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旧时无话不说的好友，你点开 ta 的朋友圈，突然发现一道横杠横在那里，ta 的动态你再也无从知晓，虽然你们因为生活或者工作的交集，还时不时见面，还寒暄。又或者，甚至删除了你，某天你想起来一声问候，却发现需要重新验证。你在朋友圈发的那些内容，在他们眼里，都是“愤青”“文青”的愤愤和不满，你的质疑和批判，都是走了极端。而你，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得不选择性屏蔽一起工作的同事，避免由于这些价值取向和认知视野的不同，引发什么争执。
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话说，最开始觉醒的时候，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距，会是如此不可跨越的鸿沟，我的微博和微信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才让我渐渐明白，某些话题，是只能跟特定的人去谈论的。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和我博士导师的观念冲突。我博士导师是90年代初公派美国留学的，基本上已经是半个美国人了，在学术上和教育上有他特立独行的风格，是我很尊敬的师长。2014年秋天到2015年冬天，是我逐渐觉醒的过程，那时候我内心充满了困惑，经常失眠，凌晨一两点在微博上记录思考的问题，我导师也是出于关心我思想的缘故，就会时不时地留言。比如赵 purple sun 的忌日，我转发了一条微博。我的博士导师在我微博留言说，当年他们上街，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儿子倒买倒卖。我说普世价值和gongchan主义的差别，他就留言说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我非常能够理解60后的局限性，但是渐渐地，我就发觉，不能再如此公开自己的思想了，因为早就不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去年发了条有关#庚款百年#的朋友圈，说：美帝骨子里是热心肠，当年灭了义和团之后和清政府签的辛丑条约，拿的银子全以庚子赔款还回来了，建的清华不说，还栽培了一批民国牛人，钱学森，胡适，梅贻琦等等。英国、法国、比利时相继“跟风”，分别培养的钱钟书，钱三强…而且这笔钱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用到本世纪初。所以某些人到底在仇恨美帝什么？立马就有交情多年的大学同学骂我：“你以为你是当代鲁迅啊？看了几本书几篇帖子你真把自己当公知了啊？”“你确定你不是美分党？那我们是不是该跪舔美帝了？”“你赶紧移民吧”。当时听到这样的评价，我非常震惊，也很寒心，遭到这样没有来由的批评，一时手足无措。当然，我一直主张的是，qimeng不是强制灌输，而是自我觉醒，是通过读书、思考和辩论把儿时喝的毒奶全部吐出来。所以，我依旧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和他们相处，我觉得只要他们肯寻找真相，迟早有一天会醒悟的，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契机罢了。慢慢的，我也发现，有些人还是被我影响了的，再后来无意间谈论一些什么话题，我发现他们也并非我想的那般糊涂。虽然，大家聚会的时候，其乐融融，心照不宣，从来不会谈论那些话题。即便有人要跟我谈论一些什么东西，我也是打个哈哈，掠过去。
只不过呢，“愤青”“文青”的标签被贴的多了，有时候我还是会不自觉怀疑自己，我是这个体制培养出来的，现在依旧留在这体制内，却天性具有这么强的反叛和质疑的精神，是不是太格格不入了？我是不是该闭嘴的好？
周冲老师的这段话，我越来越有感触，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对于某些不再联系的旧时好友，或者正在渐行渐远的好友，我也依旧遥祝你们各自安好。
真正的知己可遇而不可求，或许终其一生，我们也遇见不了邝文美，遇见不了子期，遇见不了莱纳德。这真是遗憾。 但在遗憾之前，你一定要问一句自己：那些明亮的人，如果与你相遇，你是否有与之相匹配的分量？不至于成为廉价的信徒（也必成为廉价的叛徒），而是终生的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