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是传统新闻业在新的技术生产力介入之下的生产关系重组。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以具身化为特征的“第一纬度”的人际传播和以复制扩散为特征的“第二维度”的大众传媒都被重新整合在“第三维度”的数字媒介平台上（Jensen，2012）。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媒体从业者所提供的丰富实践与新闻业所经历的现实相碰撞，成为重新审视新闻业和媒体从业者的转型和发展的契机。
然而，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目前在媒介融合成为“显学”的研究中，很多都着眼于媒介形态改变时媒介的变化，而忽视了人在内容生产过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事实上，融合产生于媒介变化却作用于媒体从业者，当新媒体技术改变了媒介生态，媒体从业者的观念和话语也会对由此产生的媒介变迁发生反作用力。
对于媒体从业者是否是一项职业（专业），学界一直没有达成一致而肯定的看法。Barbie Zelizer（1993）认为，新闻工作的属性更倾向于是一种技艺（craft）， 而不是一种严格的职业。在她看来，媒体工作者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诠释性的共同体。作为一项专业技能的从事者，认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在决定自己职业的意义与价值，这代表着一种掌控自身命运的权威感。然而，科技力量的冲击形成了对传统媒体权威的解构和对个人权威的建构，衍生出的是“取代某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标准赋予个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Taylor，1991）。
Barbie Zelizer（2017）认为，媒体从业者对新闻在地（on the ground）的快速评估和判断反应是决定媒体产品的最核心因素，媒体从业者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事实与报道之间的张力和相关联的冲突，从而形成他们的职业权威，进而影响他们的新闻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媒体从业者当下的职业心态，是本文的逻辑起点。因此，本研究从以下问题入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体从业者如何建构和表述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而认知他们的专业理念和存在价值。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作为内容生产主体的媒体从业者面对融合背景时的首要冲突是什么。通过直面近百名中国媒体从业者，我们力求探寻他们对职业认同感的“在地理解”（local perception），并把这一探寻放在传播技术发展、传媒融合改革和新闻业变迁的历史语境当中，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地勾勒出中国媒体从业者的群体职业特征。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中国媒体从业者在建构职业认同感时，所经历的共识和矛盾可以更多地聚焦于职业化执行过程中对自我权威性的建构与认知。
1.认同感的互动与并行
机构认同、组织认同和群体认同共同架构着媒体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
所谓机构认同指的是媒体从业者对自己所在机构的认同程度。在这一主题下，受访者结合自身的经历以及对其他从业者的观察，得出一组不同机构和同一机构在不同场域下关于认同标准的二元对立。在具体的论述中，又转化为不同新闻机构之间阵营的分野。一是“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在机构认同上的不同，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不同。
尽管在组织属性中，国内所有传媒机构都属于“党管媒体”，每一家传媒机构都有对应管理的党组织，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受访者们仍然会把自己所处的媒体分为“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体制内媒体被认为具备以下属性：受众主要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公职人员，维持日常运行所需的费用主要来自于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拨款（间接财政拨款如特殊的形象广告，广告主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主，广告目的只在于能够获得主管部门的关注，而不在乎市场实际回报）。体制外媒体被认为具备以下属性：受众分散而广泛，分布于不同职业阶层，以非公职人员为主；维持日常运行所需的费用主要来自于直接或间接的市场广告投放（间接的市场广告投放如以媒体为主办方进行的评选或颁奖活动，广告主投放的费用旨在扩大企业知名度，提升营销效果）。
过去四十年里，影响我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型。市场作为一种新兴力量重新型塑了媒介体制，因此，关于当代中国记者——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里的记者——的诸多研究，均采取了“国家一市场”二分法的视角（陈阳，2014）。“体制内外”的不同媒体从业者在对新闻内容制作、新闻生产方式、伦理规范等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造成了话语上的交织和冲突。
B40一直在体制内媒体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他认为，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很低”，“每天都在做一些指令性的宣传报道任务，从中很费力地找新闻点，做得很辛苦，但是作品被认为是‘唱赞歌’，没人尊重。”同在体制内媒体的B13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觉得，在体制内媒体工作很好，“又安稳，又体面”。他表示，自己去很多地方采访都是当地的党政要员陪同，工作很受尊重。他认为体制外媒体的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感会更低，“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不说，经常还要挨批评。”
综合而言，根据访谈，体制内或体制外并不是区分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感维度的有效方式。可以说，在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已经具备了特有属性和刻板印象后，能够接受并符合对应所在机构的新闻价值观的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感更强。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从业者之间也存在认同差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划分方式源自媒介载体的不同。多数受访者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列为传统媒体，而将电脑端网站、移动端软件平台等电子媒介视为新媒体，不过，也有少数受访者将电脑端网站中的商业门户网站和各级政府开设的新闻网站也列为传统媒体。
B30从业时间3年，他的职业轨迹是从北京一家著名都市报跳到了一家门户网站，仍然从事新闻采写。他说，身边很多同事都是传统媒体跳过来的，做的都是很纯粹的新闻。在这里有一种成长的快乐。
B16目前就职于一家新媒体公司。她认为，除了公司性质和原来的媒体不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分别。“在新媒体中严格遵守新闻操守的话，现在实际上比传统媒体有更大的实践空间。”对此她解释说，2018年的几篇“爆款”文章，如《求职者李文星之死》《疫苗之王》《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都出自已经转入新媒体工作的传统媒体人，而这些题材都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因素而难以执行的。
此次访谈的98人中，共有8人从传统媒体转入新媒体后仍然从事新闻工作，他们清一色地表示，在新媒体环境下比传统媒体有更高的职业认同感。“做事认真”“章程合理”“新闻业务气氛浓”是他们给出的理由。
这些受访者道出了职业认同感上的一个新视角。媒介规制是形塑新闻职业环境的重要因素。一旦把媒体融合从宏观背景沉降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去，媒体从业者在小环境中的心理作用就彰显出来了。
“市场化媒体的‘创造性遵从’使得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形塑媒体市场的过程中遭遇文化抵抗，而在全局性体制改革破冰之前，主管部门只能采取局部控制，政令频繁而效率低下。”（赵瑜，2015：58）在一些受访者看来，新媒体因为更加贴近市场而使用的“创造性遵从”，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新闻自由度。这也是受访者认为在新媒体职业认同度更高的原因。
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央厨房”的生产机制，更加注重新闻产品的批量化、高效率产出，在融合背景下，媒体从业者从原先的“信息发布者”成为了融合媒体大生产机构中的某个特定环节，内容生产流程的变化削弱了他们作为生产主体的能动性。
B32现在负责管理所在新闻机构的融合编辑部，他观察现有工作流程后认为，在融合机制下，记者、编辑、多媒体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被分割开来，记者从现场采访回来的素材，拿到“中央厨房”去进行“一次采集、多次生成”，“中央厨房”的编辑和多媒体制作人员再根据素材进行加工，最终的新闻产品无论评价如何，参与的媒体从业者“普遍觉得自己的作用不大，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来料处理。”
SH12所在的媒体率先完成了媒介形态上的融合，从一家传统纸媒变成了电子化媒体。SH12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很忙很辛苦，“但是永远不会再有‘一篇三鹿奶粉’天下闻的情况了。”
当媒体融合背景下媒体从业者与他们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断裂，例如当自己提出的选题被否决、作品被废弃，会产生格外巨大的心理波动，对自己的职业存在感产生质疑，甚至对自己的工作内容产生厌恶或厌倦。
2.权威性：向职业认同的移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展示了受访者对职业认同感的理解，以新闻人话语实践作为考察路径，呈现出多重话语在媒体从业者实践过程中的呈现、交织和拉扯，反映出体制、媒体融合现状、市场等多个力量在新闻实践中的共存，由此看到了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媒体从业者在职业认同中体现出的矛盾、共识和延伸。
此前，物质维度并不是深度访谈实施时重点设计的主体结构，但是在访谈中因为屡屡被受访者提及而成为绕不过去的现实因素。在客观因素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职业选择是由媒体从业者根据主观来进行判定。而在客观因素发生变化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重构职业认同感的因素之一。Vaughan、Lancaster和Scitowsky （1980）在研究中将经济增长与职业认同联系起来，认为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实现更多需求，进而提升职业认同。其中，薪酬和绩效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组织需要员工完成组织目标，创造利润；而员工需要从工作中得到薪酬回报（Compensation）。研究表明，薪酬需要通过影响员工的态度和感受作为中介载体，才能最终影响员工的行为（Williams，2006）。
在访谈中，有11名受访者（11%）表示，即使精神认同不发生变化，由于收入和职级空间的日益逼仄，自己仍然会选择离开新闻业，或者降低认同感。而87名受访者（89%）表示，如果来自精神层面的认同视角没有变化，就仍然对新闻业保持职业认同感，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因此，以认同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精神维度仍然是媒体从业者获得职业认同感的主要因素。
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真实、客观的新闻产品，是媒体从业者与低质信息提供者进行有效区分的边界，又是他们塑造新闻权威的根基，甚至是新闻业本身的合法性所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使得新闻业在现实中丧失了原本在文化权威方面的既有稳定性，因而致使媒体从业者在新闻实践过程中对专业资源、认知权威的控制边界产生偏移，导致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来自新闻业内外的现实威胁。
对于这一变化，从业者有着最直观的心理感受。如果将媒体从业者视为具备主动建构能力的行动主体，放置在与其他社会实体互动的背景下去探究其职业认同感上的变化，就会发现，媒体从业者一直希望在日常新闻生产和专业化操作之间建立关系，将这种关系作为抵御外界挑战的从业边界，并在这个长期而动态地寻找边界的过程中，重塑自身的职业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上的重建更多意义上来自于媒体从业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工作性上的传统和权威。刘海龙（2012）认为，传统新闻职业的一系列困境来自于新闻基本精神与职业化之间的冲突，互联网的开放、多元、交互等特征让这些过去被精心修饰的瑕疵放大了。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媒体从业者作为一个职业类别在融合背景下的存在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