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委员往往是各界别的代表人物，“明星”众多。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姚明。现在，他多了中国篮协主席的身份。（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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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长带着一位处长，来到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进一步和他交流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经常与政府部门的官员讨论提案，“最近两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当重视”。
提交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政协委员们的提案也进入到最后准备阶段：有的还在外地调研，有的提前进京参加各种会议，有的与团队在为提案做最后的完善。在本届全国政协中，委员们的提案得到极高回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田杰近期对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提案办复率达到了99.84%。
即将在2017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将是本届两千多名政协委员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
全国政协这四年来有哪些具体变化，协商民主落实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记者在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采访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请他们回顾几年来履职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所见所闻。
四年前，俞正声就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曾多次向政协委员们强调人大和政协的区别。
2015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俞正声说：“（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
葛剑雄也翻看了政协所有的文件，他确实找不到“权力”两个字。政协只是提供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往往对政协的责任和作用给予过高的期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金安平分析，这是因为每年政协会议与全国人大会议几乎同时召开。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能从代议制的角度衡量政协这个平台。政协委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表制，不是通过基层选举产生，而是通过推荐提名产生。”
葛剑雄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政协委员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别的意见。”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跟过去相比，本届政协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确了。特别是“协商民主”从“形式”上升为“制度”的道路上，本届政协尝试了多种举措。
2014年8月25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项规定”等热点话题脱稿做了超过一小时的演讲，并随后回答了八名政协常委的提问。
在此之前，政协常委会上从未出现过一小时发言加半小时自由提问的模式。葛剑雄自上一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以来，6年里开过二十多次会议，“旁边话筒的按钮这次是第一次按”。
他还记得，王岐山没有回避一位委员尖锐的问题：“反腐败怎么保持不出现灯下黑的情况呢？”王岐山以中纪委拍摄的一部电视专题片名称回答——“打铁还需自身硬”，表示会以身作则，严防“灯下黑”。单从政协内部而言，此言不虚。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处获悉，这几年，政协内部党员在频繁地开会，系统地学习。
自王岐山之后，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出现了多位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介绍过“十三五”规划，副总理汪洋谈过精准扶贫，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讲过依法治国。
“每次中央有重大决策或者重要会议，都会请有关领导做报告、互动。这样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并且及时反映我们的意见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剑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领导人参会时，每到自由问答的互动环节，政协委员们都抢着提问，时间到了还意犹未尽。葛剑雄曾经四次抢到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
▲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经常与政府部门官员讨论提案。“最近两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当重视。”（视觉中国/图）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在过去四年里，本届政协共进行了8次专题协商会议，62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后，本届全国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举措。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介绍，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点举行，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
多位参加过双周座谈会的政协委员形容，俞正声在主持会议时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双周座谈会上，谈到“合议庭合而不议、审而不判”现象时，俞正声马上插话：“那这种情况加强司法监督就更有必要了。”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传统可追溯到始于1950年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起的“双周座谈会”，后中止，直到2013年重启。每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地点都固定在全国政协礼堂，与一般的会议不同，会场不设主席台，而是摆放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供大家围坐。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参加过三次双周座谈会，主题分别是“重视特殊教育”“建筑工人工伤维权”和“推进安宁疗护工作”。每个人发言限定在5-8分钟，为了保证时间，大部分委员都是准备好稿子念，各部委当场回应。
俞正声主席中途也会提问，尤其是对一些数字的出处。“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吴明说。
吴明坦言，有了双周协商座谈后，每年大约开20次座谈会，每次邀请十几名政协委员，一年能有近400人次。还有不少委员虽然没有参加双周协商座谈会，但参加了调研和相关准备工作。 现在，委员们已经收到2017年双周座谈会的题目，每人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专长的题目报名参加。葛剑雄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协商题目是反复征求过常委、委员的意见，再经过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确定年度的计划安排，之后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确定的。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也感受到，政协变得更制度化了，“现在有双周座谈会，感觉议题多了，而且比较具体，调研更有目的性了。”
总体来看，全国政协每年有1次全体会议、2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和2次专题协商会，20次左右双周协商座谈会，还有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形式。
根据吴明的介绍，专题协商会涉及面更广，各部委参加的人数更多，会议时间更长，一般都是一天，还有国务院主管领导莅临。去年她参加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全国政协三个副主席带着委员们跑了六七个省，每次都近一个星期。除了到各省调研，还组织了六七次专题座谈会，包括医生、院长、政府部门、药企、医改专家、委员等多个层面的人都参与了讨论。
“过去的调研就是十几个委员去走一圈，回来调研组写一个调研报告。现在大部分委员要在座谈会上发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个委员都得写出建议。有些发言一结束，政协领导当场就跟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协商说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吴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感觉当这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非常忙，全国政协的工作做得很实在。”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金安平看来，这就是政协制度最大的优点——协商，“中国人爱说什么事儿都有商有量。如果说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协商就是妥协的一个必需或比较好的程序，体现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价值。”
▲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内地记者情况通报会召开，记者们进入全国政协礼堂。（视觉中国/图）
金安平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去年“两会”开始，“委员们学会了轻重缓急，特别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总结，一般两种提案的成功率比较高：一种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种是政府没有太重视，但可能会对未来产生较大影响的事。
万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论是哪种提案，政协委员都要经过科学调研、系统策划，将它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么事、要不要做、谁来做、怎么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在十年间，从公众到政府官员，访谈了两千多人，才对医改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来，“一个委员在那看了三两天，就提出一个方案来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员的提案质量有待提高”。
这也呼应了一位全国政协领导经常对委员们讲的一句话：“不要老是讲该怎么做，要讲怎么才做得到。”
去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刘红宇曾想进入中小学校园做关于安装新风系统的调研，“其实那时候学校很谨慎，校长刚开始说欢迎，后来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让我去”。
后来刘红宇就在几所学校门口，向学生家长发问卷，探讨是安装新风系统还是空气净化器更合适，家长觉得谁来出钱比较好。当时有的家长甚至坦言，“自己集资都愿意”。但最终在刘红宇的提案中，认为应该将这笔费用强制纳入国家专项预算。
时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应，已部署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由市级财政给予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严慧英的感觉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视了，“过去（给我）打电话的比较少，包括文字的沟通，递五个提案，可能就回复一个。现在是每一个都有回复。”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议“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中应该投放尘肺病的相关内容”。会后，中央电视台广告部门负责人很快邀请她到台里座谈，向严慧英介绍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的招标流程。对方告诉严慧英，“广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尘肺病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去参与投标了，具体怎么组织还要继续沟通。”
政协委员们履职四年来的另一个感受是，“重要的是坚持”。“一个提案要跟到它实施为止。”万捷长期关注环境问题，在两届政协中一直围绕垃圾分类、重点污染源实时公布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环保提案。
这种“十年如一日”的委员并不在少数。曾经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阳光财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一直积极推动政府财政信息公开。他所在的经济研究机构一直在坚持对政府进行财政透明度观测评估，分数在持续提升。
葛剑雄此前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过，在全国“两会”特别能解决“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双周座谈会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新建筑材料推广、医院临终关怀、西北农牧地区病虫害防治等议题”。
▲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风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门广场值守，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视觉中国/图）
这些年，葛剑雄也总结过两种情形的提案很难实现。
一种是政府部门也想解决，但是超出职责范围。葛剑雄曾提出，“十三五”规划应该进一步大幅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说很支持，但这个提案应该是国务院或者是全国人大来通过才行”。
另一种是相关部门了解的情况、意见与委员差别很大。葛剑雄曾提出，近年来高铁的车站设置有问题，要么完全新建，要么选址远离中心城区，增加出行成本。
“当时这个提案转到有关部门后，他们回复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现在这种选择是经过多重因素考虑的。”葛剑雄对此也很无奈。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共同感受是，许多提案交上去，相关部门有时的答复比较“程式化”，比如“认同提案的建设性”，“表示会认真研究”，“列举自己开展的各项工作”，“表示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借鉴”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连续多年提出在烟盒上印制醒目、画面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图案的建议。“这种方式可以产生视觉冲击，使人有心理畏惧，比其它控烟方法效果更为明显，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对于妇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产生新的烟民。”2011年，她联合了9个界别281名委员签字；2012年联合了7个界别，212名委员签字；2014年获得了168名委员签名。得到相关部委的回复是：“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没有说必须要印警示图案。”
“我很生气，应该对国民健康负责，而不是只做给WHO看。”吴明因此给相关部委答复的评价是不满意。“他们找我来沟通，但一开始出面的是一个借调人员，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后来一位处长出面，本来都定好时间了，最后因为对方忙就不了了之了。还是说明一些部门对这件事不重视。”
蒋洪曾多次在政协中发言：“协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有不同意见。它的意义在于容纳意见，让不同的意见得到沟通和表达。”
有些时候，葛剑雄会选择内部反映的方式。当他对自己的意见、建议没有把握时，他都选择内部提出。
“我提的时候他们并不采纳，并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对，可能时机还没成熟。”葛剑雄是这么理解的，“我们提出的是该怎么做，领导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得到。”
有20个省份将环保任务排在倒数第一至第三位，北京市是唯一一个将环保压力排在“问题和困难”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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