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那封道歉信，却充满了令人不适的语调与情绪，短短一封道歉信，让一位站在平视角度去批评一部文艺作品的评论者，迅速降格为一名通过自我贬损人格、强调批评对象权威的“忏悔者”。道歉信的遣词造句和忏悔腔调，读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文革”期间被批判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用此语调来博
取原谅、获得自由。以牺牲自己的尊严来维护某种事物并不存在的尊严，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批评者头上的阴影。
只是没想到，在本应充满辩论声音和活跃学术气氛的校园之内，这片阴影居然也如此之厚重。
大学风气日益保守，挤压自由言论空间当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并发表，就标志着它已经进入公众视野，每一位读者或观众都有权利对其表达观点、提出建议、或者进行批评。针对作品的批评谁也做不到面面俱到，既能让其他受众赞同又能让创作者心服口服，因此，在创作与批评之间，通常有不小的空间，原则上，对于作品的批评是没有禁忌之地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批评者的说法完全不在点上，那也只能说明批评者没水平，作品并不会因为批评的存在而发生质的变化。
一桩发生于朋友圈和校园内的“批评与道歉”事件，如果不被自媒体传播出来，本可以无声无息地发生和消失，但熟悉当下校园体制与校园文化的人应该会了解，自由空气在校园的消失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一种无形的秩序早已建立，消灭反抗的声音，打压不听话的学生，成为校园统治的一种规则。像学生批评老师作品这样的事件，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连风气都算不上，而只是一种个例。
如果连这样的个例也不鼓励、不允许，甚至有可能动用老师话语权或者校园行政力量来诱导、威逼学生道歉，那才会真正让人对大学人文环境失去最后一点希望。
如果老师与学生失去了对话的渠道与机会，那么很容易滋养老师的霸权思想，学生则会变得唯唯诺诺，不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学生的道歉之所以令人感到不安，是因为我们很少再看到校园里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之间在公共平台上的公开批评与反批评了，曾经盛行于著名大学，并由大学延伸至媒体再影响到社会的辩论事件，如今变得凤毛麟角。
而从法律角度上说，
作为“受害者”的歌剧主创徐坚强，也疑似发声指责对方，“侮辱我的人格和人身名誉权”。
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
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赔礼道歉也是应有之义。但是，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而不是自认为“受害者”的一面之词。
我们不妨翻出这位硕士的“批
评文”，平心而论并没有超过文艺批评的通常尺度。
当然，有一种批评需要慎重，
即对作者进行与作品无关的人身攻击。在判断批评者是否有人身攻击的倾向时，需要厘清一个边界，即批评者的出发点是否脱离了作品本身。
只要是基于文本出发的对创作者的批评，都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与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评价作品很难把作者剥离掉，批评作品的同时连带着批评作者，这不能算作中伤，也不能算作误伤。
就上海音乐学院那些学生的批评言论来看，虽然有一些形容如“内涵极其浅薄、空洞和无聊，艺术效果几乎为零”，但都还仅限于作品，对作者并没有“擦伤”。
真正让相关师生“颇有微词”的，恐怕更多的是该文中，“用近似民间巫师的调子边唱边敲鼓、边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如同小丑一样”这一句。然而，“近似民间巫师”，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与人身侮辱相距甚远。单独提出“如同小丑一样”一句，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被安放在任何人的身上，也许会被认定为一种侮辱性言辞。但放诸在文艺批评的语序中，再加以之前的若干铺垫，则是批评意味更占上风，也未必构成对名誉权等人格权利的实际伤害。
写批评也好，道歉也罢，都应该
看自己的认知和决定，而不应是在某种外部压力下的“违心而为”。事实上，无论是院方，还是导师，要拥有比学生强得多的行政权力或“隐性影响”，即便没有强迫弱势的一方“道歉”“检讨”，学生在得知师长意见后，压力也是可想而知。也就是说，文艺批评是否侵权，是否该“赔礼道歉”，是由“权利”说了算，而不应该是“权力”。不管是来自行政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哪怕拿出师长的权威对评论的自由施加压力，都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