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三月下旬，国内疫情已经逐渐平稳，连湖北省内的交通已放开，流落在异地的武汉人从3月22日起也可以返城了。虽然确诊和疑似的新增都已归零，但各地已经绷紧的神经并未就此一下子放松，昨天看到“南都观察”上的
一篇文章
，就在这样的时刻，还是有人“一不小心成了孤儿”。
这是典型的次生灾害：死者原本并未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只是骨折之后，严冬又感冒咳嗽，在这节骨眼上，没有检测排除新冠，哪家医院都不敢接诊，“原因是试剂盒太紧张，只对隔离的疑似病例做检测，而对没有接触史、症状也不像疑似病例的患者，暂时不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明明可以医治的疾病，也明知一个骨折、深经脉血栓、肺部感染的患者“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但医院就让你回去等死。
这并不只是个案，日前在豆瓣上看到“鸽子菌”写的一篇《新冠时期的葬礼》，也是类似的情况：其母虽然并非死于新冠，但处处寸步难行，碰到无数阻碍，连骨灰暂时存放在殡仪馆都不行——都已经是骨灰了，还有什么感染的风险？不行，因为“特殊时期政策原因”。
毫无疑问，我非常尊敬这次疫情中医护群体的表现，我妻妹也是驰援武汉、救治重症患者的医生，但看了这两篇，不禁想起来援助的医生，到底是因为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还是为了完成行政命令。
或许援助湖北，与不及时救治病人，都是照章办事而已
。
那些让患者回去的医生，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这种规章制度下的自保。对医生而言，非亲非故的，本来就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做了，需要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下付出很大努力，很可能对自己有麻烦，唯一的好处看来就是病人可能活着，并得到其家属的一份谢意，而不做自己也没事，在疫情之下，患者家属也无法控告医生失职——在这种情况下，人自然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当然医生也有责任，我不觉得当事的医生可以推得干干净净，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事关他人的生死。更有专业知识的医生都沉默不作声，这种不合理的流程难道就靠不断死亡的病人家属去抗争改变吗？
不可否认，确实还是有不少医德高尚的专业医护人员，但
大部分人也都是普通人，只是按制度和职责办事，甚至可以说，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做一颗棋子是最安全的选择
。
在疫情防控中建立起来的一套流程，就像现在各地还矗立着的路障一样，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撤除的，更何况现在也没到掉以轻心的程度。最难的，就是如何判断、又由谁来决断降低这些防控级别——
也许在很多地方，也根本没有这样分级别的机制，只有“0”和“1”两档
。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感觉大家都在等，等上面有人发话。没人发话，谁也不敢先吃螃蟹，因为这时候谁“自作主张”，都要冒比平日更大的风险。别说是医生了，就是潜江这样一个城市，想比湖北其它地方先撤封，都不得不迅速再自己改口。
这里的问题是：
没人能有自主权来处置一个哪怕是人人都明知的问题
。在这方面，医生也只是照流程办事的普通人，甚至和官僚机构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专业性，在紧急事态下已被“政策”所压倒。
这很难责备个人，因为这就像武汉前期的瞒报甩锅一样，不赋权，所造就的就是工具人的个性，很难指望有人承担起责任。
如果说人们常常觉得中国的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那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主性被剥夺得太厉害，以至于所有的责任看起来都是系统的责任
。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所谓“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因为没有主体性，就谈不上主动承担责任，都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事而已。这就像《纳粹医生》一书中说的，这会造成一种“不可避免之必然性的群体感觉”，传递出
一种不可阻挡之感，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只能顺其自然，“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无力感，正是刻意造成的习得性无助。
到最后，受困者唯一能寄望的，就是个人的善意和超常的道德勇气。在中国社会，有时还需要一点个人关系：在这件事中，患者家属碰巧也是医生女儿幼儿园同学的爸爸，这层熟人关系大概也多少容易触动一点恻隐之心。但对于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还能这么做，那就真的需要非常高的道德品质，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