和呼吸的世界里没有爱。当然，我童年的世界 里充满了爱，但我忘记了那是什么滋味。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感受不 到爱，对自己更是如此。安娜则不同。她要人拥抱、要人亲吻，要人和她 一起玩耍。她像讨厌、任性又顽皮的玩具娃娃。她老是要说话，有时她很 讨人喜欢，有时则很愚蠢或充满孩子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已有十四岁。 有时上街我甚至不愿和她走一起，主要因为她太胖，而我太瘦，我们俩在 一起显得傻里傻气。
有时候，我在牧师住宅生了闷气，就打她出气，她会和我对打。我们 力气差不多，但我火气更大，因此，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她哭起来，我走掉。 随后我们总是重归于好。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窝被我打得青紫，另一次嘴唇被 打破，她也乐于在学校里展示伤口。如果有人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就说是 男朋友打的。大家都笑起来，因为没有人相信牧师那瘦弱、说话结巴的儿子 能把她打成这副模样。
一个星期天早上，还没做早祷，安娜打电话呼救，说帕勒要杀她母亲。 我火速赶去援救。安娜来开大厅的门。我一进门，嘴上就被重重击了一拳， 向后倒在放雨靴的架子上。那位红头发推销员身上只穿着睡衣和短袜，和安 娜母女俩扭成一团，嚷着要杀了她们，这些背叛最后得有个了结，和一个娼 妓还有娼妓的女儿待在一起让他感到恶心。他突然一把掐住安娜母亲的喉 咙。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嘴巴大张着。我和安娜极力要掰开推销员的手。 最后安娜冲进厨房抓起一把切肉刀，狂喊着要杀了这位推销员。推销员马上 松开手，转身又揍我的脸，我挥拳回击，但落了空。推销员突然一言不发地 穿上衣服，歪戴上圆顶礼帽，穿上黑色大衣，把大门钥匙往地上一扔，扬长 而去。
安娜的母亲为我做咖啡和三明治。一位邻居跑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安娜把我拉进她的房间查看我的伤势。我一颗门牙被敲掉了一小块（当我写 到此事时，我还可以用舌头触到那个缺口）。
我觉得这些事情很有趣，但显得并不真实。我周围发生的这些事像电 影的片断一样，松散地组合在一起，有的难以理解，有的令人伤心。我感到 惊讶的是，我对外部的现实世界并非没有感觉，只是缺少情感的冲动而已。 我的感情收藏在密室之中，并不轻易启动。我的现实世界分裂得太彻底，使 我失去了真实感觉。
我老是想着那天发生在新桥大街破旧公寓里的争吵，因为我记得每一 个瞬间，每一个，包括尖叫声和吵闹声、对面街上窗户的反光、难闻的焦 味和红头发推销员头上腻味的油味，这一切我都全记得，包括每一个细节。 但这些感觉无法同我的情感连在一起。当时是害怕、生气、尴尬、好奇，还 是正好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呢？我并不知道。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关键所在，知道四十年后我的情感才能从被囚禁封 闭的空间中释放出来。我靠关于情感的记忆活着，我非常清楚如何再现情感， 但情感的自然表达从来都无法实现。在我的直觉感受和情感表达之间总有一 微秒的差距。
现在，当我感到自己或多或少有所恢复时，也在想是否有或者会有一 种仪器，能测出有效隐藏在正常外表之下的神经官能症。
在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邀请安娜到小谷岛的黄色木屋里庆祝生日。 她和我妹妹同住在顶楼房间里。早上太阳升起，我叫醒她。我们一起溜到海 湾去划船，我们划过了罗德海角和石门，划过了海湾，直接进入一片静止之 中。闪烁的阳光和来自萨尔特湖的懒洋洋的波浪无声地走着它们每天早晨的路线，从于特岛到道拉岛。 我们回去正好赶上早餐，我的生日庆祝也开始了。我们的背和双肩被太阳晒得发红，嘴唇脱了皮，有股咸咸的味道，眼睛被阳光晃得睁不开。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对方的裸体。
《魔灯》是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写于作者拍摄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宣布结束自己的电影生涯的五年之后。与他的影片同样，本书充满了生动的细节，透露出强烈的内省。伍迪•艾伦称之为“天才之声”。
在这“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学抱负”的作品中，伯格曼以彻底的严肃性，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源头与历程和盘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剧场，婚姻与工作。这又是一部现代《忏悔录》，作者坦陈自己的缺点、恐惧、愤怒，青春期时对于纳粹的迷恋，对于性的痴迷，以及导演工作所带来的别样愉悦。二十世纪电影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在作者回顾自己的生涯时一一重现，他与卓别林、葛丽泰·嘉宝、卡拉扬、英格利·褒曼等同时代人的交往，和对于塔可夫斯基、费里尼等同行工作的评论不时闪耀其间。
《魔灯》这部反传统自传，在记忆中前后闪回，仿佛一幅视角宏伟而手法细腻的镶嵌画，拼贴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乡间的年轻人成长为艺术大师的过程，使读者得以近距离一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