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第46-64页。点击本文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文章PDF印刷版。
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张璐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实习员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亦进入新旧政治势力、新旧思潮的交接过渡期。美国国内思潮进入新一轮“保守周期”，新自由主义呈现新的反思与调整，源于科技与生产力发展变化而涌现出的新兴思潮，也愈发对其传统政治社会理念产生重大影响。
2024
年
大选进程尤其折射出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诸多重要变化。从其对华竞争战略重点来看，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呈现
进一步强化和长期固化趋势，对华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升；科技思潮崛起与反华利益集团重组将塑造新生态，深刻影响中长期对华战略；对华竞合领域此消彼长，中美“合作”
或将更多地呈现为
以危机规避和管控为主的“消极合作”。中国应立足新的美国之变来看待两国关系潜在风险，立足美国国内新的利益群体和涉华立场重新打造
稳定的合作领域。
政治社会思潮；保守主义；
对
华竞争战略；特朗普政府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虽然个性特征鲜明，但其施政也将受到国内因素的直接影响。在国内因素的分析框架中，除了两党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形势等因素之外，
2024
年大选进程尤其折射出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将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潜在影响。随着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越发深入和复杂，在对华战略竞争与全方位遏制难以根本动摇的背景之下，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新变化将如何进一步塑造
其
对华竞争
战略
布局？这些变化是否会加剧或缓解美国对华负面认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和合作领域将有哪些新变化？在系统分析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变化的基础上，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予以集中探讨。
在堪称汗牛充栋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研究中，关于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如何影响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政治社会思潮原本属于世界政治领域的研究范畴，它与传统的国际关系问题、区域国别问题研究虽有关联但也有较大差别，将之引入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分析框架因而存在天然难度。二是社会政治思潮问题具有相对恒定性，无论就国际社会还是美国而言，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往往需要从较长的历史周期加以分析判断。这与现实问题众多、且近些年急剧变化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演变态势存在明显反差，将两者衔接也有不小难度。三是对于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研究本身也相对偏少，这进一步限制了从该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竞争战略问题。
关于这一主题的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有关选举和国家遭遇重大危机事件时出现的思潮变化。尤其是“从选举看思潮”，是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2012年中期选举“茶党”兴起，到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现象”“桑德斯现象”成为关注焦点；从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的声势浩大，到2020年大选前后“另类右翼”及“新右翼”的发展，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思潮之争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二是有
关重要政治人物所持政治主张、新的战略思想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典型代表是围绕历届总统所代表的“主义”类研究，诸如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里根主义”、奥巴马时期的“无核世界”理念等等，一般均与社会政治思潮问题紧密相关。将之从具体政策上升到思潮层面的研究，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美国思潮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三是有关政治社会思潮与经济问题的关联研究。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角看，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变化无疑是建立在国内经济趋势的基础之上。例如，近年来美国“中产阶层的没落”“乡下人的悲歌”成为研究民粹思潮兴起原因的重要内容。四是有关美国思潮变化对于西方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此类研究注重将美国国内思潮置于西方国家整体思潮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有关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对西方世界带动效应的文章为数不少。西方全球主义的兴与衰、民粹主义的发展，也必然成为研究经济全球化起与落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五是有关美国国内思潮变化如何影响其国际战略观和全球秩序观的研究。比如“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视角，集中探讨美国应多大程度上介入或参与外部世界事务，这也是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社会思潮”一词可以区分为“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两者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但严格来说也有区别。政治思潮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利益，代表各阶级或集团的政治思想、愿望和主张。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动态形式相对集中地表现人们的理想愿望和利益要求的理想倾向”，“是一种群体意识”。就关联性而言，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是在社会思潮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政治思潮形成之后又会影响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
鉴于两者的紧密关联性、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与社会思潮的高度耦合性，本文使用“政治社会思潮”一词概指影响美国的各类“思潮”。由于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涉及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本文采用研究美国思潮的传统区分方法，即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分，作为分析考察当前美国国内思潮之变的基本框架。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表面上看是两位候选人、两大政党的对决，若从深层次看，却是围绕何为美国、如何维护美国利益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价值观抉择，是针对美国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核心政治议题形成的思潮之争、路线之争。如果说分歧、冲突和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反思、调适与重构则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整体图景。具体表现为：美国国内思潮开始进入新一轮“保守周期”，新自由主义呈现新的反思与调整；与此同时，源于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因素的新变化，诸如有效加速主义、科技至上主义之类的新兴思潮，愈发对传统政治社会理念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当前美国国内思潮变化的重要方面。
从历史大周期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主导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两大基本底色，两者在美国国家发展进程中交替消长乃是基本规律。当社会出现大的改革变动时自由主义高涨，随后便出现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每一次自由主义的高涨都会随后带来保守主义的高涨。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思潮基本处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周期性“摆动”之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交替执政。从
2024
年选举周期及其反映的美国社会舆情、政治生态而言，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激烈互博不止，但保守主义主张显然在此次选举进程中占据不小优势。
一方面，特朗普在八年内两次胜选，彰显其保守主张具有重要政治社会基础，开启了保守主义在美国全面回归的新一轮浪潮。
2016
年特朗普“意外”获胜后，英国《卫报》就曾评论称“奥巴马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口气”，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出的重要决策，包括放松枪支管制、取消堕胎权、取消对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权、对外退约退群等，总体上迎合了美国社会对于“政治正确”走向极端化的厌恶，顺应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多数民意民愿，并通过逐步渗透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奠定了推动整体思潮趋向保守化的基础。特朗普在
2024
年大选中再次获胜，更是意味着美国社会中庞大且深层的保守主义力量到达新顶峰。“彻底的红潮”预示美国民众集体“右转”。特朗普赢得全部
7
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在全国普选票总数上也超过哈里斯，实现共和党
20
年以来的首次普选胜利。据《纽约时报》统计，相比
2020
年总统选举，美国超过
89%
的县在
2024
年转向支持特朗普。在前两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来回摇摆，但
2024
年的结果显示所有
50
个州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向右转”。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53%
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未来的政策计划，
59%
的美国人表示对特朗普作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决策有信心，超过一半的人还表示对特朗普的执法和刑事司法、移民以及外交方面
的政策有信心。此次大选后，对特朗普给予“积极”评价的美国人比例高于前两次大选近十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保守思潮内部出现形形色色的极右理念主张，更愈发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推动美国政治社会思潮进一步趋向极端保守。在政治社会思潮整体右转的趋势下，当前美国国内各类保守主义思潮（包括极右思潮）喷涌而出并且日益庞杂，获得更大感召力，包括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圣经带的宗教右翼、反建制主义、反堕胎主义、反移民主义、反穆斯林主义、“新右翼”、“另类右翼”等。如此种种，既具有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内核，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意识对于自由主义议程的强烈抵制，其意识形态变得更为主流化。同时，在此次大选中，美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升温，导致政治环境更加分裂并充满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内心焦虑，与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尤其是“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
）声势显著，成为共和党右翼力推的竞选纲领内核，集中反映了激进保守主义议程的优势地位。作为一种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督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追求在国内外政策中体现宗教与民族的融合特质，在美国社会通过宗教团体、政治保守派等势力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其核心主张强调本国的民族认同与基督教信仰不可分割，主张将基督教信仰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或本民族成员，对其他宗教信仰和文化群体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主张限制移民，以防止美国宗教及种族人口结构的改变和美国文化遭受冲击。《时代》周刊称，白人基督教徒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群体，他们怀有种族不满和仇外心理，甚至支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计
划中最极端的部分，这是“让美国
再次伟大运动”（
MAGA
）中更深层次的
DNA
。可见，民族主义情绪与保守主张的合流，或曰民族主义主张对于保守主义的重塑，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向右转、右翼民粹主义突出的基本态势。保守主张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相互呼应，
对冷战后初期占有强大话语优势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猛烈冲击。在彼得·韦雷克（
Peter Viereck
）看来，“对很多保守主义哲学家来说，民族自豪感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理念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过，民族自豪感只是诸多祖先传统的一脉，并且绝非仅此一家。民族主义不同于保守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只保守人们诸多历史根基中的一项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其他的根基和忠诚（如宗教、伦理和人道）统统让位于民族主义根基，结果便是偏狭的狂热主义”。
此外，美国保守主义回归与国际社会右翼思潮叠加共振，使之更具有国际思潮支撑的背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右翼思潮流变不断向欧洲、拉美和其他地区扩张，世界多个地区出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社会整体右转。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Jair Messias Bolsonaro
）
自
2020
年美国大选以来多次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胜选后，博索纳罗声称希望在特朗普的帮助下重返巴西政坛。有着“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阿根廷总统米莱（
Javier Milei
）
祝贺特朗普在
2024
选举中“大获全胜”，并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回归”，特朗普“挑战了整个政治体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胜选“充分证明上天的力量站在我们这一边”。从
2024
年全球多场选举来看，社会政治思潮向“右”转也成为重要特征：欧洲议会选举几乎成为各种右翼甚至极右势力的造势舞台，法国、意大利等国均出现极右政党持续坐大的局面；日本政坛的政治光谱加快右移，左翼政党势力进一步被削弱；拉美地区右翼民粹势力、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等派别纷纷成势，与西方国家的保守派联动之势凸显。
自由主义思潮的自我反思与新调适，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涨危机使美国开始利用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通常与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政策相联系，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全球化、自由贸易、货币主义和紧缩性政策等，它们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精英沉迷于所谓“美式民主”加“无限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以便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从克林顿、奥巴马到拜登政府，民主党人长期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对内治理、对外维系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不二法宝。
然而，在内外变局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国内治理与国外实践层面都不断碰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我反思由此而生，美国国内针对自由主义的“抵制力量”开始大规模孕育，内部分裂与外部竞争的双重困境在美国内部激起了新的学术反思和政策辩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称“新自由主义是错的”，它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造福富人和强大利益集团，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也未能兑现将人民置于通往民主和自由的安全道路上的承诺，而是带来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企业垄断加强、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危险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等弊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戴维·莱恩（
David Lane
）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和结构性矛盾，它作为资本主义框架维护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世界统治，加剧了对社会的剥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半中心”国家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体系格局，克服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拜登任内在社会政策领域极力推动自由主义议程，但也针对经济衰退和多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对数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反思，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2023
年
4
月
27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布鲁金斯学会以“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为题发表演讲，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他指出，美国在二战后领导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帮助世界多国实现繁荣，而这一旧秩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产生了众多裂痕；如今，美国正面临产业基础被掏空、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危机使清洁能源转型压力剧增、国内经济不平等扩大以及民主制度受到威胁等挑战，难以继续坚守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旧共识”。因此，美国应该通过“新华盛顿共识”将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全球安全议程相结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场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理念和战略实践发生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转型，是对美国过去四十多年一直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深刻反思。面对选举的政治需要，拜登总统及其团队虽然试图调整冷战结束以来指导美国政策的自由主义战略，但他们的尝试显然并不成功。民主党在
2024
年大选中的全面失利，更被视为美国社会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抵制”和“纠偏”，并且也会引发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自我调整。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加之民主党人在此次大选失利后对自身主张的重新校正，则将进一步放大保守主义的声势，围绕移民、堕胎、气候变化等焦点社会议题的政策大逆转或将很快出现。
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此长彼消的同时，新兴思潮的涌现则在史无前例地影响着美国政治社会思潮演变的传统路径。在
2024
年美国大选周期中，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围绕科学技术的思潮和议题日趋多元而复杂。其中既有技术霸权之下的竞争对抗和技术民族主义、反智主义等思潮的“共兴共荣”，也出现了以“有效加速主义”“科技至上主义”为代表的新兴思潮，对选举进程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次大选中，美国科技新贵及其所代表的“有效加速主义”，成为发挥重大影响的新兴思潮。作为科技新贵的代表性人物，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捐款
2.59
亿美元给支持特朗普的竞选组织，不仅显著改变了硅谷精英传统倾向于民主党的政治立场，也使得“有效加速主义”思潮一时风光无限。这一思潮强烈拥护科技发展，认为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奇点，主张利用科技快速推动社会变革，突破传统体制与观念束缚，追求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人类生存；其核心在于借助技术力量实现社会的激进转型，具有鲜明的激进性与前瞻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群体对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渴望。“有效加速主义”在美国科技领域表现显著，如硅谷的一些创新企业和技术极客群体推崇通过快速迭代技术来颠覆传统产业，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激进研发与应用尝试；在经济金融层面，加密货币的兴起与部分基于此的金融创新实验，反映了加速变革传统金融秩序的冲动；在社会文化方面，其影响了年轻一代对未来职业、生活模式的激进构想，推动了如远程工作、零工经济等新型工作生活方式的快速发展。
正如技术史学家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
）所言：“
技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它已成为人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过程及变迁都已深深融入人类意识、社会和政治之中。”
作为具有鲜明科技革命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新兴思潮，“有效加速主义”与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颇有相互成全的态势，并史无前例地由一种边缘化的思想主张成为可能长期塑造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新主流思潮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大力寻求高科技行业的支持，在其胜选后，包括云计算公司
Box
的首席执行官阿伦·利维（
Aaron Levie
）在内的多位著名科技行业人物表示支持与“有效加速主义”一致的立场，特别是在放松管制和技术进步方面。特朗普还宣布任命马斯克领导拟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以“削减多余的监管法规和浪费的开支，为拆解政府官僚机构铺平道路”。“有效加速主义”在加密货币领域（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引发的影响更加具有轰动效应。大选落幕后，受特朗普公开表态放松监管和“亲比特币”的人事提名双重影响，比特币走出
蹿升
行情，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焦点。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