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绛来说，很多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在5·20这样一个时髦年轻的网络节日，我们不想重复秀恩爱与虐狗的既定戏码，只想与你分享一份刻到生命中，浪漫到最深处的爱情，它的分量，重过很多句信誓旦旦的“我爱你”。
本文节选自2016年第23期封面故事《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1934年4月2日至7日，钱锺书从上海来到北平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游玩
1935至1938年，已成婚的钱锺书和杨绛同赴英国牛津大学，然后又在巴黎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三年不算长的留学岁月里，钱锺书埋头苦读，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对生活的记述则甚少。而在杨绛的笔下，那段岁月满是生活的细节。她无微不至照顾起钱锺书的起居，“耗去了不少心力体力”。钱锺书出生于旧式大家庭，重男轻女，但杨绛身上并没有新旧时代女性身份的挣扎痕迹。
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生活，是以杨绛为主角的。1934年4月，钱锺书以令人震惊的87.95分——历史最高分，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资助：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时的杨绛，虽然从东吴大学考上了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但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她本打算随钱锺书去牛津后，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杨绛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她虽然觉得很不服气，但“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常自叹“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但到了异国他乡，杨绛才真正见识到他笨拙到了什么程度。
1935后，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邮轮赴英留学
到达牛津前，他们在伦敦做了短暂的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杨绛多年后回忆，他看着在伦敦的亲戚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到工厂实习，“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初到牛津，钱锺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
杨绛的各种担心都是非常具体的。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在这些忧虑与算计中，她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个旁听生。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习是非常优异的，也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现在，她虽进了清华，但很快就不得不面临身份和角色转换的选择。2004至2005年，在与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刘梅竹的通信中，杨绛曾透露，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这其中的心境，在杨绛初到牛津时体现无遗。
杨绛（右）与好友蒋恩钿在清华大学礼堂前的草坪上（摄于1932年）
在牛津，夫妇二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英国房东老金家。那是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杨绛不是正式学生，没有课，就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补习文学经典。刚开始的时候，还很满意，觉得有读不完的书，学生又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但当学期开始后，看着满街都是穿长袍或黑布背心，戴方帽子的人在奔走，就有了一种“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钱锺书上的是必修课，最看重牛津学院制下独特的导师“一对一”辅导课，而杨绛则穿着旗袍去旁听大课，“心中充满了自卑感”。也许是为了安慰她，钱锺书让她看他必修的课程和前两届的论文题目，但这仍然不能消除杨绛欠缺严格学术训练的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在回答刘梅竹的信件访问时，她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高，“都是自习，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
20世纪40年代，杨绛的几部喜剧在上海首先名声大噪。但她却在多年后告诉刘梅竹，李健吾对《弄假成真》的评价“大约是广告行的吹嘘”，而《游戏人间》的底稿丢失，并非意外，而是自己“毁了，不要了，没有了”。她说，她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一部是满意的。
钱锺书与杨绛在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
在杨绛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夫妇两人在牛津学业之外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出门散步，挑不认识的地方，“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牛津浓厚的人情味也给杨绛留下了印象。邮差半路上碰到，就把家信交给他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会客气地警告。
除了散步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把窗帘一拉，相对读书。白天读各种外文书，回到寓所，就读从国内带来的古文书。也只有在杨绛的笔下，我们才能读到夫妇俩在牛津时的社交生活，虽然他们不喜社交。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缜、俞大絪和杨益宪，他们家的常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向达。在《我们仨》里，杨绛记录，钱锺书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两人都笑得捧腹。
钱锺书一向喜欢讽刺，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杨绛当然体察钱锺书的不谙世故，但她更愿意保护他的天真，而不是让他适应世故。往来的留学生，杨绛也觉得是是非非，所以“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
钱锺书在两人同存的《人·兽·鬼》扉页，给杨绛写了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后来，他们换了一处房子，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没有了老金家的人做饭，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也学会了用厨房的锅和刀、叉、杯、盘等，自己做晚饭。杨绛慢慢学会了做红烧肉，把买来的肉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后来又用文火熬，再后来又买了雪利酒当黄酒用，慢慢做出不错的红烧肉。杨绛不断创制新菜，“不断发明，不断实验，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后来她回忆，直到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他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钱锺书才第一次学会了划火柴，自己点燃了煤炉火。在牛津的日子，钱锺书有时累得倒床就睡，而杨绛却累得睡也睡不着。
在一次巴黎和瑞士的旅游后，杨绛回到牛津，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感到自己好在是个“闲人”，而钱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她，“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杨绛生产后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下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
据说他们的女儿钱瑗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她在产房的这段时间，钱锺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汇报，“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锺书又放心回去。杨绛后来写道，她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我们仨”
在伦敦旅游时，钱锺书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教做热敷，她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女儿钱瑗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出生后的第100天，他们一家三口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开始了在巴黎短暂的留学生涯。1938年，钱锺书带着杨绛和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杨绛曾在书中这样写道：“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
1940年1月2日，日本士兵在上海租界设立关卡，对通过的中国人进行检查。杨绛曾经写过自己过关卡不肯鞠躬的情形
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杨绛先生还在为整理编辑丈夫的手稿而忙碌。她这样评价自己：“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她一向对自己评价不高，唯独在这个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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