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学者周荫棠先生谈辛亥革命，归结为“士变而非民变”。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以民变为主流，辛亥革命则不然：“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铤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如果说这个观点，令今人别开生面，则得归功于他所使用的两个久违的概念：民变与士变。
民变是一个老词，今天虽有人在用，却也寥寥。前年在书店邂逅李文治《晚明民变》，翻开一看，其初版犹在1949年前。那么今人惯用什么说法呢，正统一点，叫“农民起义”，时髦一点，叫“社会抗争”“群体性抗争”。说到农民起义，不妨啰嗦两句。这是一个含混以至断裂的概念。据杨津涛《不存在什么“农民起义”》，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几乎都不是农民，而是官吏、商人、军人等（唐元鹏《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以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标本，发现三十五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杨幺、杨秀清和萧朝贵——勉强属于农民，而且这三人的地位都不是老大）；农民虽然构成了起义的主体，其参与未必出于自愿；从结果来看，起义并未造福于农民……相比名不副实的“农民起义”，他更愿意使用“民变”之说。
相比渊源有自的民变，士变应出自周荫棠的发明。它的立意，正针对民变而言。二者之别，不在领袖——民变同样可能由士（知识人）所领导，如洪秀全——而在参与的主体，顾名思义，民变的主体是民，士变的主体则是士。
谈及辛亥革命与士变的关系，我们的眼光不妨追溯至革命前六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这在当时，可谓划时代的大事，科举制已经推行了千余年，关乎一个阶层的利益和荣辱，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然而，它所激起的舆论效应，却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激烈。1906年2月12日，莫理循在《泰晤士报》撰文道：“……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中国人的中国》）其实，无论朝野，多少还是有点骚动，或者说异议之声，只不过，主流的声音，纵使不是赞美，那也如严复这般，一面感慨废科举的冲击力：“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占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一面对其损益、利弊不置一词：“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这不是谨慎，而是困惑，严复身在局中，眼前迷雾重重，根本无法预见未来的方向。
废科举的杀伤力，要等到辛亥革命，才见爆发。科举制的消逝，彻底改写了士的政治生态，“学而优则仕”沦为明日黄花，倘若不愿沉浸于哀伤的旧梦，他们必须另辟出路，大体而言，一是留学，二是投军，三是从商，前二者的比重远过于第三者。数年以后，正是留学生和新军，联袂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后世有一种说法叫“清亡于废科举”，清朝之亡，自然不止废科举这一个原因，辛亥革命的发生，亦非以废科举为导火索（若是如此，历史反射弧未免太长了），不过，它们的关系依旧亲密：废科举之变，才是真正的士变，其结果，一是为革命输血，二是为清朝掘墓。
说罢废科举，再来看辛亥革命，何以是一场士变，一目了然。以武昌首义为例。组织者包括三大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加上此前的日知会。这三者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士或知识人：最著名的“三武”，孙武、张振武系日本留学生，蒋翊武欲留学而不得，在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那是革命党的摇篮之一；此外，曾担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也是留学生，相形之下，日知会的领袖刘静庵更接近传统的读书人，博览经史，哪怕困于囹圄，依然手不释卷；就连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三烈士”，刘复基是留学生，彭楚藩因科举制废除而参加新军，大概只有一个杨洪胜，与士无关。
革命的组织者是士，参与者呢，湖北新军与士能有什么关系？这得从其创始人张之洞说起。张之洞练兵，与袁世凯不同。拿招兵来说。袁世凯招兵，除了身体素质，格外讲究士兵的德行，故而有“会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等标准，张之洞看重的则是文化素养：1898年，他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他制定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即“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此后募兵，明确要求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譬如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招兵，入伍的96人中，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当然这与废科举有关。
招兵如此，练兵亦然。张之洞主张“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故此，他先后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将弁学堂、武高等学堂、武普通中学、陆军第三中学、陆军小学堂等，并规定“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这么一来，士兵必然踊跃从学，据说有一年湖北武备学堂招生120人，报名者超过四千。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的校门之上，曾高悬张之洞亲书的对联：“执干戈以卫社稷，说礼乐而敦诗书。”这正呈现了湖北新军文武双全的特色。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主力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军演之后，时人评价，前者“以勇气胜”，后者“以学问胜”。
那么，湖北新军的人员构成，士到底占据了多大比例呢？这实在难以考证，只能推测，我觉得不会低于三成，这里面，大多系读书人投笔从戎，还有一些，属于从军之后，到学堂深造，渐渐转型为知识人。此外还得注意，湖北新军，由陆军第八镇与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组成，相当于一个师加一个旅，共计16104人（1907年数据），其中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超过两千人，同情革命的超过四千人，这些革命者的头脑与眼界，相较同侪，往往先进一步，所以在他们当中，士的比例还要大一点，也许可达到五成。基于此，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源头，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为士变，正可成立。
写到这里，大抵可以证成周荫棠的观点。不过我的目的，不止论证，更在借其论断，辨析辛亥革命的性质与逻辑。必须承认，士变是一个十分精妙的说法，由此名目，可知这场革命，局限于士及其相关的阶层，与民众几乎无关。试举两例。如曹聚仁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所述：“其后两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浙江兰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见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据陈渠珍《艽野尘梦》，武昌首义爆发之时，他正驻军西藏，听到革命的消息，遂策动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出逃，1912年6月前后，奔至青海，遇到一位随左宗棠出关而定居于此的七旬老人：“余询以内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凯为大元帅，孙文为先锋，国号归命元年。’亦道听途说，且误‘民国’为‘归命’也。”可见辛亥革命的话语传播，半年不达民众。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第三节中写道：“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伟大领袖之言，似可一锤定音。作为士变，无关民众，构成了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我曾总结辛亥革命的特征：“这是一场低烈度革命，而非高烈度革命；这是一场城市革命，而非农村革命；这是一场精英革命，而非大众革命。”——同时造就了其限度：肤浅、妥协、不彻底。以此为鉴，后来者学会了以士变引导民变，作为革命法宝。
2017年8月1日
供《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