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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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日子，批传特刊登旧文两篇：赵月枝为《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中文版写的导读《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和吕新雨的《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
让我们一起为卡尔打call！
以下为《马克思归来》导读（下）。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下）
赵月枝
三、谁的马克思？《马克思归来》的局限与中国
正是以上的问题，使我在美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关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通过阐发这一传统，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一以时间为维度的观察上，不得不补充一个以空间为维度的问题：
马克思归来，但是具体在哪
里
落脚？
与此同时，我希望把莫斯可提出的
“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转化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谁的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马克思。就《马克思归来》而言，书中归来的马克思，究竟是谁的马克思，或者说，操什么语言的马克思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
不言而喻，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尤其是当下的金融／网络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今天归来的马克思应该比当年的马克思本人更有全球性。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许多具体分析，不管是基于欧美网络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还是为数不多的有关拉美和中东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遍意义，值得中国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学者借鉴。同时，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这部书的局限
，从而寻找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路径，
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学术殖民主义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洒满了鲜血；今天，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途中，任何教条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都意味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虽然
本文集的作者
来自全世界，而且征文的方式也很广泛和公平，但是他们
全部是学院学者
，而没有《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所囊括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通实践者，如同时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再如1975年参与上海某工厂关于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圆桌讨论的工人。总之，这个归来的马克思是学院派的马克思，而且正如书中不少文章所展现的，还是一个颇有经院哲学色彩的马克思——德国学者彼得
·
鲁德斯的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一文，可以说是这种经院哲学倾向的集中表现。
其次，
这是一个
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
。在本书中，没有涉及任何列宁主义思想和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理论与实践；不仅如此，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还被隐形地看成是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负资产。虽然本书有一篇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它没有任何对20世纪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实践历史的研究。同样，虽然学者们也对在网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以此作为让马克思归来的重要学术路径之一，但是，西方传播学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没有被批判和清算——而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和传播学界的边缘地位，恰恰是与基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概念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诋毁相关，或者是建立在这一学术意识形态工作之上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过清算的马克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位主编在《导论》中套用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不但显得无力和流于口号，而且对伊格尔顿的观点没有任何从新闻传播角度的演绎和深化。仍以彼得
·
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为例，文中一方面展示了宏大的构建普世理论学术雄心，另一方面不但教条化地直言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满足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所应具有的前提和特征”，而且在其有限的讨论中国现状的文献中，赫然包括充满反共色彩
的
张戎夫妇的书。在这里，也从作者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民问题上还停留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西方学者傲慢的声音：你们不配有马克思，你们不配革命。
再次，
虽然这是一次英语学术界全球性征文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来自非欧美国家甚或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学者都非常少
。这不仅仅是地理和人口上的代表性的问题，而且是在视角上的缺失问题。因此，虽然书中有罗迪诺－科罗奇诺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从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文章，也就显得毫不为奇了。英国学者米丽娅姆
·
奥拉格那篇有关中东革命的文章，也因前半部分大量抽象的理论讨论，失去了对中东革命提出更明晰和更全面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播学分析的机会。
第四，也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即使
就西方学院马克思主义而言，本书呈现的也基本上是网络时代的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他们对“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激活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使它更具有政治性，并找到了新的可能的抗争主体；另一方面，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他们对“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片面强调，也隐含了有关民族国家、主权
、
主体性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知识遗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以西方白人（男性）学者为主体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当作网络时代的“革命先锋”和处于“霸权地位”的潜在革命主体
。他们因“生产消费者”的出现而强调消费领域中的剥削和抗争，或者取消生产与消费界限的倾向，也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欧美消费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与此同时，与罗迪诺－科罗奇诺、李
·
亚茨、帕巴罗
·
卡斯塔尼奥、苏斯曼等学者不同（他们有着葛兰西主义倾向，关注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复杂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问题），“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基于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上
的
盲点，以及他们在主体性问题上对民族国家认同、阶级、种族、性别、区域等复杂关系交互性的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知识劳工
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