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4期
图：协作者在泥河沟村爬上金狮山，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图片来源：孙恒、邵秋露）
参与共创村歌计划前，我是一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面对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我常以读书时能否获得奖学金，毕业后能否进入“大厂”的标准掂量取得这个学位是否“值”。我质疑过这套价值观，但也无法摆脱。直到我参与村歌计划，一首、两首、三首……在一次次村歌共创的过程中，乡村妇女们如芦苇般坚韧的生命力不断感染着我，并重塑了我的价值观。
重庆市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文凤村村歌《文凤之歌》，是我作为协作者参与的第一首村歌。文凤村参与村歌共创的男性村民多于女性村民，不论是在讲述“我和村庄的生命故事”这样的固定环节，还是在选择“啰儿啰”山歌调或劳动号子作为曲调的特殊状况下，女性全程的参与感都很低。当时，定了“啰儿啰”山歌调后，参与村歌共创的男性村民们围成一圈，凝神皱眉，认为“啰儿啰”山歌调不如劳动号子有精气神，要求孙恒改曲，这种决定村歌曲调，且最能体现村民在共创中的能动性的关键时刻，没有女性的身影，仿佛“当家做主”的都是男人，不论这个家是小家还是村集体。
文凤村共创村歌的协作者们
我唯一记住的一位女性是村妇女主任胡天容。她和协作者一道提供后勤支持，打扫整理集体创作工作坊，准备茶水零食，当我们让她停下来跟着孙恒的节奏“上课”时，她却说要去忙村委会的事。
我在田野日记里记录过这样的场景：“在小组分享完生命故事后，志愿者将每个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写在大白纸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倾听每个人的故事。男性们大多曾走南闯北，离开故乡，尤其是长者，他们见证过、参与过国家的不少大事件。相较之下，女性的生命故事显得十分平凡，她们人生故事的时间标记基本上离不开结婚、生子。这样的性别比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我反复斟酌这段话，并质问自己，究竟是女性的参与感低还是协作者对在场妇女有一种忽视？事实上，村里的妇女们也曾参与过文凤村基根道路的修建，和男人们一样挖土、背石头，只是她们羞于表达，协作者也没有刨根问底，在女性本身“声音不大”的情况下，没有多给她们一些表达的机会，没有试着成为她们的“扩音器”。
经历了第一次共创村歌后，我对如何扩大女性的“声音”有了思考。首先，要在“我和村庄的生命故事”“村庄大事记”这些男女分组讨论的环节多给她们开口的机会。在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墘头村村歌《梦墘头》的创作过程中，在场妇女大都谈到了当年被忽悠——“墘头有饭吃”，我抓住这个点，追问这些妇女当初怎么来到墘头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