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年美国政策环境或与过去两年相比正好相反：财政被动紧缩，货币适度宽松，这将使得美债收益率适度下行，对纳斯达克等资本市场构成一定利好，但这将使得明年美国经济弱于过去2年。
2、24年全球“选举年”，或将对中美、资本市场等形成较多的扰动，全球贸易摩擦亦或将加剧，但最终全年看，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拜登连任，仍是大概率事件。
3、 24年国内地产与楼市“均值回归”过程或强于市场预期，投资、消费、出口等复苏过程或依然将呈现“曲折性前进”的特点。
4、24年是“十四五关键年”，中央财政与产业政策在春季的显著发力将是24年经济最重要的亮点。
5、24年政策在“大刺激”等原则方面的定力，和改革方向的“初心”或依然将显著超市场预期。
6、24年将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元年，其对行业生态的影响将显著超出市场预期，关注券商整合的主题投资机会。
7、24年财政动能切换将拉开大幕，关注公用事业市场化定价改革与地方国企资产证券化提速下的投资机会。
8、不止于AI，大国竞争下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硬科技国产替代将在24年继续深化。
9、24年资本市场风格或延续今年特点，两头配置：侧重防御（高分红、公用事业、黄金、债券），兼顾主题（北交所、微盘指数、科技、券商整合、地方国改）。
10、24年资本市场演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行情，主题为王。
一、
24年美国政策环境或与过去两年相比正好相反：财政被动紧缩，货币适度宽松，这将使得美债收益率适度下行，对纳斯达克等资本市场构成一定利好，但将使得明年美国经济弱于过去两年
23年初，资本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今年将进入降息周期。而我们在23年初的资本市场十大猜想中明确：白宫对美联储态度鹰鸽取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回顾过去百年历史，现任总统谋求连任的“选举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往往呈现鸽派超预期的特点。故当时我们判断：为了2024年拜登“选举年”美联储转鸽，在23年，特别是23年上半年的选举“空窗期”及美国通胀仍在高位下，或将呈现鹰派超预期，以为24年留出空间， 23年美元指数依然将强于市场预期。
就24年而言，要特别注意：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基调相对2022-23年的“互换”：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之所以在高利率背景下维持强势，一个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财政支出在22-23年一直呈现强势扩张。但是，伴随23年十一期间，美国众议院的混乱：民主党支持少数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罢免了此前相对较为温和，且愿意与民主党达成一定程度妥协的共和党建制派议长麦卡锡，而新任议长为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保守派代表约翰逊。
由于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会最大程度地对拜登政府相关财政支出方案形成制约，且不会轻易在任何议案进行妥协。可以预见，美国24年通过任何有力度的财政政策难度都将相对过去两年几何倍数增加，相应地，美国24年大概率处于被动的财政紧缩。
由于24年是“选举年”，叠加当前拜登民调支持率相对不高。在此基础上，美国很难财政、货币同时“双紧”，大概率通过美联储一定程度鸽派对冲财政的被动紧缩。故24年整体美联储将呈现偏鸽，美债收益率大概率在23年已见顶。
但也要看到，由于地缘变局下所谓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而拜登、特朗普为了自己的选举，对美国汽车工人等罢工“涨薪”要求的全力支持，加剧了美国国内工资上涨并使得美国通胀回落速度相对较慢。故本轮美联储鸽派周期与美债收益率下行斜率也或弱于以往“选举年”同期：明年美债收益率大概率呈现缓慢下行的特点，同时，美联储明年将开启降息周期，但全年降息次数或1-2次左右，降息时间大概率分布在下半年选举白热化阶段。
24年美国货币略鸽，财政偏紧或将带来以下影响：首先，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更为直接，预计24年美国经济大概率弱于22-23年，这将对我国出口构成一定不利影响；其次，美联储偏鸽与美债收益率下行，一方面，将对纳斯达克、黄金、新兴市场等全球无风险利率敏感类资产构成一定利好，另一方面，也将我国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空间提供支撑，故明年国内货币政策整体仍将维持合理充裕的基调。
二、
24年全球“选举年”，或将对中美、资本市场等形成较多的扰动，全球贸易摩擦亦或将加剧，但最终全年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拜登的连任仍是大概率事件
在23年初的资本市场十大猜想中，我们指出：由于俄乌等地缘冲突，美国基于稳定全球秩序的需要，中美或将呈现一定阶段性战术缓和的特征，但美国对华高科技等方面的限制仍将强化。23年中美高层频繁磋商，中美元首APEC会晤与美国对华人工智能、芯片等方面限制不断强化，均说明了这一较为复杂的地缘环境。
就24年而言，全球诸多热点地区——美国、俄罗斯、欧洲、中国台湾地区进入“选举年”，市场普遍担心明年全球地缘风险将呈现“惊涛骇浪”的特点。但我们认为，明年“选举年”过程中候选人部分激进选举主张，伴随民调的起伏或将在全年对资本市场构成持续扰动，但最终回眸全年却整体风险不大。因为多数热点区域选举结果较为确定，基本以延续现状为主。
最为重要的美国大选为例，当前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其激进的主张，如其明确表示“若再次当选，将全力着手与中国的脱钩行动”。这或将使得市场在24年下半年，因美国民调与选情的此起彼伏，而担忧特朗普再度成为总统，并开启新的对华关税战、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大选激烈阶段，两党往往为了选情采取对华较为强硬的立场，因此，24年全年相对23年，全球地缘的扰动对市场的阶段性影响或将更大。
同时，考虑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对新能源车、光伏等领域产能“军备竞赛式”扩张，在24年全球需求难以快速增长及“选举年”下各国政党对于所谓“民意”的重视程度提高，预计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间围绕上述产能增加较快的新兴领域，一系列反倾销调查、关税等贸易摩擦相对23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亦要关注这种全球贸易摩擦的增加对于我国部分行业出口可能的影响。
但我们强调，最终从全年来看，24年“选举年”整体很难形成重大地缘“黑天鹅”，原因在于：
在当前俄乌、巴以等方面地缘冲突尚未平息前，美国和西方整体对华态度，仍以稳定中美关系，进而稳定现有全球秩序体系为主，过于激进的对华升级举措出台概率并不高；
更重要的是，拜登连任概率实际显著高于当前市场预期：
第一，从逻辑上看，特朗普的激进主张和行为，无法获得对于大选其决定作用的中间选民和关键州的认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也均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数据上看，尽管当前拜登民调似乎较大幅度落后特朗普，进而容易引发市场担忧。但从历史上看，早期民调一般和大选结果不一致，《华盛顿月刊》就统计，自1976年以来，只有三次大选，选举前一年的早期民调与大选结果差距不大。
从真实选情数据来看，23年以来，美国举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大选指向意义的关键州——弗吉尼亚、俄亥俄等州的议会选举。尽管选前民调，共和党基本都占据某种优势，但最终选举结果民主党几乎在23年所有关键州选举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其真实选情与民调背离的原因在于：
民主党的基本盘（如：年轻人、女性、有色族裔）人数大于共和党基本盘（白人、中老年人、福音派基督徒），但传统上投票率偏低。近年来，特朗普裹挟下共和党主张变得越发激进，这反过来激发了民主党基本盘的投票率：今年以来，上述各州实际选情与民调背离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共和党通过司法限制女性堕胎权方面的激进主张，激发了传统上政治参与率较低的年轻女性选民的投票率。
因此，在目前特朗普大概率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背景下，其激进的主张将激发民主党基本盘投票率，而如果民主党人的投票率拉到和共和党相近的水平，共和党人获胜的可能将大幅降低。故我们认为，2024年“选举年“最重要的美国大选，拜登连任的概率依然很大。这意味着未来5年，美国整体政策框架仍将延续当前偏建制派的特点，美国整体对华外交框架也将延续当前“竞争，但不寻求对抗”的特征：或继续强化在高科技限制、供应链重构等方面的努力，但大规模加征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战”等 “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
就其他地缘风险而言，俄乌冲突的超预期演绎仍然是24年最重要，也是最容易产生重要冲击的地缘风险，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进展。
三、
24年国内地产与楼市“均值回归”过程或仍将延续，投资、消费、出口等复苏过程依然将呈现“曲折性前进”的特点
在23年年初，市场整体认为：疫情放开后，国内经济将呈现强劲复苏态势，部分市场人士甚至认为核心城市会因新房库存较低或将出现房价暴涨。我们在23年资本市场十大猜想展望中明确指出：收入预期的降低将对核心城市地产23年上半年地产产生新的拖累，疫后复苏的整体过程也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加“一波三折”。
就24年国内经济而言，地产形势的研判或是最核心因素之一。相对当前市场的基于今年以来房价下行所形成的低基数和新房库存较低等数据判断楼市与地产24年将企稳相比，我们认为，楼市与地产的“均值回归”是大势所趋，且在24年仍将延续。与地产投资、开发及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这些市场容易形成一致预期的方向相比，核心城市楼市——房价与销售当前仍存在较大的“预期差”：
首先，尽管相对历史最高点已出现一定程度调整，但无论从房价租金比，房价收入比等主要财务估值指标看，当前核心城市房价与全球主流地区相比仍普遍偏高。从资产价格定价理论看，此前支撑国内核心城市房价上述财务估值指标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场将国内核心城市地产看作“成长股”，其背后的成长性主要基于核心城市主力人群收入可以长期维持高增长的假设；如五年前的地产研究报告普遍假设，2025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或超过日本水平。
但过去几年，伴随疫情、地缘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一主力人群长期维持高增长的核心城市楼市成长性假设受到一定程度挑战。从资产定价理论看，高估值成长股一旦核心成长性假设受到挑战，其估值或将面临由泡沫化的成长性估值体系向理性的财务估值体系切换。这种切换对价格的影响可以参考，23年A股市场锂电、光伏等行业在季报业绩仍表现优异下的股价表现。
在此基础上，当前核心城市楼市租金价格的下跌：大学生就业与薪资变化降低了租房市场的需求，同时，在楼市低迷下，房东将更多原本用于出售的“二手房”改为出租，增加了租房市场的供给。基于DCF模型角度看，核心城市租金价格的下跌，将使得分子端现金流预期下降，进而降低核心城市地产财务估值的内在价值。
与此同时，由于当前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挂牌量激增与成交量的低迷，使得楼市流动性明显下降。就资产定价理论看，对于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亦往往要在DCF财务内在估值基础上给予一定估值折价作为补偿。
核心城市地产价格面临的上述三重压力的背后则是：一方面，居民房价预期、收入预期的变化使得诸多潜在买盘观望情绪增加，考虑到24年金融供给侧改革大幕拉开下，买房主力人群收入预期受到冲击，对于地方政府公务员的薪酬体系改革或将通过对这些主力人群的“永续现金流”预期，影响其买房及高端消费意愿。
另一方面，95后、00后等新一代年轻人婚恋、婚育、买房等方面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一胎生育率，结婚率与结婚年龄，“双十一”数据中男性消费崛起等数据所反映的观念变化，使得传统住房市场“刚需”这一概念发生重要变化，“刚需”的变化减少了“二手房”市场潜在买盘量，并使得核心城市楼市重要支撑——“置换链条”开启难度加大。
就政策而言，参考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
24
年管理层对于地产的重心或仍在防风险、城中村改造等“托底”，直接通过“大水漫灌”刺激房价上涨的政策出台概率极低：“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央行行长潘功胜
12
月
4
日在《人民日报》亦撰文指出：“战略上，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24
年楼市的“均值回归“以及
23
年地产企业集中“保交楼”的完成将对明年地产后周期板块，如：建材、家电、家装等带来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
23
年土地出让金的减少以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于地方政府举债的更严格约束，将使得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的力度或弱于
23
年，这些都将使得内生经济在
24
年的复苏过程依然将呈现“曲折性前进”的特点。
四、
“十四五关键年”，中央财政与产业政策的显著发力将是明年经济最重要的亮点
相对地产、地方政府投资、消费等复苏过程中的“曲折性前进”，中央财政与产业政策在24年相对23年或将显著发力，成为托举经济和春季行情的亮点。
首先，根据23年底政治局会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我们预计，在23年10月底万亿国债增发用于水利等工程建设基础上，明年两会前后还会有万亿左右的特别国债，赤字率相对23年也会适当上调。此外，旨在解决核心城市年轻人租房与聚居问题的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房建设等预计亦将在明年显著发力，其涉及的资金规模亦或在万亿级别以上体量。
其次，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明确指出：“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因为疫情、换届、反腐、主题教育等错综复杂的各类因素，“十四五”规划涉及的“新基建”等产业政策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其进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低于市场预期的现象。伴随23年四季度以来，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财政部、科技部等一系列关键部委人事任命的落地，以及此前扰动因素的消退，预计24年各部委涉及“十四五”规划的“新基建”招标采购的落地进度将显著大于过去2年。
从时间上看，由于一般中央财政发力与产业政策招标采购均在春季，两会前后落地较为密集，故我们认为，无论对于资本市场投资机会还是经济亮点，24年均将呈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特点。
从方向上看，“十四五”规划中的“新基建”可归纳为两大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新型数字系统建设。其中，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又可以细分为：电网建设、海上风电等细分；新型数字系统建设可细分为：数字中心（算力）、信创等细分。以上细分相关的主题性机会，建议投资者在春季行情中重点关注。
五、
24年政策在楼市刺激等原则方面的定力和改革方向的初心或依然将显著超市场预期
在23年初的资本市场普遍认为，疫情放开叠加换届完成后，23年全年政策将以持续刺激经济为主，这是很多投资者在23年初认为全年市场将迎来牛市的重要原因。但我们在23年资本市场十大猜想中明确：23年政策将以“安全”“人民性”与经济方面的“积极”并重。
尽管24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亦有降息降准空间。但我们要特别强调，上述政策均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和原则范围内，主要的出发点依然是防风险，至少在24年，部分投资者畅想的“大放水”“楼市大刺激”等所谓“反转型”政策或较难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