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开启你的学术之旅！
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最新人口数据（2015）来看，印度人口总量达到了13.1亿，而按照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印度将在2028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于人口维度而言的从全球“第二”到全球“第一”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印度正在或即将进行超越政府／人们所预期的人口转变。源于医疗卫生及公卫服务提升、营养水平与生存环境改善、老年后续队列体量巨大等造成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6.2岁增加到2015年的67.5岁，并预期在2050年前达到75.9岁），源于避孕药具的可获取性提升、（尤其是女性）初婚年龄的延迟、婴儿死亡率下降等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50年的5.9下降到2013年的2.3，并预期在2050年以前下降到生育替代水平以下的1.88）分别从顶层和底层两个维度导致印度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的增加。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东亚及东南亚区办公室前主任G. Giridhar及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驻印度项目官员K. M. Sathyanarayana 曾对印度系列人口学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这些年来印度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速度是总人口增加速度的三倍多。进一步地，如下方图一、图二及表一显示，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中叶，印度60岁以上及80以上两类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及绝对人口数量都急剧上升，而上述提及的印度老龄情形的诸多变化对于社会文化等层面多元化并异质性极强的印度来说，于当下、于未来都必须要面临人口健康、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挑战；并且上述情形的变化还会深刻地影响人们在老年生命阶段重要的个人抉择，譬如退休、遗产、投资、储蓄、迁移、医保等。因此，继前两期对于印度婚姻家庭相关文献的推介后，本期我们拟推送的主题就事关印度老龄议题了。同时，本期推送还有一点不同于前两期的就是我们将主推一篇更侧重介绍方法本身的文章，即由英国、美国、意大利学者合作于2017年3月发表在美国人口学旗舰期刊Demography上的Eliciting Survival Expectations of the Elderl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ia一文。该文在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老年人常常会基于个人主观估算的寿命来进行一系列重要抉择这样一个背景下，基于印度老年追踪调查（Longitudinal Ageing Study in India，LASI）数据开展了对“老年主观生存期望（Subjective Survival Expectation of the Elderly）”概念的分析和讨论。
言至此，我突然从对于印度的现实及未来关照折回了中国的语境，想起了唐朝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于其暮年之时落泊江湖而依然深切关怀国家安危的心境之语“老年花似雾中看”，剥去此话的政治韵味，将其放到事关老龄的民生维度，恰也是绝妙之语，为此，本次推送的主标题也就形成了。
实际上，诚如我在上期的推送中所讲到的，影视界有很多社会学家般存在的导演，他们会关注于本土社会议题。在印度老龄化的路程上，宝莱坞的一些影视作品也开始触及到了此类话题，比如苏吉特·史卡尔(Shoojit Sircar)于2015年编剧并导演，由上期我曾介绍到的印度老牌艺人阿米特巴·巴强（Amitabh Bachchan），模特出生的宝莱坞美女演员迪皮卡·帕度柯妮(Deepika Padukone)和可能是印度宝莱坞参演美国好莱坞电影最多的演员之一伊尔凡·可汗（Irrfan Khan）主演的电影Piku（Piku是电影中女主角的名字），其借助于印度现首都（新）德里和作为现代印度精神觉醒之地的加尔各答两座城市的物理空间，以公路片的形式探索了印度老人照顾与代际关系的社会学议题。诸君在阅读接下来的推文之外，不妨看看这部电影，以从鲜活并生动的影像层面对印度，对印度的家庭及嵌套其中的代际关系等有更多的了解。
在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群中引入主观生存期望的指标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意义。首先，对于个人而言，主观生存期望比生命表精算出来的预期寿命更具有现实意义。理性生存期望固然精准，但是老年群体在做个人抉择的时候通常会偏离“理性人”的假设。他们不是拿着生命表来做判断，往往会根据主观获得的丰富信息做出更适合自己的抉择。其次，主观生存期望与现实的生存概率密切相关。有大量研究表明，主观生存期望可以显著地预测真实的生存概率(Bloom et al. 2006;Delavande and Rohwedder 2011a; Elder 2007; Hurd and McGarry 2002; Perozek 2008)。再次，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有关主观生存期望的研究比较稀少，而这些仅有的研究还往往聚焦在中青年群体上。相关研究的发现能否推及到发展中国家的老年群体依然是该领域研究的盲点和重点。最后，通常对一个事件期望的测量都是在“非常不可能”和“非常可能”之间让受访者做出选择。然而，主观生存期望通常以期望概率（probabilistic expectations ）的形式展现，它相较于传统的定序测量法而言，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介于老年主观生存期望在中低收入国家引介和研究之重要意义，本期笔者为众位同仁带来了来自Adeline Delavande, Jinkook Lee及Seetha Menon三位学者在2017年3月在美国人口学期刊刊物Demography上发表的一篇优秀的验证性研究Eliciting Survival Expectations of the Elderly in Low-Income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ia.该文以印度老年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1）首先详细介绍了老年主观生存期望在印度本土社会背景下的测量方法以及一系列方法论上的考量，譬如检验了主观生存期望在测量过程中的时期单调性（monotonicity by time ）、假设人效应（hypothetical-person effects ）以及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等；2）其次，为了验证主观生存期望的准确性（accuracy），作者对比分析了主观期望与生命表上的生存概率的差别；3）最后，作者还对老年主观生存期望的有效性（validity）进行了验证，具体揭示了印度老年群体的主观生存期望与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健康因素（自评健康、ADL、生理变量）及消费因素（储蓄、贷款）等变量的关系。无论从文章立意、内容、方法及写作表达等方面来看，该文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下面笔者将萃取精华，以飨读者。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印度老年追踪调查（Longitudinal Ageing Studyin India，LASI）。该数据主要调查了印度老年人口的健康、退休、经济及社会福利等内容。为了涵盖印度人口、经济、健康及文化的多样性，LASI分别在北方的两个省邦(Punjab and Rajasthan)和南方的两个省邦(Karnataka and Kerala)来进行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最终，LASI共收到来自950个家庭的1683份个人问卷，答复率为90.9%，其中超过45岁以上的人口数为1468人。LASI在所有的受访者中随机选择了33%的个人来回答有关期望的问题模块。该模块包含了针对特定年龄的主观生存概率的问题。在531位被选取作答的受访者中，467人的年龄大于45岁及以上，最终构成了该研究的样本。
关于LASI数据更详细的介绍，我们将在后续的推送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先阅读Longitudinal Aging Studyin India: Vision,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一文，该文详细来源信息如下：Arokiasamy P, Bloom D, Lee J, et al.(2012).Longitudinal Aging Study in India: Vision,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Panel on Policy Research and Data Need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Aging in Asia; Smith JP, Majmundar M, editors. Aging in Asia: Findings from New and Emerging Data Initia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
首先调查者会向受访者进行有关生存概率的解释说明。为了便于受访者的理解，调查者会拿出一个装了十个豆子的盘子，然后让受访者去选择豆子的数量。每一个豆子代表10%的发生概率。如果受访者没在盘子上放任何豆子，则说明受访者确定事件不可能发生；如果受访者在盘子上摆满了十个豆子，则说明受访者主观认为事件必然发生。豆子的数量越多，代表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大。
图1. 主观生存期望的询问方法
主观生存期望的询问（见上图一）有三个重要的方法论考量：1）为了检验问题的框架效应，受访者不但会被问到未来时期内生存的预期概率，还会被相反地问到未来时期内有关死亡的预期概率；2）为了检验假设人效应，受访者不但会被问到自己关于生存/死亡发生的期望概率，还会被问到假设和自己具有相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关于生存/死亡发生的概率；3）受访者会分别被问到生存/死亡在1年之内，5年之内和10年之内的发生概率，然后通过对比这三个年份的概率来检验事件是否存在时期上的单调性。
图2. 主观生存期望的概率分布
1. 时期单调性检验
图二描述了主观生存期望的概率分布。该图较好的说明了受访者意识到了随着时间期限的延长，生存期望概率的选择就会发生改变，从而避免了时期单调性（monotonicity violations by time horizon） 。
具体见图二，选择1年后生存概率为1（百分之百）的占比为24%，而10年后生存概率为1（百分之百）的占比为14%。进一步来看，很多前期研究表明当期望概率等于0.5的时候较好地代表了受访者在认知上的不确定性(e.g., de Bruin et al.2000)。由图二可见，1年内、5年期内和10年期内选择生存概率为0.5（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分别为16.22%、19.27%和20.25%，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时间期限越长，期望的不确定性越高。
2. 假设人效应检验
作者假设受访者在回答关于自我死亡预期问题的时候常常具有规避心理，从而使回复率（response rates）较低。因此，该调查使受访者优先回答想象中的10个和自己具有相同人口、经济和社会特征的“假设人（hypothetical-person）”的死亡期望概率，从而提高问卷的答复率。
表1. 自我和假设人的生存期望对比
由表1得知，假设人的死亡期望和受访者自我的死亡期望不具有统计上显著地差异性（p-value >0.05），回复率也没有显著地提高。因此，在进行调查的时候，调研者可以直接询问受访者本身的生存期望。
3. 框架效应检验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 是指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在本研究中，正面框架是生存期望，负面框架就是死亡期望。由表2可知，不同的框架形式（生存或者死亡）并没有系统地影响调查的回复率（p-values >0.05）。然而，从关于生存期望和死亡期望的均值的无配对t 检验的结果来看，在5年内和10年内生存期望高于死亡期望，并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由此可见，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预期内，人们对于负面的架构形式（死亡）更加悲观，架构效应是存在的。
表2. 生存架构和死亡架构的对比
4. 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下主观生存期望的变动
表3 展示了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下主观生存概率的均值变化。其中比较明显的发现包括：首先，再次印证了生存期望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其次，生存期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再次，种姓地位和教育水平越高，生存期望就越高；男性和女性有着相似的生存期望，即使印度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66>6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表3. 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下主观生存期望的分布
5. 主观生存期望与表上生存概率的对比
为了检验主观生存期望指标的准确性，作者将之和生命表计算的生存概率进行了比较。该生命表是基于一项大规模的人口调查项目the 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SRS) 编制而成并由印度政府权威发布(Office of Registrar General，2012).
表4. 主观生存期望与生命表的对比
由表4可以得知，除了在Rajashan地区10年期限的对比之外，其他所有的主观生存期望和表上生存概率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p-values of t-test <=0.5）。总体来看，老年人的主观生存期望明显小于表上生存概率。这说明了老年人对于未来的生存概率抱有普遍的悲观态度。
6. 健康因素和主观生存期望
为了进一步阐释主观生存期望作为重要的健康指标的有效性，作者通过OLS回归分析了一系列健康指标和主观生存期望的关系。这些指标包括主观的健康自评，客观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以及身高、血压、血红蛋白等生物指标（见表5-7）。
表5. 自评健康对主观生存期望的OLS回归
表6. 客观健康指标（日常生活活动、血压、身高）和主观生存期望的关系
表7 血红蛋白浓度和分性别的主观生存期望的回归分析
具体来看，首先，自评健康和3个不同时限内的主观生存概率都具有密切的关联。自评健康越差，主观期望的生存概率就越低。其次，1年期和5年期的主观生存期望分别和ADL具有积极的关联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强，主观期望的生存概率就大。再次，主观生存期望和血压具有负向的关联，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第四，有许多研究表明身高及生命早期的营养水平对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的影响(Bhalotra and Rawlings,2011; Monden and Smits, 2009)。本研究同样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身高和三个不同时期的主观生存概率都具有正向的关联性。第五，有趣的是，女性较低的血红蛋白浓度（<12.0 g/dl）和主观生存概率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然而男性较低的血红蛋白浓度（<13.0 g/dl）和较高的主观死亡期望有密切的关联。
7. 主观生存期望和消费指标
最后，作者进一步探究了主观生存期望和消费指标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老年群体如何在不确定的生存概率下做出相应的经济抉择。作者采纳了两个和消费相关的指标：储蓄和贷款。作者的假设是具有较高主观生存期望的老年人能够拥有较高的储蓄以及更容易去做金融贷款以进行投资。
表8 主观生存期望，显著贷款和储蓄
研究结果发现，1年期的主观生存概率和明显的金融贷款具有正向的关联，并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相比较而言，储蓄水平和1年期的主观生存期望具有负向的关联，和5年期及10 年期的主观生存期望具有正向的关联，但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Adeline Delavande, Jinkook Lee及Seetha Menon三位学者以印度老年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对老年主观生存期望在发展中国家的引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验证性分析。总体来看，老年人能够明确理解生存概率的概念，并且对框架效应和假设人效应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进一步而言，和生命表上的生存概率相比，老年人持有相对悲观的主观生存期望。本研究还印证了前期研究关于社会经济特征会显著影响主观生存期望的结论：较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会增加老年人的主观生存期望，即使在控制自评健康的条件下，该结论也是成立的。该研究还发现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身高、男性较低的血红蛋白浓度以及金融贷款等都和主观生存期望有密切或者一定的关联性。
该研究是第一次在低收入国家使用随机样本对老年群体的主观生存期望进行科学的验证性研究，不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印度老年群体的主观生存期望现状，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由研究结果可知，老年人的主观生存期望受到一系列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主客观的健康指标和消费抉择的影响，这表明了在类似印度的低收入国家中进行主观生存期望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现实意义；其次，主观生存期望的有效验证对低收入国家的老年健康研究引进了重要的概念指标，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贡献；最后，其他类似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对本国的老年主观生存期望加以深入的探究，并且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和因素探析等，这对推动老龄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推荐阅读文献：
Delavande, A., Lee, J., & Menon, S. (2017). Eliciting Survival Expectations of the Elderl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ia. Demography, 54(2), 673-699.
编辑：张柏杨 张亮亮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