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图片来源：搜狗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直觉智慧，言简意赅，但不太交代推论过程，以致容易歧义丛生。直觉智慧应该适度降低抽象层次，与严谨的社会科学语言和逻辑互通。本文以苏轼《题西林壁》诗为引子，举出研究实例，探讨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真实的多重建构，既非单一，亦非无限；真实的整体犹如瞎子摸象，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拼凑而成，其建构涉及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第二，不管是国际传播或是新闻史，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必须互相渗透，从沟通对话中获得互为主观的同情了解。第三，社会科学及传播研究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要能见树又见林，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故必须捕捉时间（历史）与空间（全球）如何影响事物的“常与变”及其变化的“同与异”。
【关键词】直觉智慧 社会真实的建构 局内人／局外人 国际传播 新闻史
一、前言
做学术工作总会碰到奇特的“书缘”，譬如终生难忘的“友缘”。这种书和朋友不必多，但得到了就一辈子受用。 早年求学时期，邂逅了米尔斯（Mills， 1959）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明白了自己想做怎样的学者，从而建立学术风格与研究旨趣。米尔斯强调，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与公共议题，而且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放在历史（时间）的视野和全球（空间）的架构中考察。他还细致地刻画了学者的生活方式、治学的态度，以及开拓想象力的各种方法，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学术研究的艺术境界。当时我正在摸索学术门径，米尔斯不啻提供了一副指南针：原来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个同心圆内，由内向外扩张，连成一脉，个人的心路历程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
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纵横自如，超越学科窄框，却又论理严谨，证据丰富。我曾自许要发展深刻的问题意识，从远处大处着眼，并发展各种组成的环节与细节，以期以小见大，并愿意承担社会伦理与学术责任。我的学术生涯一直在国际传播的领域摸索。 近十几年来，我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旨在探讨如何从在地经验彰显和接通全球视野，一方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一方面又能提升到普遍性的理论，庶几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Lee， 2015）。此外，我也对新闻史——特别是民国报刊——发生兴趣（李金铨，2008，2013a）。
我自1978年开始教研工作，一路走来，到明年退休时整整满四十年，好像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这四十年，大概有一半时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一半时间在香港。因为工作环境的需要，我使用英文写论文的机会竟比中文多得多。我整理了过去十年陆续用中文发表的关于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论文，准备结集，以《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为题出版，为的是给退休留下一个纪念。在编辑的过程中，深感学海无涯，而个人的生命与才情有限，体会到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思之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这篇文章允为该书的导读。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缘。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有幸参与了媒体与传播系和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2005年开始，无心插柳柳成荫，更创立了“中国大陆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到访项目”，至今已有两百多位学者参加，遍布大江南北各重要高校。他们是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中坚队伍，有的已成长为学界翘楚。我从《论语》的“友多闻”取义，名曰“多闻雅集”，象征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所成立的朋友圈，彼此互称“多友”。多友们熔友谊和学术为一炉，已蔚然形成一所风格独特的“无形学府”（invisible college）。2015年暑假“多友会”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举行，我应邀发表主题报告。这篇文章是病中根据当时的报告录音勉力扩充而成的。
二、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
我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又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常常思索如何才能彼此融会贯通。这是必经之路，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慢慢摸索，累积了一些感想，不妨在此提出来抛砖引玉。
中国的人文传统注重直觉的智慧，经常寥寥数语下一结论，充满了洞见，令人豁然开朗，却不太交代推论的具体过程。宏观思考喜欢刻画大轮廓，较少有细部的理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直觉的智慧包含的经验丰富而深刻，例如从《论语》抽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必用抽象逻辑的推演，一般人便了然于心。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传统。不过，直觉智慧的缺陷在于有些话说得太过精简，往往话中有话，意在言外，甚至互相矛盾，亦未可知。
倘若将学术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尖当是智慧，塔底是基本材料，社会科学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建筑。现代社会科学是靠概念、逻辑和证据三部分有机的结合，每篇文章有论旨、有推理、有证据，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一方面，我们把林林总总的材料，用概念化赋予秩序，提升它的抽象度到中观的层面。没有概念化的工作，材料就像羽毛乱飞，整合不起来；一团毛线看似纷乱，要是找出线头，便可以理顺秩序，而这个线头就是概念化。一方面，应该适度降低智慧的抽象层次，一层一层明白地解剖，透过严谨而细致的论证，步步推理，严谨有序，不能随意跳跃，最后用证据证伪或证实，判断论旨是否站得住脚。
我们不妨引用中国人的话语（包括成语、格言、诗词或经典）来阐释治学心得。这些文化瑰宝总结民间智慧，描写人生经验，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三言两语，尽得风流。中国文字崇尚简约，意象丰富，朦胧最美，称得上最富诗意的语言，而诗无达诂，解诗人可以驰骋想象力。但以中文写起硬邦邦的法律文件，却暴露出它的逻辑结构不够严谨。传统上，中国的政令和法律习惯于宣示一些抽象的大原则，然而根据这些原则所制定的施行细则却不够具体而精确。中国人的话语又常常讲得太精太简，语焉不详，再加上只借助直觉，而不诉诸严密的逻辑推理，难免歧义横生。许多话语背后，甚至出现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话语，令人纳闷而无所适从。回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普遍伦理原则是颠扑不破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可能两全其美；反之，“己所欲，施于人”的命题，有时成立（兼善），有时不成立（霸道），端看各种条件与情况而定，未可一概而论。
中国人文经典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这种“道可道非常道”、意在言外的空灵玄妙之意境。但社会科学所道（articulate）者，不是“非常道”，而是可道之“常道”，而且意在言“中”，不是意在言“外”，总是力求明白准确，减少争辩或误解的空间。所以，社会科学严谨的逻辑足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谜团：首先，剥解话语的层层意思，缩小并明确其语义，语义的维度具体化以后，比较不易歧义丛生；其次，确定不同话语的局部适用范围，使它不能漫溢到范围之外；最后，裁断并安顿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简言之，设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成语、预设、论述），必有三种可能的逻辑关系，三者必居其一：或两说互相排斥，若甲说对，则乙说必错，反之亦然；或在不同的语境或条件下，两说俱言之成理；或两说互相支持，唯解释力不同，以其中一说为主，另一说为辅。
我始终觉得，一流的学者必有一流的直觉，他们透过长期的耕耘获得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不仅嗅得出问题的重要性和精微处，而且有能力把这种直觉转化为社会科学的语言与思维方式。中国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是可以互通的。互通成功与否，取决于三种特性：一是叙述性，概念能够准确描述民间话语和经验实践；二是解释性，概念层次井然，刻画复杂的面相，推断因果关系，并赋予意义；三是普遍性，从具体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跟西方的学术平等对话。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重要的贡献。
社会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道路崎岖。传播研究尤其年轻，尚未定型。向西方学习是必经之路，但在此关键时刻，必须趁早提醒自己：一方面追求专业的严谨规范，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划地自限的陷阱，以致异化为技术化、碎片化、孤岛化的窠臼。理论范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深刻反省哪些对母社会与母文化是适合的，哪些是不适合的。最后，一方面也要超越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一方面要警惕“义和团”式的学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而要切切实实发现真问题，拿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重大业绩，回馈给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圈。等到哪天我们有这样的实力和业绩，便足以和西方平等对话。这是一条漫长的学术道路，必须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三、 社会建构：国际传播与新闻史
我想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引子，说明我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传播研究）的一些看法。这首千古名诗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无穷的审美意象。这个审美意象竟暗合了社会科学的逻辑意蕴，通透而具体，实在是中国直觉智慧的极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以此出发，我准备探讨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有没有绝对的真实？第二，局内人与局外人观点的互相渗透；第三，常与变，同与异。这三个问题其实息息相关，浑然密不可分，勉强分开来只为讨论的方便。
（一）多重真实的建构
我先从苏诗第三句讲起。“不识庐山真面目”，然而什么是“真面目”？中国国画往往写意多于写实，人们看庐山是重意抑或重实？要是庐山的“实体”可以完整而全面地呈现，有谁得而识之？西方哲学经常设定上帝为真知和全知的造物主，以此论断人类的有限性，从而建立各种理论论述。佛教也说，佛陀觉己觉人，超脱六道轮回，而众生执迷不悟，因贪嗔痴而无明，观看事物和体验人生直如“瞎子摸象”，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质。“瞎子摸象”的故事出自《长阿含经》第19卷，记叙十分生动：
……时，镜面王即却彼象，问盲子言：“象何等类？”其诸盲子，得象鼻者，言象如曲辕；得象牙者，言象如杵；得象耳者，言象如箕；得象头者，言象如鼎；得象背者，言象如丘阜；得象腹者，言象如壁；得象髀者，言象如树；得象膊者，言象如柱；得象迹者，言象如臼；得象尾者，言象如絙。各各共诤，互相是非，此言如是，彼言不尔，云云不已，遂至斗诤。时，王见此，欢喜大笑。尔时，镜面王即说颂曰：“诸盲人群集，于此竞诤讼，象身本一体，异想生是非。”
在这个故事里，镜面王是大彻大悟的佛陀化身，具有直观世界本真的神通，故曰“象身本一体”；但众生凡人犹如诸盲，没有这种神通，摸到象的一小部分（鼻、牙、耳、头、背、腹、髀、膊、迹、尾等），便自以为是大象的全貌（如曲辕、如杵、如箕、如鼎、如丘阜、如壁、如树、如柱、如臼、如絙），于是争讼不已，乃至“异想生是非”（张冀峰，2016）。看“庐山真面目”譬如瞎子摸象，即使庐山有完整的物质存在（material existence），人们的感官和认知受到严重的局限，不管身处山内或山外，观察到的图景永远是局部的和片面的，而无法窥其全貌。纵然借助最新的科学仪器，例如卫星定位和航空拍摄，也必然牵涉角度和位置的问题，横侧歪斜，远近高低，都会影响取景的不同。
这里先举一个国际传播的研究案例，庶几赋抽象的阐述以具体感。2017年恰好是香港主权回归20年。1997年香港回归，允称举世重要的“媒介事件”，吸引了数千名各国记者前来采访。当时，我和同事陈韬文、潘忠党以及苏钥机深度访问各国记者，并对他们的报道（包括报刊和广播电视内容）做了详尽的话语分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归纳其“意识形态束丛”（ideological packages），进而从新闻视角联系到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Lee， Chan， Pan & So， 2002）。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记者感兴趣的是中国，而不是香港。新闻报道占据各种光谱，形成一场意识形态的话语角逐：
中国强调，香港回归雪洗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民族耻辱，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及其高瞻远瞩的“一国两制”政策，香港回归成为可能。（冷战期间，香港是中国对外的主要窗口，它能够保持现状，是因为毛泽东订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方针。）香港和台湾的报道以“文化中国”冲淡“政治中国”的调门。
英国媒介缅怀昔日帝国的荣光：英国打下良好的基础，香港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国际都会和金融中心，这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的故事”。但报道绝口不提鸦片战争，反而讽刺香港的难民源自动荡的中国。英国建构的话语，完全符合它离开殖民地时一贯的口径——“我们给世界带来文明”——正是萨伊德（Said，1993）所揭橥的典型“东方主义”。
美国报道惋惜“东方之珠”送入“虎口”，英国人离开以后，唯美国有力量和道义责任挺身护卫香港的“自由民主”与生活方式。美国既非宗主国，凭什么干预香港事务呢？没有别的，就是国际霸权的意识形态在作祟。
澳大利亚的报道呼吁要采取独立于华盛顿和伦敦的外交政策，但易说难行，媒介报道充满了反对中国的偏见，几乎与美国无异。此外，大量香港移民进入加拿大，中文成为英语和法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加国媒介声言香港回归直如国内新闻的延长。
日本最关心的是经济，不是政治——香港能否继续稳定，有利于其商业利益？自由民主并非主导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媒介以第三者的角度报道中美英的争斗，自己尽量不介入其中。（Lee， Chan， Pan & So， 2002）
从现象学的角度，这个案例阐发了六层意义，以下逐一讨论。第一，移步换景，看到的景观就不一样。远近高低各不同，难道远的对，近的就不对，高的对，低的就不对？显然不是。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远看近观各有长短：看得远，轮廓清晰，细节模糊；看得近，细节清晰，轮廓模糊。太靠近的历史有太多的遮蔽，不容易看清真实，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境由心造”，一样山水多样情。对于外在客观景物的理解，往往是内在心理活动的投射，且涉及观察者的处境及周遭的条件，这是主观和客观交融互动的社会建构，即是“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的过程。世间没有绝对客观的单一真实（reality，或现实），而是由各种解释社群从远近高低的角度，建构“成岭”或“成峰”的多重真实（multiple realities）。因此，我常觉得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观察的角度和位置不同，得到的结论往往也有异。
在香港回归的国际报道中，各国的话语都有“本质化”的倾向，突出对自己有利的论述，抹煞其余，甚至彼此针锋相对，犹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因为涉及意识形态的斗争。即令如此，不是说你主观，我也主观，主观与主观之间就是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只能各说各话，甚至必须斗得你死我活。须知意见不同，或多或少还是可以互相沟通了解的。真实既是主客交融的建构，解释社群之间不是绝缘体，那么，彼此在善意和尊重的基础上，追求共同的目标与价值，透过反复不断的倾听、辩论和对话，设身处地，当可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倾听使人谦逊，知道对方并非完全无理取闹，己方的意见也并非尽善尽美，往往只是一种权衡之下的选择，明乎此，大家就不必剑拔弩张了。当然，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完美，沟通也不可能尽善。谈不拢的暂时放着，求大同，存小异，继续努力，这正是民主的真谛。
第二点，顾名思义，“multiple realities”摆明是“多于一种”的真实建构，是复数的，却不是“无限多”的，否则必流于虚无主义，不但知识系统割裂到丧失立足点，人类沟通也将完全不可能。英国史学家卡尔（Carr）说：
不能说：因为一座山从不同的视角好像呈现不同的形状，所以客观上是没有形状的，或是有无数的形状。也不能说：因为诠释是建立史实必要的一环，因为没有一个现有的诠释是完全客观的，所以一个诠释和另一个诠释一样好，而原则上史实是无法客观诠释的。（Carr， 1964，26-27）
我大致接受这段相当精辟的话。但如何做到“客观诠释”，怎么样才是客观的标准呢？我以为现象学关于“互为主观”的主张还比较切实。因为真实不是简单而自明的，必须彼此在对话、辩驳和意会的过程中，从各种角度揣其大意，以获得同情的理解。不用说，在这些多元或多重的真实中，有的建构当然更深刻更有意义。绝对主义只承认一种正确的解释，而极端的相对主义则接受各种标准不一的解释，犹如俗话说的“捡到篮子就是菜”，过犹不及，这两种立场应为智者所不取。
第三点，主导建构“多重真实”的因素是什么？可能是阶级、种族、肤色、科技、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或国家利益等，有些因素在若干的议题或事件上特别突出，这些因素也可能发生交互作用。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相信多因多果，而不愿意接受单因论，也排拒各种先验的决定论，例如阶级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科技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报载一位非裔女法官到中学演讲，勉励贫困的同学只要努力必可爬上去，改变社会阶层。但她自叹，穿起法袍，人家尊敬她是法官，一旦脱下法袍，出了门，人家说那不过是个黑女人。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肤色是不能改变的，阶级和肤色即使互为相关，却无法互相取代。在上述香港回归的案例中，显然国家利益超越其他因素，成为媒介话语的驱动力。
第四点，社会学假设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真实的建构不是各个版本一加一机械式的拼凑。以香港回归为例，即使把各国媒介的报道拢合起来，难道就是报道的全貌？当然不是，因为不在样本内的国家很多，而受访各国内部也有主流和支流的差异。横岭侧峰，不论单独或合起来，都不是庐山的整体。再如瞎子摸象，有的摸到鼻子，有的摸到眼睛，有的摸到大腿，不一而足，但这些部位加起来也无法构成大象的全貌。同样的道理，假如挑选最好的前锋、中锋、后卫，组成一支篮球队，这些大牌明星队员可能各自唯我独尊，互相拆台斗气，以致败绩累累。相反，哀兵可能制胜，因为他们敌忾同仇，有默契，一鼓作气。在分析上，我们必须注意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有机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整体的凝聚力。
第五点，话语建构即使多元化或相对化，版本之间仍然避不开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并非所有的话语都是等量齐观的。国际新闻众声喧哗，深受各国利益的影响。边缘小国根本很难走上国际舞台发出微弱的声音。而强国的话语，以英美的新闻报道为例，又是“内外有别”的：由于它们笃信“新闻专业主义”，国内新闻比较能够反映多元的利益与观点，国外新闻则因国家利益超越党派，口径和视野往往比国内新闻更单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相剥离，这些原则必须深植于一套“恒久价值”（enduring values）的假设之上，例如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自由民主制度、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不走极端（Gans， 1979）。除非媒介冻结最高层次的假设，把既有社会构成的基础视为当然，否则操作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必将无法落实。
第六点，毋庸置疑，整个传播研究（包括国际传播领域）是由西方（尤其是美英）的学术笼罩和主导的。这里，我不禁想起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巨擘哈贝马斯（J. Habermas），他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在英语世界享有盛名，也曾一度在华人学界中风行。不少年轻学生没有读过（别说读通）哈贝马斯，但大概觉得“公共领域”是动人的口号，所以在申请博士班时动不动就宣称要研究新媒体的“公共领域”。有一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的暑期班问道：“许多人断章取义，抄录一段哈贝马斯的话，接着就迫不及待甚至不假思索地加以演绎。为什么碰到‘哈贝马斯说’，跟着就‘由此可见以下几点’了呢？”众笑，因为听者也明白诉诸权威是有问题的。其后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传播学术年会，某位年轻学者一五一十地追溯哈氏的哪本书怎么阐释“公共领域”，最后总结说台湾地区社会的“公共领域”不够成熟。我应邀讲评时开他玩笑：“你把哈贝马斯的一家之言当成‘圣经’，难怪你做起了‘查经班’的工作。但你想骂台湾社会的‘公共领域’，方法很多，何必绕一大圈抬出德国权威来壮胆？” 哈氏的“公共领域”有特殊的历史语境，包含了分析面和规范面，不能照搬。我建议他不妨借助哈氏的观点以活络思想，但最后必须落实到在地经验的分析，不能以议论代替分析，更不能奉哈氏为评断一切的“真理”。这两件事差不多发生在同时，我相信具有典型意义，而不是巧合。有趣的是“哈贝马斯热”退潮以后，华人学界又转而追逐新的偶像了。
我们如何从优吸收西方学术，而不沦为它们的“翻版”，又如何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正是我关注的主要旨趣。我一再强调反对极端的实证主义，搬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命题或理论，在各国反复谋求经验上的印证。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处理各种霸道的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横行？有些作者为了反对西方霸权，建构在我看来相当封闭的“非西方”（亚洲、儒家或非洲）模式。我不反对建构“非西方”模式，但前提是理论必须开放，愿意和西方平等对话，断不能像原教旨派似的，假设“非西方”天然占据道德高地，因而走向批判对象的反面。
郭振羽教授（Kuo & Chew， 2011）提出的方案比较富有建设性，我愿分享浅见，以抛砖引玉。他受到“中国结”的启发，主张把各种“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的图示提到非洲、亚洲、欧洲、太平洋诸岛、美国印第安及其他）编织成像“中国结”的整体。从表面形式来看，仿佛这样在更高的抽象层次糅合以后，就超越了个别的文化中心主义了。但细想之后，我觉得有颇多问题必须商榷。其一，这个“结”不管怎么编织，总不能包含无限多的“文化中心主义”，到底哪些应该被纳入，要纳入多少才够扎实？其二，知识生产与分配必有权力与支配的关系，这个“结”的组成孰为中心，孰为边缘？美国的声音大于墨西哥，中国的声音大于越南，毋宁是自明的道理。其三，这种一加一式的勾结与链接，抹平或糅合为一块，就是“超越”吗？经过机械式的折中以后，祛除异以强求同，各组成部分就自然消弭于无形吗？还有，各种知识或文化体系背后都蕴涵了一些基本预设（presuppositions），预设与预设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冲突？而一旦起冲突，当以什么语境来裁决？其四，这个“结”不可能靠自然的力量形成，而必须靠人为的努力，从各种文化系统中抽绎出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而综合之——然而是谁被赋予超凡的能力，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做这种综合工作呢？其五，每个“文化中心主义”内部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例如美国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其主流文化和印第安人次文化的关系如何？
倘若不拿西方理论来套取中国经验，而大杂烩式“编结”也行不通，那该怎么办？我自己尝试从韦伯和现象学发展出一条路径：首先考察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然后沿抽象阶梯逐级上升，升在各个适当的点接触更大的文献，最后在地经验得以和全球视野沟通融合。这是强调从具体性慢慢上升到普遍性，而不是以普遍性抹煞具体性。当然，我们平常必须对理论有所吸收，才能活络思想，为问题和经验提供线索，从具体材料中窥视背后的理论意义。要之，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理论，但我们反对轻易奉之为圭臬，视之为标准答案，以致凌驾具体的经验分析。
（二）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互相渗透
苏诗后两句仿佛暗示，跳出山外，方得认识庐山真面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指的是一场棋局，看棋者因为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比较超脱冷静，往往比下棋者更清楚全盘棋奕的动向，也就是假定局外人有观察的优势。这种说法可能只对了一半。另外一半则质疑旁观者在局外看戏，纵能察知外缘的表象，毕竟事不关己，隔靴搔痒，焉能深入了解下棋者作为局内人的心理动向？这一推演，又可能片面陷入局内人的迷思了。
诗无达诂，通读整首苏诗，我觉得还是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后两句更重要。观察的位置、天气变化以及观察者的处境，都会影响视觉效果；不论在此山中或此山外，视野各有局限，只能看到局部的景物。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默顿（Merton， 1972）宣称，“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说法都找得到片面的例证，但毕竟各有各的盲点，所以最后必须互相交流渗透。
局内人拥有天赋的资格，例如天生的性别或肤色是难以改变的。但局内人没有垄断真理的权利，也不一定有特殊通道。假如把局内人的迷思推展到极端，终必酿成一场无比荒谬的灾难：譬如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只有精神病人才了解精神病，只有蜀人才懂得做川菜，而男人无法了解女人，白人无法了解黑人，现代人更无法了解唐宋的典章制度及当时士大夫的心理活动。类似的例子不断化约，上纲上线，可以无限繁衍下去。话语建构一旦本质化和绝对化到这个地步，毫无转圜或商量的余地，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必撕裂为碎片，全然没有沟通的基础；任何知识（不管是国际传播和新闻史，或地理与文化）的立足点势将荡然无存；中外古今的鸿沟无法逾越，最后甚至连纳粹那种灭绝人性的种族排外主义都变得合理。
须知“了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了解也涉及不同的层次与面相。男人也许“不完全了解”女人，但绝非“完全不了解”女人。男人难道完全了解男人，我又何尝完全了解自己？在某个程度上，精神科医生不是比他的病患者更能透视病因吗？道理一以贯之，其他例子亦当作如是观，更应该适用于个人、社群、国家和跨文化各层面。新闻史研究发现常与变，跨国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梳理同与异（见下详述），但不应该庸俗地把这些视为二元对立。默顿认为，局内人也许比较了解日常生活熟悉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但局外人靠长期观察和深刻反思，获得系统的抽象知识（knowledge about）并不比局内人逊色。对局内人习以为常的事物，局外人却问得出新鲜的问题，提供不同的解释。更重要的是，默顿宣称人们的身份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背负着一群“交叉的身份集合”（cross-cutting status set，或译为“身份簇”）。现象学家伯格（Berger， 1963）直说我们都是“复数之人”（plural persons），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尽管组合的成分不同。
张隆溪（Zhang， 2015：71-85）述评西方汉学家分析中国文化的派别，也有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传统汉学家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帝国主义视角分析中国，问题颇多。有鉴于此，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径，假定中国历史依照自己的轨迹发展，中国不是一个吸收外来因素的大容器。当然，依照中国“自己”的轨迹运行也只是程度的差别，中国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周遭环境和国际情势；而学者在分析中国时，也往往把整体化为更小的单位（如地区或省份）。其次，法国学者朱立安（Francois Julien）从西方的立场为出发点，并以之为依归，只把中国视为“他者”，或是一面反照镜，其结果往往是证实他们自己的预设和范式。第三个取径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则是东西或中外截然两分。第四种取径，如印度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他虽然承认很难以欧洲史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史，也不相信民族主义的宏大叙述，但在实践上却大量引用当代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正好和“中国中心论”背道而驰。张隆溪在评介各种取径以后，最后落实到默顿关于局内人／局外人互相渗透的立场。
局内人和局外人终须回应“同情理解”的挑战。2016年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多闻论坛”，主题是传播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对话。这里介绍传播学与史学对话的部分讨论。史学研究是材料与问题的对话。有的研究必须仰赖新材料，例如新出土的考古文物才能解答若干上古史的疑点；另一种研究则是靠新问题提供新视野，犹如聚光灯照明了原来躲在角落暗处的人与事，使旧材料获得崭新的意义。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教授的研究风格属于后者，他强调史料浩瀚无穷，如何提出新问题更重要。他指出“史料学”（傅斯年）和“在乡史观”（柯文）的局限，然后从海洋史的角度说明，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解释，在新的视野下却未必成立。他的研究显示，局内人（琉球或冲绳）对于钓鱼岛的史观便和局外人（中日美）迥然不同。我因此联想到辨识庐山的真面目，如何拼凑众瞎子所摸到的大象？我愿意相信，观点即使再歧异，过程即使再艰辛，彼此还是要做沟通的努力。现象学家称之为“negotiation”的过程，这个字在商场是议价的意思；在外交是谈判；在文化沟通，则是以善意试图进入对方的语境，经过反复的说明、辩难、揣摩和商量，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建立彼此可以同意的底线，也找出那些虽了解但不同意的部分。这就是互为主观的同情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博士谈到史家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而又与它保持适当的距离。人是一堆矛盾的产物，在不同的情境下发酵，既可殊途同归，亦可分道扬镳，同调又异态，因此呈现了个人与时代交涉的五彩缤纷。唐博士呼吁学者不带偏见地阅读史料，这是诚实的态度。但不带“偏见”并不是抛弃“预设”，因为没有预设是无法了解历史世界的，更不是以赎罪的心理，对异己的人事做过分浪漫的诠释。不带偏见，是要持平，要戒慎恐惧，提防被预设的盲点所蒙蔽而不自知，以致对材料做出选择性的解读。必也，不亢不卑，设身处地，对史料做“同情的理解”。最好是预设和史料能够做到水乳交融；万一史料不合预设，则只能调整预设，不能随便篡改史料。预设只是观察分析的工具，必须随着史料的开展或深挖而变动，譬如望远镜或显微镜不断寻找最清晰的聚焦，使概念或理论提供解释史料之助。
两位先生都涉及异见如何沟通的问题。对此，巴伦波恩和萨伊德有一连串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对话（Barenboim & Said， 2002），深刻入理。萨伊德说，只要双方都承认有异见存在，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历史虽不同，命运却缠绕在一起，认识了这个前提，双方便应该沟通，但毋须求同或投降。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波恩从音乐的角度说得更透彻：“你得保存极端（的声音），但找到联系，随时找到联系，这样会有一个有机的整体”（第69页）。 如此说来，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寻找联系，而不是消灭或压抑刺耳的声音。交响乐本来就是各种不同乐器和不同音调的矛盾统一。
至于怎样建立极端与极端之间的联系，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则饶富想象和创意的空间。西方有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合写有争议的历史，中日韩学者开始合写历史教科书。两岸学者《新编中国近代史》（王建朗、黄克武，2016），有别于过去僵硬的革命史观，尝试透过新问题和新材料，互相切磋琢磨。此书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台湾地区的史学界愈来愈愿意承认国民党最后在大陆的全面溃败，而大陆史学界也愈来愈肯定国民政府主导抗日正面战场的角色。这象征着不同的（以前是敌对的）诠释社群试图透过和解和对话，获取“互为主观的理解”，求同存异，扩大共识面，并丰富了历史复杂的多元面相。在新闻史学界，也有人开始重新分析或评估若干以往被视为“定论”的人与事（如张季鸾、胡适、成舍我、《大公报》，甚至《新华日报》），只是整体而言步伐尚须大力迈开。
（三）常与变，同与异
就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说，苏轼的《题西林壁》描述庐山当前景色的变与异，而没有关照到庐山的“过去”与“今日”，甚至“未来”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似乎忽视了事物的“时间性”维度。对照之下，李白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则是诗人对“时间”的咏叹。前一句形容人之“变”，逝者皆如斯乎，一旦光阴流逝，再也看不到古月；后一句形容月之“常”，照铄古今，不因人的世代变化而异。李白这两句诗生动地刻画辩证的两面性。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是代表这个深刻而平易的道理。
其实，苏轼绝非不重视时间性，也绝非不理解常与变的道理。常与变，既因事物存在的状态，亦因观察者的境界（horizon）、视野与心态，两者相互作用而成。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跟他一起泛舟的友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东坡劝他不必羡慕。他说：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不尽也，而又有何羡乎？
世间之理必须“自其变者”（长江的一景一物每瞬间无不在变化）和“自其不变者”（滔滔长江，清风明月，皆万古不变）合而观之，才能获得圆融之见。这是值得时刻铭记在心的真谛。移步换景，境由心转，柳暗花明，这种直觉智慧的形象深合现象学之旨，只是西方社会科学擅用概念和逻辑来解释层层的现象。即如上引《赤壁赋》这段话——遑论《庄子•秋水篇》海神和河神之间生动绝伦的对话——涵义极为浓缩而深刻，若以社会科学的逻辑溶解它，是可以铺陈写出一部大书的。
常言道，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新闻和历史都是社会建构。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常，continuities），也是过去的断裂（变， rupture 或discontinuities）。我们对历史（包括新闻史）发生兴趣，一定是受到某种心理触动，可能呼应时代的关怀，产生有切己感的问题，希望回到历史的轨迹做“心智的实验”（mental experiment），以发现若干线索，促进了解。因此需要开拓丰富的历史想象，以引领学者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从而在历史材料的挖掘中，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这种想象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基于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充分掌握并善于解读材料。以今日的流行去臆度或剪裁过去的事相，厚诬古人，或为了现实的需要而曲解历史，都是缺乏学术诚实之品性的。
我喜欢观察改朝换代的众生相，在历史的时光隧道里，窥探时代的走向和关键人物的动态。这时候“常”与“变”最清楚地浮现出来，几乎无所遁形（例如Chan & Lee，1991）。为此，我尝试写过一篇论文《记者与时代相遇》（李金铨，2013b），文长四万余字，自认这是一篇蕴含生命关怀之作。我选择以三位著名记者（萧乾、陆铿、刘宾雁）的生命史为个案，他们“再现了这几十年的时代精神，每每必须在时代变化的时刻抉择一条安身立命之道，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付出沉重的承担。他们的心曲是个人与时代的纠葛，是大我与小我的互动，也都具有悲剧的色彩”（第405页）。我的旨趣是通过比较的视野考察异同，既以大见小，又以小见大，以探索时代、报馆和记者的交光互影。
“常”与“变”之于新闻史，犹如“同”与“异”之于国际传播。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有位美国学者报告他在8个东南亚国家做的问卷调查。他说就传媒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而言，8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分别。报告完毕，立刻引起了辩论，到底是“同”还是“异”更重要？有人说，我们以前偏重看“异”，以后应该多看“同”，言下颇有恍然大悟之意。我愈听愈不对劲，最后忍不住说：这么大阵仗，却没有发现差别，简直匪夷所思。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没有问对问题；二是使用的经验指标太钝，分析不到家。
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异中见同，同中见异，这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智慧。社会科学是处理普遍性（同）和特殊性（异）的艺术，怎么可能像那位美国学者但见其同不见其异？同与异是一体的两面，也是互相蕴含的辩证。至于是大同小异、同异参半，抑或小同大异，则是经验的问题，不能让先验的假设来指挥。在这一点，我同意张隆溪（2000）的看法，要随时放在具体的环境来解决，“在差异强调过分时，就须指出文化之间也有相同或相通之处，而如果差异完全被抹煞，则有必要指出文化传统或政治制度之不同”（第83页）。这是允执厥中的道理。
但一般来说，在社会科学，“解释异”要比“叙述同”来得有趣。以统计学为例，刚开始学的叙述统计重点在概括“同”（即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等，顺带才讲标准差），后来学推论统计时，主要是衡量样本平均数之差异，并借助“显著度检测”（test of significance）去推论总体的误差。8个国家果真一样，岂不是几句话就“一言以蔽之”了？要是有同有异，那就得费力“解释”有何不同，以及产生“异”的脉络、过程与前因后果。这个问题或因学科的发展与特性而异。钱锺书不太相信抽象的理论系统，而注重以笔记的方式疏证中（中国文本）西（佛经、西方文学哲学）文化相同和相通之处，以证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余英时赞誉钱氏的渊博，但也指出钱氏讲同不讲异，“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又说：“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钱）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傅杰，2010：160）。
总之，应该执普遍性（同）和特殊性（异）的两端，在各个层次上分析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过分向“同”或向“异”倾斜，都存在着分析上的偏差。而这个倾向又和学术的预设息息相关。余英时先生（1987）这段话说得最为透彻：
我们在比较中西历史和文化之际又不能特别注意其相异处。然而文化异同的层次是无穷的，并不能简单地、平面地、静态地分别为“异”、“同”两类。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观点细察中西某一方面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层层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辩证关系。有时部分之异不能掩盖整体之同，有时部分之同又不能掩盖整体之异。反之亦然。不但如此，更有时表面的相似正含蕴着实质上的差异，而表面上相反，却转而包藏着实质上的类似。文化异同的复杂现象阻止了任何的化约论的成立的可能性。（自序：65）
为免空发议论，我想举出传播研究的四个实例以说明之。
第一例，科技决定论者往往夸大科技的力量，在各种新科技问世时，都说成掀起了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变化。（事实上，每一次新科技出现时，学界所提的问题大体惊人地相似。）相反的，政治经济学家则贬低科技的力量，认为新科技不是在社会真空出现的，而须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并进一步巩固原有经济基础的控制与支配地位。换言之，前者强调科技之“变”，后者强调政治经济基础之“常”。以我之见，不妨把这两个说法看成界标，当会释放出较大的解释空间，进而分析一些“中层”（middle-range）的问题，以新科技与旧科技的互动为例，考察沟通方式、日常生活、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常”与“变”。
我愿在此援引两项自己的研究，以进一步阐述这条思路。其一，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极力要求重整“国际资讯新秩序”，颇有山雨欲来之势。我把“文化（传播）帝国主义”和“资讯自由畅通”两说视为互济的悖论（paradox），而不是水火不容的异端，并以比较性的个案分析断定，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议题、语境）两说各言之成理。在学理上和政策上，最后归宗于“自由而公平的资讯流通”（Lee， 1980）。我强调自由与公平不可偏废，基本精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cBride， 1980）互通。其二，自由多元派的学者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垄断面，激进派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垄断面，我以为在不同的条件下（政体、经济发展、资本形成）两说各有各的解释力，但在转型社会里，两说矛盾不安地交织着起作用（李金铨，2004：25-44）。
第二例，美国有多少新闻自由——关键是跟谁比，跟什么比？这类问题最好依托在“比较”的架构中考察“同”与“异”，结论才比较稳当。否则，在孤立的语境下，径自抬高或贬低美国的新闻自由，无非是根据自己的信念立下一个规范性的标准。我敢断言：美国的新闻自由不是全有或全无，既非虚妄的，亦非漫无边际的，因此必须把握它的能动性范围和边界。一般教科书形容美国的新闻界是行使“第四权力”的“看门狗”（watch dog），制衡并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这是过分浪漫的想象。权力中心和媒介跳一支探戈舞，领舞者通常是权力中心，跟舞者则是媒介。与“看门狗”截然相反的，则是以乔姆斯基（Chomsky， 1990）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抨击以《纽约时报》为首的自由派新闻界直如为权势建制服务的“哈巴狗”（lap dog），这点我将于稍后回来讨论。还有折中派（Donohue， et al.， 1995）则认为新闻界是“导盲犬”（guard dog），虽为权势结构监看外在环境的变化，但未必听命或顺从于权势结构，这大概是比较中肯的见解。
与“导盲犬”异曲同工的是哈林（Hallin， 1986）。他说，如果新闻议题落入社会广泛的“共识区”内（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是正义的体现），媒介是权势结构的“啦啦队”，不太会去挑战广泛的社会共识；如果议题在“歧异区”内（即社会规范或价值普遍所不认可，例如妖魔化敌对的国家），媒介的口径也大致“从众”；唯有议题落入“有认受性的争议区”内（sphere of legitimated controversy），例如两党的争端、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龃龉，此时媒介必须反映各方的立场，因而呈现其多元的客观性。这说明新闻的客观性是有其特定的语境的。我把美国精英报纸对外交政策的论述，概括为“建制内的多元”（李金铨，2004：120），其特征之一是“言论多元，却拘泥于官方既定的狭隘视野之内，也是‘统一中见分歧’，宛如唱出一个主题的几个变奏”。质言之，美国在国内的“民主自由”和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形象是并行不悖的。
第三例，怀疑派预设所有媒介都是为权力服务的。倘因而断言《纽约时报》和苏联解体以前的《真理报》是一丘之貉，那就只需要政治宣言，不需要严谨的学术分析了。假如分析的抽象层次一味上纲到制高点，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太阳从东边升起”般的常识（truism），因为那才是恒久不变的。有些学者眼里容不得一粒沙，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天下的乌鸦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灰色，但他们却总认为这些深浅程度是无关宏旨的。
乔姆斯基是20世纪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公共知识人，但他用以解释美国媒介外交报道的“宣传模式”（Herman & Chomsky， 1988）却有上线上纲的倾向。《纽约时报》以“无惧无私”自许，大量证据显示历任总统都不敢对该报的批评掉以轻心，乔氏却指斥它为“官报”。他说，这类自由派媒介以公正客观为幌子，替统治阶级制造“必要的幻觉”（necessary illusions），充当美国恐怖超强的“宣传员”。他自诩写了几千页的东西，“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可说是证据确凿，其预测能力尤有过之；谁能对这个结论提出严重的挑战，我可没有听说过”（Chomsky， 1990：9）。他怎么敢这样自信？在我看来，因为乔氏坚持“宣传模式”是不移的定论，他自可万变不离其宗，再多的个案也只见其同不见其异，以致重复为先验的结论下注脚（详见李金铨，2004：263-276）。若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言论自由，新闻界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揭发了“水门案”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这些在乔氏看来，都不过是制造民主的假象，因为尼克松下台，福特上台，像跑马灯，但何尝动摇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资本主义官商复合体）？不错，美国的体制相对稳定，恐怕很难发生他们心目中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媒介维护国家基本利益和主流核心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抨击政府失策、官员渎职以及大公司贪婪却丝毫不留情面，我认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不应该被“宣传模式”所掩盖。
第四例，激进派看重大规模的“体制改革”（change of the system），认为“体制内改革”（change within the system）无非是为体制寻求延年益寿而已。有成熟的学者研究跨国的传媒与社会转型，例如俄罗斯、匈牙利和埃及（或其他国家），结论是支配结构并未因为政权递嬗而发生太大变化，一批新官僚和既得利益者取代旧官僚和既得利益者，反正换汤不换药，各国莫不皆然，故分别不大——听起来岂非和世界各国“太阳从东边升起”异曲同工？这样武断的结论从何而来？因为只有满足了高不可及的标准，他们才肯承认是真正的“转型”，其他的变化则是枝节而琐碎的。然而，调门提得这么高，话说得那么绝，选择什么国家当个案便显得次要，有时候未读到他们的分析已可预知结论了。其实，国际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到微不足道的变化，但生活在那个社会的局内人却可能感受到天壤之别，而这两种观点是应该互相关照和对话的。
第三第四两例都犯了全称命题的弊病，只论“有无”，不论“多少”，黑白两分，中间没有妥协或商量的余地。断定“有无”很容易，解释“多少”却煞费周章。因此，重点不在于美国有无新闻自由，而在于美国比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多或少。在哪个时期，或在哪个议题上，美国新闻自由的范围变宽或变窄，背后的原因何在？跨国研究亦复如是。全称命题太空泛，所以永远错不了，但解释力毋宁太粗疏，既看不到“常”与“变”的关系，也忽略细致的“同”与“异”。我联想到，《诗经》305首何其多彩多姿，给道学家化约成“思无邪”三个字，倒是干净利落了，但文学韵味焉存？回到第四例，如果将分析的调门适度降低，这几个不同国家转型的权力舞台、演员和戏码，乃至观众（民意转向、社会运动的分合）难道一成不变吗？果如是，不如推出一个案例为总代表或标本好了，何须费事做细致的跨国分析？所以，假如只看“能动者”（agent，即社会演员）或只看结构（structure），而不看两者的复杂互动，都将导致分析上严重的盲点。
前面说到，天下乌鸦有深浅不同的灰色。交响乐指挥家的耳朵特别灵敏，听得出各种乐器和声音微妙的差异，画家眼中的色谱也不知道比常人宽出多少倍。学者要捕捉深浅不一的灰色，要探索人与社会的常与变、同与异，就不能只拿起斧头砍过去，更需要巧妙地使用绣花的针法。我喜欢的社会科学著作，要见其大，又能见其小，结构上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层次分明、因果严谨；但在分析上，每个主题又转折多致、柳暗花明、意义丰富。要之，社会科学讲求各种“条件性”（conditionality），无法像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到其他习题，而全称命题却抹煞了这种“条件性”，看问题容易流于“一刀切”。社会科学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要能见树又见林，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条件愈清晰而明确，分析也愈细致入微。能够问出好问题，看出影响因果关系的关键条件，并赋表面的经验现象以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些学术功力必须靠长期培养才行。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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