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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将于河北设立雄安新区,
此举被称作“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新区的位置之所如此重要,
是因为2000多万人口的首都北京,
除了要将行政副中心搬到通州,
还要将产业转移到雄安新区,
让它真正专注于大国首都功能。
让一个国家的首都,
专注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
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载其他功能。
这一城市规划建设思路,
其实早在60多年前,
就已经有一个人提出过。
只是,他的建议非但没被采纳,
自身还遭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
这个人,就是梁思成。
建政之初,
梁思成被任命为,
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梁思成一生致力于古建筑研究保护,
面对着有近3000年历史的北京,
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灿烂的文化、皇家古建、
四合院、胡同、老城墙…
这些都是中国古文化的象征,
也是北京城的底蕴和门面,
如何将古建融入到新城规划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然而有一天,
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对梁思成说:“希望将来,
从这里望过去,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听了大吃一惊,他认为,
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
不应该发展工业。
最好像华盛顿那样,
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为此,
梁思成对北京城市规划,
提出五点建议:
1 .首都应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中心。
2 .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否则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紫禁城,尤其是古建筑城墙、城楼。
4 .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5 .城西建设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然而当时苏联专家,
坚持要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
并要求扩建天安门广场,
建造翻版的克里姆林宫及红场,
以便公众集会和游行。
而在梁思成的构想之中,
如果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
建设一个政府的行政中心,
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城建设,
又不破坏古城原有的中轴线。
既可以保护北京的古老建筑,
又不会给新城埋下臃肿的隐患。
可最后,5条建议里面,
只有保护紫禁城被接受。
当时,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
直接闯进彭真办公室与其争辩。
彭真不懂美学,也不懂建筑,
见林徽因气汹汹的,就说:
“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
是皇帝用来挡农民的。
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
林徽因说:“那也不要拆呀!
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
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
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
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
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
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显然,梁林二人保护古建的苦心,
当时没有人能够体会。
梁思成设想的北京城
1953年,左安门被毁;
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
1956年,中华门被毁;
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
广安门、朝阳门被毁;
1958年,右安门被毁;
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
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
西直门、元城墙被毁。
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
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
钟楼得以部份保存。
城墙、牌楼、护城河全都消失了,
这座经历了多年战火,
八国联军没有拆毁,
日本侵华没有拆毁的伟大古城,
最终毁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北京古城
据说,二战时,
美国空军轰炸日本前,
专程向梁思成请教,
哪些地方要保护不能炸毁。
梁划出京都、奈良和大坂,
标出古迹的方位,说:
“要从我个人感情出发,
我恨不得叫你们炸沉全日本,
但这是古城,炸了不好。
毕竟这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所以京都三千宫殿寺庙,至今完好。
1953年5月,北京开始拆牌楼。
肺病已重的林徽因赶到现场,
嗓音嘶哑地对着吴晗破口大骂,
悲伤的神态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此前,她还曾还对彭真说:
“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
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
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没有人比梁林夫妇,
更珍爱这片土地上的古建,
在饱受战乱的岁月里,
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
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新首都的诞生,
居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积淀着中华文明的古老建筑,
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
也是全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曾说:
“如果那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
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
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
历史文化名城,
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
也难以企及。”
历史没有如果。
梁思成的一句话,
可以让日本的古建留下来,
但他自己几乎拼尽全力,
也没能留下祖国的古城。
而更讽刺的是,那时候,
在与彭真争论规划问题时,
他曾无比心痛地说过: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
你是落后的,50年后,
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
果不其然,现如今,
风沙漫天,地下水枯竭,
阴霾蔽日,交通不断拥堵…
这些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不断困扰着首都北京。
怎么能不相信梁思成呢?
他是可以把自己的一生,
毫无保留交给中国古建的人呐。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4月,
父亲梁启超躲避清政府迫害,
所以他是在日本东京出生的。
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
他自幼攻读《左传》《史记》,
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11岁回国,14岁就进入清华,
少年时代的他是学校风云人物,
学业名列前茅,兴趣十分广泛。
合唱队、军乐队、足球队,
哪里都有他的身影。
最大的爱好是画钢笔画,
因此成了校刊美术编辑。
1924年在美国,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
梁思成对古建筑产生极大兴趣,
临摹了不知多少古建筑的构图。
回国之前,他跑遍了欧洲,
希腊、意大利、法国等国家,
对古建筑的妥善保护给了他震动。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而每一次朝代更替,
古建筑都要遭受一次创伤,
中国人想学习本国建筑知识,
还要依靠外国人整理的资料,
这是多么叫人痛心的事!
当时梁思成就发誓,
一定要研究自己国家的建筑,
为它写出一本建筑史。
回国后不久,
他到东北大学任教,
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第一个建筑学系,
立志培养中国自己的建筑学人才。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
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举家迁往北平。
在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
在这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的学术机构里,
梁思成率先提出实地调查法: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
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适合科学方法。”
当时,国内政局已动荡,
百姓生活十分困苦,
但他坚持走完了一段长路,
开启古建研究的新时代。
去河北老县城,
途中要背几十斤重的仪器,
要坐骡车,走几十里才能抵达。
但看到山中老寺庙的那一刻,
梁思成身上的疲倦顿时消散了。
白天,他跟着和尚一起吃斋,
晚上被毒蚊子咬得睡不着觉。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他丝毫不愿在工作上妥协,
专门把年轻的助手叫到屋里,
拿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建筑刊物,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
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
要到达这个水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里到外,每一尺寸都测绘无误,
连碑文、史料也详实记载。
由于时局动荡,
不但数据要准,
而且效率还要高。
为了加快测绘进程,
梁思成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调查应县的木塔时,
为了拍摄塔顶的照片,
他登上60米高的顶部,两脚悬空,
在极危险之处,拍摄重要的全景。
助手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
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梁思成下来却满脸欢喜。
对他而言,能为这些建筑拍照,
那就像是诗人写出美妙的诗句,
音乐家写出了美妙的乐章。
这都是古人的智慧和心血,
研究它们,给它们“列传”,
就是在跟古人对话。
在古建筑研究事业上,
对梁思成产生巨大影响的,
就是众所周知的才女林徽因。
甚至连梁思成走上建筑之路,
也是因为这个被徐志摩惦念,
被金岳霖苦苦追求的女子。
在家长的安排下与他认识后,
林告诉他,自己准备学习建筑。
后来梁思成回忆道:
“当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
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
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
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喜爱绘画,
所以,最后我也选择了,
建筑这个专业。”
1927年,两人都以,
十分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于次年3月21日,
在加拿大渥太华完成婚礼。
林徽因气质出众,才学过人,
追求她的男人排了一长串。
但她偏偏嫁给了梁思成。
后来有人将梁的绘稿拿出,
开玩笑说:“看了这些图稿,
才知林徽因为什么不选徐志摩。”
从这些细致、精准的图稿中,
不难看出梁思成是怎样一个人。
当时制图、测量工具如此简陋,
政局动荡,生活朝不保夕,
弄不好就会丢掉性命,
他却不辞劳苦、奔波千里,
将中国古建筑往昔的辉煌,
一寸一寸记在了纸上。
林徽因陪伴着他,
穿梭在战火纷飞的大地上,
在古老的建筑前静静驻足,
用敬畏、虔诚和专业功底,
记录下了一个逝去的时代,
挖掘出了一笔丰厚的宝藏。
真正让他俩执子之手的,
不仅是颜值,不仅是才华,
还有一颗志同道合的心。
他们都这样热爱建筑事业,
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
这样的爱,胜过甜言蜜语,
他们从灵魂上支持彼此,
如同互相辉映的星辰。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邀请梁思成,
出席“东亚共荣协会”。
梁思成怎么可能答应,
连夜带全家人避往昆明。
结果在四川的穷乡僻壤里,
所有经费来源统统断绝,
林徽因又患上严重肺病,
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
当时美国邀请他去国外治病,
他却和林徽因拒绝说:
“祖国受苦,我们岂能远避?”
在乡下破旧的房屋里,
靠着昏暗的油灯灯光,
夫妇两人还坚持工作,
直到抗战结束。
梁林二人的工作,
今日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1930年到1945年间,
他们和营造学社的同仁,
走过了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
测绘考察了2738处古建筑。
正因无惧风雨的数次考察,
才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的奥秘,
完成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
在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时,
他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
加上物资匮乏,营养也跟不上,
最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就是在不知名的小山村里,
他写出首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
《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本著作,
达到了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度,
远远超过外国的研究水平。
1946年10月,
耶鲁大学请他去讲学,
梁思成将自己的著作,
各种古建筑图片、文稿,
一一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
赢得了无数的敬佩和赞扬。
为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赠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
称他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他说:
“二战中,我们在中国西部重逢,
他已成了半残的病人,
却仍在不顾一切地,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在我心目中,他是不畏困难,
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可就是这样一位,
中国建筑学的宗师级人物,
在提出了首都北京建筑规划后,
不但眼看着它被高层否决,
还为此受到了各种不公的批判。
1950年2月的时候,
他和留学英国的建筑家陈占祥,
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两人建议,
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
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
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
结果就像文章开头说的那样,
方案被否决,旧城被拆除。
尽管梁思成四处游说、写信,
阐明继续这样做的危害,
但当时执意于发展现代工业的人,
最终大手一挥,让北京的古建筑,
成为了一捧土渣子。
千年沧桑的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的历史标记,
就这么被粗鲁地毁灭了。
多少外敌入侵也没毁掉,
最后全毁在自己人手上!
为此,林徽因抑郁而终,
梁思成只能瘫坐在窗,
听到今天拆这个明天拆那个,
心里不断地淌出血来。
“北京每拆掉一座古城墙,
那就是在挖掉我一片肉啊!”
看着旧城被拆,林徽因忧心忡忡
梁思成给周恩来的亲笔信
更叫人失望的是,
196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曾经培养的学生们造反,
居然贴出大字报来攻击自己,
要求他写下“各种罪行”。
他被造反派从建筑系推出来,
胸前挂着“反对学术权威”的牌子,
工资被停发,职务被撤除,
在没有水暖供应的房子里,
三天一抄家,五天一批斗,
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折磨。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
有一天,梁思成听说外面拆城墙,
拆出了一段元代的“墙中墙”,
连忙叫第二任妻子林洙去看,
“最好能给我拍张照片回来。”
如此痛苦、危险的处境,
他心中惦念的还是建筑。
新城方案中,明确写道:控制车流
1972年1月9日,
为保护中国古建筑,
耗尽了一生的梁思成,
在贫困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
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即使那个时候,他还在说: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
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
将来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
在意识到问题的今天,
真的真的,欠他一声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