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重庆市档案馆曾公布过106道蒋介石手令，这些手令下达于1939-1944年间，全部与重庆市政直接相关。
由这些手令可以发现，蒋事无巨细，包括马桶的清洗问题在内，都曾过问指示。
比如，1939年3月2日，蒋发现重庆市大小汽车普遍超额设置座位，甚至在汽车之外“两傍附带立人”，于是下达手令，要去市政府想办法进行整顿。因市政府的方案不如人意，半个月后，3月18日，蒋再次下达手令，给出了自己拟订的三条办法：
“第一、（载重）分量应再减少现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准备秤磅，如见有逾量之车，令其卸下过秤；第三、过秤后如有过分之重量，一面处罚，使其过分量之货，不能再搭原车，一面必须觅保取回其原货。如第二次再犯此规，即应充公。”
重庆是战时陪都，驻有很多英美盟国人士。
其市容市貌，在蒋看来关系到国家体面；
且蒋认为，
市容整洁有助于维系民众的抗战信心
。
所以，
贯穿整个抗战
，蒋一直在关注重庆的市容市貌。
比如，1941年，蒋曾就车辆超载问题，替重庆市政府拟出过具体的处罚标准，包括不许破烂、脏污车辆上路、不许车辆外侧攀援载人等。手令要求：
“公共汽车与各公路所行驶之车辆，……
凡破烂与污秽以及尘土久积之车辆，皆应彻底取缔，停止行驶。
叉车旁不许立人附车
，……凡犯有二次以上者，应即将车辆充公，车夫充苦役可也。”（1941年 7月 8日）
“重庆市区内常见有
载重过量之卡车与板车
，并时见
有人站立于汽车或卡车车门之外
。以后此类事件皆应由警察负责取缔，至少应勒令停车改正，或将其车辆扣押，若有再犯者 ，即予其车带物一并充公；如有警察熟视无睹，不加取缔，应予惩处。”（1941年8月29日）
图：1941年2月，日机轰炸后的重庆街头
汽车关系市容市貌，马车自然也是一样。
1942年9月24日，蒋向交通部长张嘉璈、重庆市长吴国桢下达手令，命他们整顿马车行业。
整顿的重点是“车辆不良”、“马匹疲敝瘦弱难堪”。
手令要求主管机关对马夫进行“检查教戒”，督促他们改正让马匹终日工作“毫无脱轭休息”的做法，进而改变“马匹病弱日甚”的现况。
不过，蒋的手令并没有效果（这种事，本身也很难做到）。1943年6月22日，蒋又向重庆市长贺国光下达手令，再次批评了市内的马车问题。
在蒋看来，这些马车“车厢之污秽，御夫之褴褛以及马匹之瘦赢”，实在是“有玷瞻观”，给人极不好的观感。
蒋责备市政府敷衍塞责，不好好办事，在手令中警告他们：
“以后倘再不将车厢保持清洁，马匹挑选精壮，与御夫穿着制服，定将先惩各该主管人员，以戒怠忽。”
1943年12月14日，蒋再次下达手令给贺国光等人，就马车夫吸烟、马车搭乘人数等问题做出指示。：
“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凡行驶于重庆市区内之马车，应
严禁其车夫于驾驶时吸烟
，一面并限定
每辆马车连同车夫在内，只准搭乘五人为限
，否则应严加处罚。”
图：
日军轰炸下的重庆一隅
不独汽车、马车，在蒋看来，警察的雨帽、公共场地的篱笆，国旗的悬挂高度，也同样关系到市容市貌，关系到国际观瞻。
1939年3月18日，蒋向市政府下达手令，批评了现用的警察雨帽的样式和公共场所的卫生处理规则。关于雨帽样式，蒋指示道：
“警察雨帽，必须与雨衣联扣，不准现在之雨帽批带帽上，不成样子。”
1940年5月30日，蒋曾就市内篱笆墙倒塌问题，向市长吴国祯下达手令，
要求倒塌两日内必须完成修复
：
“市内各处倒塌之竹篱围墙，应严令其管户限期修整，如公共场地之竹篱，则应特别坚实，勿使随时倒塌。如见倒塌，应即刻修整，不得逾二日为要。”
1943年4月5日，蒋又通过手令，就市内的国旗悬挂高度作出具体指示，
要求“垂下最低之旗角”距离地面
必须
至少
十市尺。
除了汽车、马车、雨帽、篱笆、国旗，
市内的公厕状况，也是蒋介石关注的焦点。
1940年2月27日，蒋曾指示，防空洞“附近必设厕所”。
5月30日，蒋在手令中为防空洞外便桶的清洗制定了具体办法，要求在“解除警报以后三点钟以内，必须清除洗净”，由市长和警察局长轮流巡查来保证执行。
7月24日，蒋又就防空洞内厕所的启用与关闭规则下达手令，“凡新式厕所，平时应闭锁，非警报时不开启，解除警报清扫后，应即锁闭，平时不开为要”，以保证防空期间能清洁使用。
这些手令的下达，并没有带来蒋期望的结果。1942年3月23日，蒋又在给市长贺国光的手令里，为市内公厕的清洗制定规则，要求清理工作必须“每日早晚两次”。
图：1941年，重庆某处防空洞
忧心战时陪都的国际观瞻，是蒋下达上述手令的关键原因。
不过，手令如此细碎，甚至连“重庆市建筑与道路，必须预留装置地下电线电灯之设备为要”这样的技术常识，也要由蒋来谆谆提醒重庆市政府，则明显有违现代政府权责明晰的运作之道，而与蒋的个人习惯有直接关系，一如蒋的近侍陈布雷所言：
“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
”
事事亲自处理的主要手段，即下发“手令”。
大陆时期，蒋究竟发出过多少手令，迄今尚无确切统计。据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秋宗鼎披露，仅其个人所见：
“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
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满蒋的“手令”者颇多。
比如，1937年的忻口会战，本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因蒋用手令越过阎指挥前线部队，导致阎的“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的“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某些前线部队拿着两份命令，“不知所适，几乎全部错移其地位”。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因此在日记中责备蒋：
“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图：徐永昌日记批评蒋介石“径令太多”（图片引自中研院网站）
久而久之，国民政府前线军事将领也有了一套对付蒋“手令”的有效心得。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曾主管战地情报工作。据他披露：
“黄伯韬……为了躲避蒋介石命令，早晨起来，告诉部下，
如蒋介石来电话，就说军长到师部去了。
电话打到师部，又说，军长到团指挥部去了。
王耀武军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按兵不动的态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传达蒋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
王耀武复电戴笠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
”
唐纵在侍从室工作多年。据他讲，1942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总检讨时，曾有人批评蒋氏手令太多，导致“各部长只知道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事务。蒋在会上回应这种批评，辩解道：
“并没有好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部长参考则有之，正式手令甚少。”
稍后，蒋指示多用“手启”、“手条”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称者，尽量不用。
熊式辉也曾当面给蒋提建议：
“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必躬亲，终必自误”，“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
蒋的回答是：
“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
蒋的日记中，也多有此类话语：
“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
“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图：1961年，蒋介石与陈诚（左）
严格说来，蒋抱怨党内没有人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主政大陆期间，蒋的用人标准，本就一直是重德甚于重才。
1933年4月23日，蒋在日记中自述用人之道，是先“察其心”，再“用其才”：
“绪山谓：（王）阳明用人之法，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是诚吾之药石也，中正勉之。”
退至台湾后，在用人问题上，究竟是以道德为先，还是以才能为先，蒋纬国与蒋介石也曾有过一番辩论。蒋介石主张前者，蒋纬国侧重后者。
据蒋纬国回忆：
“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蒋纬国这句“那就是您”，点出了蒋介石在用人上的困境。
蒋说自己是因为“党内无人”才事必躬亲，但在其他人眼里，蒋的事必躬亲，其实也是造成“党内无人”的原因之一。
曾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将领于达，曾留下这样一段反思：
“革命军积下来一个很不良的习惯，使得革命军很吃亏，其原因可能是委员长因为用的都是（黄埔）学生，把他们从无知的少年训练长大，老是觉得这批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蒋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还看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图：
抗战期间，蒋对军事将领训话
面对质疑，蒋也有自己的“委屈”，他曾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如此说道：
“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外交。
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
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
”
蒋既如此说，下属为了不负失败责任，也往往乐得凡事无动于衷，一切静候蒋的指示，“党内无人”问题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然，蒋也知道自己连便桶清洗次数都做具体指示，实在有失体统。
所以，他曾多次强调，不许下级部门使用手令原文来传达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