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成为宋代取士主要途径之一后，竞争愈趋激烈。吕氏家族以举业崛兴，自然深明科举与宗族的关系，故在家中建有书院供子弟读书，且供给甚是丰厚，作为族人参予科举的支持。此外，吕氏家族族人广众，分支极多，且又多放官于外，故其中不少族人均于其任官寄居处设有这类组织，延聘名师，教育子弟。因此，吕氏家族成员的教育水平极高，衣冠最盛，巨儒辈出，《
宋元学案
》凡九十一学案，吕氏诸儒居三十一，四人更为学宗，全祖望谓其族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可是，族中的女性成员又如何呢？
十三篇墓志铭显示这些妇女的教育水平不低，就外嫁的吕氏宗女来看，蒙巽女儿的情形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其墓志铭记
吕夷简
“少时尝帅诸子弟励志于学，夫人（即吕蒙巽女儿）方幼，见文字辄喜，于是泛通诗书百家之学。文靖叹曰：‘信矣诸父之言。’”而嫁吕昌绪为妻的苏氏，其家族同样是宋代的官僚大族，故所受的教育也不浅，“始稚而孩已能言，渐诵章句。少长而承礼义之训，又能秉笔为词语”。吕蒙巽女儿与兄长辈共学，且令堂兄吕夷简大为惊叹；而苏颂也极推崇这个妹妹，至于
吕祖谦
的妻子是名臣韩元吉的女儿，其父亲即赞她“性慈惠，读书识大指”。可见她们所掌握的学养，绝不低于一般士族的男儿，也绝非只是司马光和朱熹等人所提倡为治理家务所需的初级教育而已。
与前三人相比，其余吕氏女性族人的学养似乎稍弱，但她们在家中和族中也担当着极重要的角色。以
吕公弼
女儿为例，她嫁韩忠彦后即随其家姑崔氏治家，崔氏死后，
韩琦
“则以家事付之，吕氏奉其姑遗法，惕然不敢失”。结果韩氏族内族外欣服。吕聪问女儿嫁钱受之后，遇上靖康兵祸，夫妻转徙道路千里，崎岖山谷之间，最是艰苦；后来钱受之为枢密院计议官，不足一年就罢官回家，自是闲居十年，家境拮据，但吕氏“躬服俭勤，经纪家事，无不自得之色”。
到了南宋时代，吕氏家族播迁金华，但其姻亲仍是衣冠望族，媳妇都持家有道，例如吕大同妻子方氏，丈夫虽然早卒，她却能“笃礼孝义，哀死字孤，为子求师择友，日夜进其业，而教女以妇事，皆讫于成”。吕忱中妻子李氏“生而敏□□□原故家世系，族姻礼俗，皆记识亡遗。相先君治家□□□大毕举。先君（即吕忱中）没于番阳，太宜人（即李氏）独护千里归□□□户”。吕大麟妻子薛氏的情况更是典型，大麟在其圹志记云：
性温柔，动有礼法，世事无所不解。事舅姑以孝闻，平日与姑未尝跬步相舍。姑有疾扶持抱掖，躬侍药饵，昼夜不怠。繇是姑爱之如女，家事尽以委之。夫人以隆兴元年四月十五日感疾终于婺州，享年三十有三。姑痛悼伤衋，如失左右手。……夫人为先君冢妇，义当葬近地，遂以是年六月二十五日葬夫人于明招山之塘坞，迩先君之墓也。
薛氏能够调和“婆媳关系”这种中国家族制度中最烦扰的问题，对于维系吕氏家族而言，这种传统女教至为重要，而吕用中妻子韩氏的圹志就说她“乃淑德懿范”。不过，男尊女卑的传统视角，有时又忽视了妻女在家庭中的“亲情位置”，吕祖谦岳丈韩元吉为亡女韩招写的墓文，就清楚可见士族妇女孝行背后的亲情，在姻亲两家中激荡：
吾女性慈惠，读书识大指，女功一见辄解。不妄喜怒，吕族无大细咸称之。嫁五年矣，值吾官远，不得归宁，日夜以为言。今年春，始与其壻俱来，则又趣之前归曰：“凡思侍父母心一也，岂以吾故滞子耶？”既而生子男也，喜以为无恨，乃病热不能寐，若自知其不起者，曰：“儿不孝，累父母亦且负良人。”吾妻惊问之，则曰：“为人子者，不可斯须弃父母也。今命实短，弃父母而往，非不孝何？人之娶妻，将以终老也，今不俟其老而先焉，负之矣。”吾妻闻其言而悲，犹谓其谵也，吾闻其言而疑，不谓其果然也。将没之夕，执吾手道后事，有不忍舍父之叹，劝其母以勿忧，呼诸妹前，人人戒之，俾宽吾夫妇也。语其婢子寄谢舅姑，问其壻未至，曰：“不能待也。”取纸作字，祝其善视儿女而已。抚其婴儿曰：“吾有一女而又一男，亦足奉吾祀矣。”左右皆号泣，则遽曰：“吾念欲正，毋相乱也。”嗫嚅诵佛书终篇，遂革。呜呼，尚忍言之哉！
始，黄州（即吕大器）教其子学以有立，谓非吾女不足为配。至是书来，吊曰：“君失此贤女，吾亡此孝妇矣。”夫以吾女之质不得见其成就，敢以为贤？唯其奉吾夫妇无违，事舅姑知礼节，于其夫敬而能助，处其家和而有则，不知古所谓贤妇人如何哉？
韩招病殁时只有二十二岁，从其父亲那真挚感人的笔触，我深受震撼。我认为，要了解宋代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与情况，单从生育、经济等方面去讨论，其实并不全面，这篇墓文记述吕祖谦的表现，足见夫妻感情之深：
吾婿恸而曰：“盍有以志之乎？”吾谓志无如子宜，则又恸而曰：“祖谦哀甚矣，不能文也。”然则吾又何文相与叙其哀，所以志吾女也。
吕祖谦
读史至此，当明白父女、夫妻间的感情，古今自有相同之处，不应尽以《女孝经》等“剥削”“压迫”的说法以偏概全。可惜的是，吕氏家族女性族人以至宋代士族妇女在这方面的记录不多，无法供我们再深入讨论。
正如袁采（1163年进士）所言，“妇人自识书算”是治家保家的必要条件，而上述数位女性在治家方面都井井有条，加上都是名族之后，其教育程度自然不会很差。事实上，吕氏家族对男女族人 的家教均极严，吕祖谦更作有《阃范》，以维持家族之不息；而女性族人除了接受良好的教育外，更在家庭里扮演教育子女的角色。例如吕公著妻子为鲁宗道女儿，“性严而有法度”，虽极疼爱儿子吕希哲，但教其事事必须循规蹈矩，有一次当范仲淹和欧阳修过颍州探望吕公著时，谈到一些道理，“夫人在厅后，闻其语，尝举以教荥阳公（吕希哲）”。吕希哲后来成为当世巨儒，他自己和当时的人均认为其母教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王安石亦认为吕嘉问之贤能，其母亲的教导，“著不可诬”。
最能显示女性在这方面的情形是寡妇治家的状况，吕蒙巽女儿的例子最是典型。吕蒙巽女儿除了泛通诗书百家之学而为堂兄吕夷简赞叹外，墓志铭记载了她
“治家亦有法度，阃内肃然如宫庭”，
可惜在她三十多岁时丈夫王覃却得疾早世，吕氏
“泣谓诸子曰：‘汝父病且革，犹语我且善勉汝等，汝钟罚不天，何以奉遗言?’诸子号顿，咸自言愿夙夜勉力，不敢坠先人之绪业。夫人于是尽屏珠玉之饰，市书环室，亲授经义，日月渐劘，卒至于有成”。
更有甚者，除了自己的儿子外，吕氏对夫家王氏族人亦多有教益，“得宗族之欢心”，王覃侄子王珪即深以此为念，难怪他为吕氏写的墓志铭褒奖如此之厚。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子，身兼父母二职，且能“亲授经义”，多少可反映吕氏家族妇女的教育背景及其与家族维持的关系。
比起吕氏家族的女教，吕家挑选的媳妇也毫不逊色，吕大同妻子方氏在丈夫死后教子育女的情况已见前段，吕大伦的继室程氏在其殁后，也“拊育诸孤劬瘁”；而吕康年妻子刘氏的圹志，亦详述了她守寡前后肩负治家的重责：
性凝重有仪榘，家庭化之，伯姊类焉。（案，墓文是由刘氏族人刘宗奭所写，故称其为“伯姊”。）既笄，归于吕氏。吕为中原名家，阃范饬于他族，伯姊始入，于腵修盥馈之节无所失，及庙见，于执笲奠菜之敬无所隳，授以事，于伏腊饔饎之务无所遗。盖仪足以称礼，职足以称功也。尤能孝于姑，而姑爱之；相于夫，而夫敬之；宜于家，皆与之曰：“真吕氏妇也。”
初，录参君（即吕康年）以诸生登第，主庆元鄞县簿，再调，未上而卒。于时姑曾夫人寿已高，念之不置。伯姊不敢以戚其姑，曲意娱悦，凡膳馈汤饵之奉，非手不以进。曾夫人亦待之如孝女，用以释其懮。录参君卒，有二子一女，伯姊拊之若己出。而一子忽以死，未几曾夫人即世，而一子又以死。至是，而伯姊之忧浸结，叹善人之无子，伤母职之莫酬，将何以答录参君及泉之望。……前三岁，录参仲兄永嘉贰车（吕延年）命立会稽簿（吕）正之、（吕）安之为录参嗣，伯姊方以自慰，曾未及待其养，而伯姊遽死，呜呼痛哉！
案宋代士族的家庭跟传统家庭相若，丈夫的年龄往往长于妻子，如果妻子早卒，丈夫可以续弦；而夫死后妻子大概只能再嫁一次，且其新夫婿年纪也不会很轻。这样的话，如果夫不先死于妻，也多半死于继室亡殁之前，故夫死子幼的情况相当普遍，寡妇就成为治家育儿的支柱。吕家的情况并没有例外，这十三篇墓文显示，有八位传主都是丈夫先死要负起持家养子的重任，故其中士族妇女的家庭教育自然很是重要。
吕公弼女儿的墓志铭记其病危时对丈夫韩忠彦说：“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旧恩以续之，必能恤我子，合二姓之好不绝如故。”我们的研究显示，吕氏一族缔婚的对象多为大族官僚，“合二姓之好”的政治动机固然很重要，但从前面的分析可见，教育与治家对家势的维持如此重要，所以姻亲的家庭背景便是个重要的条件，陆游为吕大同妻子写的墓志铭便说得最清楚：
维申国吕氏，自五代至宋，历十二圣，常有显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冑，妇姑相传以德，先后相勉以义，富贵不骄汰，虽甚贫，丧祭犹守其旧，养上抚下，恩意曲尽，虽寓陋巷环堵之屋，邻里敬化服之，犹在京师故第时。呜呼盛哉！
因此，我以为韩忠彦最后继娶吕氏之妹，除了慰其亡妻及政治上的考虑外，吕家宗女的教育保障未似不是一个原因。事实上，不少吕氏与姻族的定婚启中都强调这一点，故家族中的女子教育、治家和婚姻有极大的关系，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