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月颜如玉（ID：yyruyu）
作者：
月颜如玉
朱元樑时代：创业时期（1994-1998）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辽阔的农村面积和庞大的农民基数，三农问题，
自古至今都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2013年到2018年也是）的
中央一号文件
,都是部署三农问题。
而彼时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是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导，各地农信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
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
政策性、商业性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农信社）密切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业政策性银行第一次被提上日程。
同年，由于“南巡”的影响，国内的投资热度和通胀水平到了近乎失控的状态，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的部下朱元樑，日后唯一与三大政策性银行均有交集的人，此时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和计划资金司司长，主要负责控制贷款和再贷款方面的工作，与朱行长一起共治通胀。
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
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粮油棉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和监督使用
。1994年，朱元樑从人民银行调任农发行筹备组。
成立农发行，从筹备到成立，人民银行牵头，农业银行具体负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农业银行都是农业发展银行的兄弟行
。农发行创业员工中，有171人来自农行。
1994年11月18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行长朱元樑，注册资本200亿，计划从信贷基金划转110亿（但是迟迟没有完全到位），其余90亿只能退税的方式解决(中央财政也很困难)。由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2548.79亿资产，并等额划转了相关存款和人民银行再贷款等负债。
和国开行出道就高居正部级，可以傲视整个金融系统不一样，农发行的出道显得有点卑微，一开始就面临着农行和农信社小弟的直接竞争。
尽管在开业讲话里，朱元樑说：农发行和农行是宗旨一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兄弟行，但是他又一再强调：
我们俩不一样，在各个方面不一样
。就这样，两家银行在三农领域上，开展了至今没有结束的恩恩怨怨。
农发行成立以后，就着手建立分支机构。仅仅128天，就从无到有建立起了29个省级分行，这种效率在沉闷的计划经济时代，简直石破天惊，但是农发行在县市级设立分支行则受到了一些阻碍。1995年3月，朱镕基在农发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
决定农发行机构不再延伸到省级分行以下，其业务由农业银行代理。
尽管时任农行行长史纪良要求农行正确处理好代理业务同自营业务的关系，
把代理业务作为自营业务一样看待
，但是实际上，农行一直存在“代而不理”或者“理而不力”的情况，使得许多政策措施难以到位，农发行的功能远未达到预期。
1995年12月21日，农发行绕开农行，直接向人民银行呈报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管理体制的意见》，主要是：从国民经济全局和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角度考虑
，应组建农发行省以下机构。
最后，国务院采纳了农发行的建议。到1996年年底，农发行先后在275个地（市）、1263个县（市）组建了分支行，增设分支机构1805个，成立信贷组125个，业务基本实现自营。
这些基层机构的设立，为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支农作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谁也没有想到，农发行在县市级设立分支行，对10年后的农发行意义如此之大。
从农发行的最初定位来看，
朱元樑时代的农发行是最接近目标的一个。
1994年到1998年，农发行基本上是全方位支农的大农发定位，这一时期的农发，既是创业期，也是黄金时代，其后的农发，业务越做越窄不说，也越来越不像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
谢旭人：短暂任期，有所作为（1998-2000）
1998年，朱元樑调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农发行迎来了第二任行长谢旭人。财政部出身的谢行长，实际上在农发行任上只有两年，但是他仍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农发深深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从财政部副部长走出来独挡一面，当然是要他来解决问题的。谢行长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粮棉企业经营机制落后，导致经营亏损严重，
使得粮棉收购资金等政策性贷款挤占严重，难以做封闭运行，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迟迟没有解决；
二是农发行负债端过于单一，特别依赖央行再贷款，
而资产端粮棉收购贷款利率低于央行再贷款利率，直接导致利率倒挂；
三是由于
国有粮棉油企业的挂账太多
，导致农发行不良资产过快增长，包袱越来越重；
四是
农发行的管理机制不完善
，创业时期的农发行员工，多数是从农行甩来的包袱，不能适应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
根据当时《金融时报》的报道：农发行不仅以前的亏损挂账没有消化，反而又新增挂账1000多亿，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998年以前，人民银行安排的粮棉油收购专用贷款大幅增加，其中将近40%被挪作他用。
有鉴于此，加上1998年国务院推动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
农发行仅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
98年底国务院又推动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使得农发行不再经营向棉花收购企业发放贷款。
从此，农发行的业务范围缩小到了极致，只能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发放粮食收购、调销、储备贷款，从而有了
“粮食银行”
之别称，甚至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
但是谢旭人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还是做出了很多成绩，让很多老农发人对谢旭人的工作还是给予了很高评价。
一是他解决了
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
的问题，以销定贷，以效定贷，使得粮食收购资金基本做到专款专用，从而使农民卖粮能够真实的拿到现金，而不是“白条”；
二是财政部出身的谢行长，对分税制（中央与地方）的理解非常深刻，他在农发行同时推动了
中央与地方粮食事权分开
，并且主导了
粮棉储备体系
的建立，确保了粮食安全，和国家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
三是他通过农发行的力量，推动了政府粮食主管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分开、粮食收储业务与附营业务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
，这基本奠定了未来中国粮食产业的格局。
当然，谢旭人对农发行经营范围过窄的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希望给拓宽农发行的经营范围，但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2000年，谢旭人调任中央金融工委，2007年达到他人生的巅峰，成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在他任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税制改革举措，
是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
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民来说，这比消灭“白条”更值得庆祝。
当然，谢旭人的农发生涯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这些问题留给了他的下一任，最终让他的下一任行长何林祥成为农发史上最悲情的行长。
何林祥：悲情行长（2000-2004）
从农行基层一路升迁到农行行长的何林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熟悉，原来被认为会给农发行带来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在他任上，仅仅是延续了前任行长们走过的路，保守有余，进取不足。
相较于国开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大开大合高歌猛进，成立了十几年的农发行，在业务上没有太大突破，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无奈。一方面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国开和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被剥离，
能够轻装上阵，而农发的历史包袱一直压在头上；另
一方面由于粮食流通体制开始向全面市场化过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渐丧失垄断地位，民营粮食企业都可以直接入市收购。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其提供收购资金，农发行独家供应收购资金的格局逐渐被打破。
这一时期，农发行粮食收购贷款这块基本盘都逐渐丧失，甚至出现了
“农发行是否应结束历史使命后关闭”的讨论
，伴随着审计风暴的来临，这一讨论到达了高潮。
2003年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通过审计农发行及其34个分行的2001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发现：1995年以来，农发行总行通过虚列支出套取资金、变相融资收取高息等方式，私设“小金库”，累计金额达5736万元，这些资金的管理使用混乱，不少支出没有必要的批准手续和会计记录。1996～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一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
农发行腐败案，震惊全国，一年之后，
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落马，顺带着把财政部颇有前途的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拉下了水。
中为原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
原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
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
尽管这是前任行长们的“遗产”，
但是板子还是打到了现任行长何林祥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