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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讯 -
在7月9日下午的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14期）课程中，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通过对既有中国报刊/媒介史主要书写范式的梳理，反思当前报刊史及传播研究的共享预设，由此阐明对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创新的研究设想与理论前提。
本期推送为该课程内容摘录。
进行新报刊书写的目的，绝不单纯为重新书写一种报刊史，而是想以报纸作为经验性材料，重新挖掘中国传播的历史状况及其特征。从城市传播的视角上看，无论研究对象是历史还是现实，在研究路数上都是相通的，因为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对学术标准的共同认定。
历史是一种书写，其本身是没有延续性的，历史的延续性存在于书写里面。因此，作为一种叙述形态和言说方法，历史必然会牵涉到切入叙述的理论视野，视野决定了历史所呈现出的面貌。按此理解，我们可能会发问：现在的报刊史是怎么来组织书写的？其中预设是什么？如果说报纸是现有报刊史叙述的核心和组织原则，那么它是怎么成为核心的？为什么是它？依据是什么？如果按照丁淦林教授的划分，中国新闻史书写存在两种“范式”：一是以戈公振为代表的、以新闻报刊本身为对象的书写；一是解放以后的、以李龙牧教授为代表的革命史范式书写，那么，这两种范式又是如何展开的？还有没有新的范式？
移动数字技术的冲击，使得传播形态及交往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刺激我们联想：晚清突然出现报纸这一新事物，对那个时代的当事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可以想见，时人站在原有的中国传统媒介观念看待报纸这一新媒体，这他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其实不亚于今天新媒体对我们的刺激。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报刊打了第一枪。然而，现在大多数的报刊史学者，从来没有想过把报刊放在这个层面认识。可以类比感受到这种盲点的后果：倘若在今天这一新媒体时代，继续沿用传统报刊史的写法去写互联网，那么相信无论是谁，都觉得其中颇有问题。因此，正如以赛亚·伯林认为，“新历史是从今天人们所说的不同视角所写的历史。新历史想去记录的那些事实是不同的，着重点也是不同的。在所问的问题以及随之所用的方法上，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历史研究应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多种视角，多种书写。从新的视角切入史料，阐释出新的意义，这是新报刊史书写的缘起。
因此，我们能够从几个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反思：例如，什么是报纸？我们既有的报纸的理解，究竟从何而来？现有的报纸历史书写呈现什么逻辑？是如何展开他的历史叙述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以往的报刊史研究？
归结起来，目前的报刊史书写，有四种主要的范式：第一种范式，以戈公振为代表。戈公振给报纸下定义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其中强调报纸内容的原质是新闻，外观的原质是公告性。其中，公告性是根本，“观察报纸之原质，其外观之公告性毫不变更，只其内容之新闻有变更。……所谓内容之变化，不外求适合于社会而已。”问题是，戈公振的报纸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报纸？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同样的媒介，哈贝马斯、托克维尔等学者对报刊的认定，就完全不同。可以说，戈公振内心所理解的新闻业，是以他所看到的西方专业新闻业为标准的，也就是以新闻为主、以公共性为保障的报纸范式。因此，戈公振理解的报学史，是“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机器对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他的书写方法，是以公告性为尺度，以报纸内容变化为重点，确立起叙述的逻辑，铺陈开报刊的历史。戈公振的理想是在精神上给报纸找到一个立足点，让报纸成为民众的代表，推动社会进步。他始终觉得中国报纸始终没达到、却终需努力达到的标准。如果给戈公振的范式做一定论的话，他应该属于现代化叙事。
第二种范式，以复旦大学李龙牧教授为代表。其标志性事件是1956年初的《马列学院新闻办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及其座谈会，由此形成了“第一个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团体”。这一范式，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在广义上，属于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革命范式。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利益决定上层建筑——报刊性质，性质决定了报刊的脑袋与事件。可以说，革命叙事是自外入内，将阶级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区别，直接植入报纸，从报纸的政治隶属及其立场，判定其在历史上地位：红与白，我与敌，由此确立起报刊史革命叙事的基本前提与评判标准。正因如此，1950年代依据阶级斗争表现形式所建立的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中国报刊历史分期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