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一生担任过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和其他三个专业学会的会长，获得的学术称号和荣誉可写一长串。稍感遗憾的是，鲍莫尔几次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据维基英文网，早在2003年，鲍莫尔就成为诺奖的候选人，而在2014年更是这一奖项的热门人选。
在鲍莫尔的诸多学术成就中，以他在“艺术和其他服务的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就是“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的思想最广为人知，这也是鲍莫尔引以为傲的，因为在他许多著作中的作者简介部分都会提到这一点。鲍莫尔的最后一本书，2012年出版的《成本病：为什么电脑会越来越便宜，而健康保健不会》，对这一概念又做了新的阐释，并成功运用于医疗保健等问题的分析之中。
1966年，鲍莫尔观察到戏院、歌剧、音乐和舞蹈等领域普遍存在一类现象，即这些演艺领域的生产方式，长久以来没怎么变化，而且预计未来也不会改变。由于不大可能出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演艺活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其生产成本就像患了“疾病”一般无法改进。例如，现在演奏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与200年前没什么差别，都是四人演奏，演奏时间也相同。相比之下，其他领域则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表现为这些领域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劳动效率没什么改变，但演艺等传统领域的工资却一直在上涨，这就与古典经济学认为的工资由自身生产率决定的主张相悖。要解释这一现象，需借助“劳动的相对成本”这一概念。与其他领域比起来，演艺行业的相对成本一直在上升。换句话说，是其他领域劳动效率的提高带动了演艺界工资的上涨。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如果现在演奏莫扎特的艺术家仍然拿着19世纪的工资，那这些艺术家早就转移到其他能养家糊口的行业中去了。
上述被冠以“鲍莫尔成本病”或“鲍莫尔效应”的现象，如今早已突破鲍莫尔最初关注的演艺领域。可以说，凡是服务行业，尤其是那些手工成分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鲍莫尔效应。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如英美国家持续上涨的大学学费等。在中国，同样能够感受到鲍莫尔效应的存在，如近来中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天价“月嫂”、越来越走俏的养老院等。
进入21世纪以后，鲍莫尔开始关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并出版过几部非常畅销的论著。总体而言，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一些人在谈论鲍莫尔时，会想到他在企业家研究领域的见解，另一些人在谈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又绕不开鲍莫尔的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前的2007年，鲍莫尔就与合作者出版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增长和繁荣的经济学》的著作，像是预感到了经济危机的到来。
在美国经济学界，围绕鲍莫尔还有不少趣闻，部分是源于他对于艺术的长期痴迷和造诣。例如，在美国经济学会举办盛大的年度会议期间，他都会与其他同道一起在会议场所开辟画展，让参会者在会议间隙有地方可去，尤其在他担任会长期间更是如此。可以说，对艺术的热爱，不仅丰富了鲍莫尔的个人及家庭生活，而且还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部分。鲍莫尔曾说，他喜欢莫扎特远胜于摇滚乐，这只是他碰巧接受的教育所致。
在经济学圈子内，喜爱和迷恋艺术的学者，鲍莫尔并非第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是一位。凯恩斯不仅娶了一位芭蕾舞演员做太太，而且还经常出入剧院和画廊。他曾说，经济学家不是文明的捍卫者，而是文明的可能性的捍卫者。这句话既把经济学家的使命提高到了相当的高度，也强调了作为文明载体之一的艺术的重要性。
由此看来，鲍莫尔不仅捍卫了文明的可能性，而且还向学界展示了一种可能的生活。应该说，鲍莫尔无论讲授经济学，还是研究经济学都属常人套路，不会让人感到吃惊，而他却在经济学之外，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开设一门木刻课程，时间长达20年之久。此外，他还在纽约举办过个人画展，晚年甚至迷上了电脑绘画的技艺。这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极不寻常，特别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当今社会更是闻所未闻。
鲍莫尔学术创造力之旺盛，持续时间之久常令后辈自叹弗如。例如，他90岁时还出版过一本畅销著作，91岁高龄的时候，还为纽约大学商学院开设一门“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理念和专利问题”的课程。鲍莫尔是一位将创新进行到底的人，对于未知世界，永远都抱有一颗好奇和探究的心。
鲍莫尔去世以后，已有多家国外媒体刊发了纪念文章。《纽约时报》称“鲍莫尔是他同龄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鲍莫尔留下的学术遗产将继续激励后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将继续吸引经济学人去品味和效仿。
斯人已去犹忆影，经济学界应该为有鲍莫尔这样的学者深感庆幸。因为有他的陪伴，问学之旅可以不再单调和乏味，而是可能五颜六色，就如同他的画作展示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