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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有人似乎都变成了“新猪八戒”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1-08 08:30

正文

以前是“一袋烟的功夫”，现在是“刷几个视频的功夫”；以前是能吃饱就很幸福，现在是我要吃的比别人好，我才幸福；以前是我们要连接过去和未来，现在是我们要“活在当下”。人成了无意识的消费者，成了短视频观众，成了“新猪八戒”。

在信息科技丛生的现代社会，人自己都来不及体会自我，就已经在消费产品、短视频和信息塑造的生活环境里消逝了。学者熊培云在新作《人的消逝》中辩证地反思了人类究竟要如何在当下认识人自身，唤醒人的自我意识。

本文摘选自《人的消逝》，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

100 年前的西方人谈到中国时常常会带着某种偏见，比如中国人不重视时间。

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里就明确地指出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此前对中华文明有巨大偏见的黑格尔也曾经专门谈到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他认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时间往往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比如四季更迭、节气轮回等。

当然这些都是一种误解，当年的中国人只是没有在“效率就是金钱”意义上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或者没有一种线性的时间观，但依我之见，传统中国人拥有的反而是一种更大的时空观念。

如果说旧时中国人发明的皇帝纪年也代表一种落后的轮回或者循环，那么最该批评的是钟表的发明——那些围绕着表盘整日打转的长短指针更是循环到废寝忘食。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传统中国人是有自己的时间观念的，且不说二十四节气非常精准地指导农事与生活，在丈量时间的器物方面中国很早就有了日晷。有些汉语词语可以很好地佐证，比如中国人在论及自己的文明时常常会提到“源远流长”。河流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源远流长又是一个时间概念。从血源和文明的存续来说，当代人的责任之一也是要连接过去与未来。

在此意义上，每一代人都是时间链条中的一环。对于中华文明是这样，对于世界文明也是这样。

我在中国乡村看到不少老房子，如果赶上规模宏大的，有的甚至花了几代人的时间修建才得以完成，由此可见，这种传承观念其实是根深蒂固的。对比如今为人所称道的安东尼·高迪试图花 100 多年来修建巴塞罗那的圣家堂，以及法国政府花几年时间维修失火的巴黎圣母院，可以说毫不逊色。

不得不说这一古老的时间观念在当代已经渐渐褪去了颜色，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是“活下当下”“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本身并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只能活在此生此世，唯一拥有的是自己的宝贵时间，自身有关幸福的感受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人完全不必考虑对未来的责任。

电影《那人那山那狗》

与此相关的是许多传统价值同时被否定与抛弃。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甚至人口负增长的现象。以东亚为例，当恐婚族、丁克族、不孕不育族越来越多，“最后一代”甚至变成一种时尚，从前奔腾不息的河流势必要消失了。

在河流消失的背后，是文明正经受着考验与各国政治的大洗牌。而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似乎又在不远的地方敲响了丧钟。

信息饕餮

互联网让人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中文语境下现在很少有人再说“一袋烟的工夫”，取而代之的是“一天刷不了几个视频就没了”。与此相关，每个人都因为某种上瘾症而变成信息饕餮。

从前，看电影的地方是电影院，那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地方。之后有了电视，为了观看更多节目，人们开始不断地调台。如今，人手一部手机，可以像掉进无底洞一样不断地刷视频。没有谁是被迫这样去做的，然而潜意识中必须这样做，为的是吃下更多的信息。

同样是看电影，过去是沉浸式的，而现在大家似乎更热衷于观看几分钟的短视频电影介绍。归根到底，这些人需要的不再是从不同的艺术角度去仔细欣赏某部电影，而是借助某种大网将有用的信息之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即使有心坐下来完整欣赏一部电影，通常也会加快播放速度。

电影《来电狂响》

当然这种倾向同样适合新闻猎奇。在《瓦尔登湖》里，亨利·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认为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

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

“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

“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而现在，自从有了互联网，人们每天都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电脑和手机上，不知不觉，时间像是被偷走了一样。

聪明的人知道，“爱情”有时候会成为男女朋友之间的第三者。当他们亲热的时候，爱情就站在旁边看着。一旦某方觉得爱情消失了，他/她就会起身去追逐失去的爱情，甚至再也不会回来了。说到底他们爱的是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具体的对方。而现在信息成瘾也是所谓的第三者。破坏亲密关系的，并不一定是“我和你在一起，而你却在微信上和别人聊天”，而是为了那些遥远而空洞的事物却看不见眼前的人。

想象这样一个场面：一对男女同时死了，他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问，你们在人间都做了什么？

他们说，没做什么，但是各自搜集了无数的信息。

上帝说，为什么搜集？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

在上帝转过身的时候，他们高喊“知识就是力量”。

电影《来电狂响》

猪八戒为什么受欢迎？

当各个领域出现巨兽而且群兽结队而行时，人类自身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后，人的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即使是一个普通百姓，他在某些方面所享受到的便利与舒适都可以说远胜古代的君王。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从个人到营利性团体，借助机器的赋能，人对人的需要已经越来越弱。

对比起来，从前的人类像是一部《西游记》，取经是为了修成正果，寻找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有清晰的长处和短处。在此意义上，唐三藏师徒四人连带白龙马一起，本身也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他们越过千难万阻只为去西天，现在这个团队散架了，人们长处都差不多，短处则由科技来补齐。

我曾经分析过《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为什么招人喜爱。

电视剧《西游记》（1986版）

这从师徒四人的价值观似乎也能看出些端倪。如果说唐僧代表清苦的佛家，悟空代表雷厉风行的法家，沙和尚代表克己奉公的儒家，那么猪八戒代表的则是道家，而且是与享乐主义结合的道家。此外，猪八戒身上还有贴近大众的单纯和弱者形象，以及爱而不得的不甘。相较而言，虽然猪头猪脑的，但猪八戒身上最有芸芸众生中的人味。

而现在所有人似乎都变成了“新猪八戒”。像唐僧那样的苦行主义与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主义都渐渐失去意义，沙和尚式的任劳任怨也让位于尽情享乐、活在当下和简单主义。

体现在“新猪八戒”或者“猪八戒 2.0”身上的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想取经。这是骨子里的抗拒，而且取来的未必是真经，是真经也未必真好。更重要的是，当价值观发生偏移，在心理上他不再有调戏嫦娥的原罪，不必跟着一个理想主义的团队为此赎罪。

二是不怕妖精。虽然时有战争和冲突，但是借助科技的发展，人类不知不觉已经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个新的摇篮或者安乐窝。相信只要不主动惹事，自己就是安全的，毕竟到处都装了监控，有保安和警察。如果父辈略有积蓄，更不必害怕贫苦之魔前来偷袭。

三是独身主义。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有机器或者社会化服务随时帮忙，一个人更自由自在。即使是从唐僧团队中散伙了，也不是因为高老庄的诱惑。互联网和手机里有海量的美女帅哥，而且更好的仿真性爱机器人也在研制的路上。

四是时间停止了，过去和将来都消失了，活在当下，只有现在。现在的空间和时间都缩略为一个点，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所站立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祖国，他所能把握的此刻就是所负责享受的一切。简单地说，他唯一靠得住的责任就是尽情享受此刻人生。

襁褓中的上帝

当罗兰·巴特声称“作者死了”，读者开始掌权的时候，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鲍德里亚所断言的消费社会的来临。读者作为消费者不只是意义上的占领，而且还是生产者。他们不仅生产相关作品的意义，而且“生产生产者”，因为他们决定了市场需要什么消费品，以及哪些生产者将对此趋之若鹜。

表面上看，消费者君临一切。对他们的崇高赞美莫过于“顾客就是上帝”。这也是为什么鲍德里亚会感叹超市是“我们的先贤祠，我们的阎王殿”。1 在中国，精明的商家制造出来的“双十一”购物节更像是拜物教的朝圣日。当日数以十亿计的包裹展示了消费者的威力，也将他们淹没于物之森林，消费者成为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现代新野人”。

“当代消费者们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之中。”

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社会不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被用来消费的东西绝不是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与额外赠品被提供的。从政客空洞的拥抱到空姐制度性的微笑，以及随处可见的“温馨提示”，这一切并非因为人情，而是为了维持可持续性的消费。

按鲍德里亚的分析，这种脉脉温情的背后是消费社会在完成一种“母性转移” 。这种母性转移同样体现在互联网上，正如“过滤泡泡”“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所做的，在技术精英试图通过高超算法提供一流服务时，也在努力将用户推进关切的摇篮之中，让他们当起了襁褓中的上帝。

纪录片《无节制消费的元凶》

从本质上说，消费主义把人重新打回了婴儿时代，在那里，延迟满足变成一种“你有而我还没有”的痛苦，到处是“榜样的力量”，购物渐渐变成一种疗愈的过程。它不但可以像驱魔仪式一样平复一个人因羡慕别人而引起的“日常的灾难”，而且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人相信物有物的忠诚。而互联网的好处是在限定的时间里将那些货物送到你的家门前，为此甚至开始有无人机在你院子的上空盘旋。

不幸福原理

为人父母者未必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天赋，但一定知道没什么天赋。比如唱歌、跳舞、跑步、打麻将。这些平常容易接触到的技能，试试就知道了。有些技能则未必。举例说，也许他在曲棍球方面有天赋，但是如果从来不接触，就算有天赋也不会显露出来。

同理，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幸福是什么，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但一定知道何为不幸福。比如当他遭遇了囚禁、鞭打、侮辱或者疾病缠身。这些都可以纳入“不幸福原理”。

而有些不幸福是制造出来的，严格说属于心理变化学的范畴。这方面最明显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消费主义对人的操纵，其所利用的就是人内心的攀比心理。当他们去京东或亚马逊清空购物车时，仿佛在向他们的电子教堂赎罪与忏悔。

大众传播尤其是互联网的发达助长了消费主义的盛行。消费社会无数次呈现他者的成功，而自己总是失败的。齐格蒙·鲍曼更是一语道破天机——消费社会难以使人幸福，因为它依赖的就是我们不幸福。而我们不幸福只是因为他人看起来比我们更幸福。总之，幸福是他人的影子，而自己永远蹲在富人的影子里受穷。和别人相比，自己身上总是缺少了点什么。

当信用卡代替存折，言下之意是再不消费就来不及了。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个人原子化在消费主义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消费时兴的产品变成了最大的集体主义。消费主义重新划分自己的等级，而且时刻更新等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