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新政治社会学手册 | 民族国家的形成：权力和文化

PoIiticaI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4-07-23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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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形成：权力和文化

编者按 ：

本次编译的内容是《新政治社会学手册》中第十七章的节选。本章主要讲述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是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中的核心议题。本章介绍了该领域内的几位重要学者的观点思想和潜在不足，其中包括蒂利的财政战争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迈克尔·曼的权力分析和布迪厄的家庭再生产论述。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谨以此以飨读者。

文献来源 ：

Lachmann, R. (2020). Nation-State Formation: Power and Culture. In T. Janoski, C. De Leon, J. Misra, & I. William Martin (Eds.), The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pp. 458-4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108147828.018

民族国家首先在16世纪在欧洲开始形成，在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国家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我们想理解民族国家的形成，我们就需要解释统治者是如何(1)在一块领土上获得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2)使国民相信他们属于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边界内，(3)统治者如何受到以下事件的帮助和阻碍：如战争、发展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过去500年来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浪潮以及官僚化和技术发展所创造基础设施能力。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章中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完整的解释。我在这里的目标是回顾关于这一主题的最著名的著作，确定它们的贡献和局限性。

财政军事模 型：蒂利

对国家形成的最主要解释是查尔斯·蒂利提出的财政军事模型。蒂利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政体从1490年的大约500个国家和类似国家的组织，到1990年整合到仅仅只有25至28个国家。在蒂利的模式中，主动权在统治者手中。一些早期的现代欧洲君主设法击败对手，吸收其领土，并授权现有的、相对自治的地方和区域代表他们征税、集结军队、管理司法和维持秩序。

成功的统治者通过交易，聚集了比邻近政体更多的资本(可用于购买武器和雇用雇佣军和行政人员)和更多的强制力量(武装人员)，然后他们打败了这些政体。统治者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建立联盟和赢得富强国民支持的政治技巧，但更决定性的是统治者在其领土上发现的资本和强制力量的相对集中，而这种集中在欧洲各地有所不同。起初，优势在于资本丰富的政体。佣兵可以比封建侍从团更快地动员起来，而且装备更好。在十六世纪，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欧洲国家体系的紧密结合，使那些能够派遣强大的常备军的国家获得了战争优势；那些拥有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的经济的国家赢得了优势。结果，主导权传给了那些集资本和强制力于一身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和英国。财政军事模型认为国家的形成存在路径依赖。国家一旦走上其特定的轨道，就不会因后来的偶然事件而改变方向。其他学者也遵循类似的路径依赖逻辑，但强调的因素与蒂利不同。

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学者对贵族、教士、城市商人以及向统治者交出金钱、武器和自主权的普通人关注太少。作者的假设是，比国家小的实体无法独立生存，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向谁臣服：自己的国王或入侵的军队。事实上，从属群体是有选择的，他们的反抗往往能有效地抵御统治者的进攻或榨取更好的交易。

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在财政军事模式中增加了偶然性的元素。因此财政军事模型不再仅仅认为官僚化和战争是财政增长的助推器。这一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在分析统治者和国民如何决定在增加或减少税收时采用合作还是对抗的策略。与蒂利有所不同， 统治者权衡了提高税收的好处（可以为可能有利可图的战争提供资金）和国民反叛的风险。

纳税人可以屈服于更高的税收，利用贿赂或诡计来减轻个人的税收负担，或者采取集体行动来推翻加税。如果统治者缺乏计算税负的信息或缺乏足够的人员来征收应得的税款，国民就会逃税。由于国王建立了能够收集这些信息的官僚机构，国民们就不得不要么缴纳所要求的税款，要么进行反抗。可以说，官僚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反叛。

统治者和国民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对方预期反应的信息，来决定是合作还是斗争。虽然过去的经验通常会指导决策，但叛乱、内战和征服战争可能是 "转折点"。如果一个统治者过去成功地提高了税收，那么当他想要或需要打下一场战争时，他很可能会再次尝试，而在击败叛乱后，他将更加积极地提高税收。如果国民能够抗税甚至更好地推翻统治者，那么下一任统治者就更有可能提出或服从国民的要求，在加税和开战的决策上征求他们的意见。

理性选择模型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行动者从一些叛乱，或从一些敌对政体的军事胜利或官僚创新中学习，而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却没有学习。另外，由于此派学者的分析建立在高度简化的博弈基础上，一元化的精英或 "纳税人 "与统一的君主制对峙，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行动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决定统治者建国的战略形式。

佩里·安德森：专制主义的马克思分析

在对资本家如何以牺牲贵族为代价获得权力和财产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谁加强了国家，他们如何完成这一任务，以及为什么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16世纪的欧洲给出了答案。

关于阶级斗争如何影响国家形成，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他的《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将国家的起源置于十四世纪黑死病之后的危机中。在那场人口灾难之后，封建领主再也无法在地方上控制农民。"其结果是政治法律强制力向上转移，走向一个集中的、军事化的顶峰—专制主义国家。在安德森看来，贵族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忠于专制主义君主制，他们依靠专制主义君主制获得从农民那里榨取资源所必需的权力和法律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欧洲贵族 "曾经完全或主要赢得了反抗事业"。

地方化的贵族最初是如何去重组自己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呢？贵族们把权力让给一位领导贵族，通常是已经拥有国王名义头衔的贵族，由他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应对叛乱的农民。贵族联合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能够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是孤立的贵族所拥有的。因此，贵族的集体能力增强了。

专制主义国家最初只是相对于孤立的封建贵族才强大。16世纪，这些君主国中只有少数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国家。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的?安德森的回答集中在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他将其描述为贵族为了维护其集体利益而设计的专制国家政策的无意结果。在资产阶级形成的地方，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国家和资本都通过税收和租金的货币化、出售国家职位、在国内建立受保护的垄断企业和在国外进行殖民投资而增长和获利。安德森解释了东欧和西欧国家以及英法之间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些轨迹体现在庄园内贵族组织的力量，城镇自治的范围，以及军事竞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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