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好 |文
赚足全球关注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于11月9日水落石出：广受争议的纽约地产富商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优势战胜呼声颇高的前国务卿和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两个月后，他将正式接替巴拉克·奥巴马，成为新的白宫主人，全球都将面对一位陌生的新政要。
相比此前历届美国总统竞选，此次特朗普和希拉里对垒数月，有很多出人意料的起伏转折。其中反映的美国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分歧，以及两位候选人不尽相同的欠缺，这些让外界对第一大国的新任元首人选充满争议。
好在一切有了结果。虽然全球金融市场在11月9日激烈动荡，但多数理性者相信，随着这一竞选结果被确认，3亿多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得现实考虑如何面对他。这与他此前拥有的财富多少、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竞选主张有一定关联，但考虑到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及其体系的内在制衡，显然也无须对特朗普上任后的角色担当过于忧虑。
![]()
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将领导的，是一个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而纵观全球，中美均处于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安全与社会环境变局之中，许多曾经理所当然的权益或责任正在发生裂变，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亦不断浮现，这是特朗普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如果说，此前国际上某些学者或前政要所主张的中美共治全球，颇有些书生意气或一厢情愿，那么根据两国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及共和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经济主张，人们或有理由展望即将开始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它不会是美国一强独大的历史惯性，也绝非某些人渲染的中国崛起威胁，而更有可能是中美基于现实考量和全球大局，逐步形成的某种共治默契。
这种默契，首先基于两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的差距缩小。当前，中国年度经济增速已从两位数下降至不到7%，但相对于美国及绝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未来数年或十数年应无大的悬念。由此仅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在未来十年接近或超过美国，亦在多数预期之中。与经济实力增长同步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对此，无论美国还是欧盟、日本以及绝大多数国家，亦无明显异议。
同时，全球经济、政治及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风险与挑战，远从2001年“911”之后、近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均呈全面爆发态势。最近几年，欧亚各地不断爆发的移民及恐怖事件表明，全球秩序与治理危机明显升级。对于美国这个在冷战结束后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而言，经过最近20多年的变化，世界早已不在其完全掌控之中。在不确定的全球政经新格局中，美国应当、且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新任美国总统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而这也恰恰是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辩论的一个重点，他们差异甚大的政策主张，正好代表了美国面对全球变局颇为不同的战略选择。
希拉里及民主党所代表的，仍然是美国相对积极和外向的全球战略，比如其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重要布局。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她与奥巴马共同制定并实施了“重返亚洲战略”，即对于远在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安全事务，美国试图继续争取最大话语权，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亦努力保持强势存在，一句话：美国希望继续充当最重要的全球领导者。
特朗普及共和党所代表的，则是美国相对保守和内向的全球战略，他明确反对接纳更多移民，激烈抨击中国等主要经贸伙伴抢夺了美国的市场与工作机会。在11月9日的竞选获胜演讲中，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上任后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和美国人民一起“重建我们的国家，重塑美国梦”，为此“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通过实施新的经济计划，“让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并成为全球最强劲的经济体。”他还强调，美国“会和其他国家处好关系”，和那些愿意与美国好好相处的国家“缔结伟大的友谊”，“寻求共同利益，而非敌意；寻求合作，而非冲突”。
听其言，观其行。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竞选和上任很多时候是两回事。在现实挑战面前，特朗普未来的政策倾向似乎是比较清晰的：美国首先要花更多精力管好自己的事，并不必然去承担更多、更大的全球责任，当然美国也不会一味收缩退让。总体来看，这种战略取向的长期意图，并不是继续强行充当唯一的全球领导者。
外界围观者当然要保持足够冷静，不必夸大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主张差异。因为从本质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都会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重，无论谁上台，未来在很多重大战略选择及具体政策制定上，很可能会趋同。但相对而言，特朗普及共和党所代表的主要倾向，更有可能比较现实地重新定位美国的全球角色，其中自然包括如何与中国相处。而这又会和中国将在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全球战略有关，是更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多有作为，还是也需要把更多精力用于发展壮大自己？即使从维护中国现实和长远利益角度，面对日益全球流动的中国公民、中国资金和中国公司，逐渐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也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选择。
因此从全球格局稳定角度，新的中美全球共治默契，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更有现实可能，道理也在于此。无论从美国实力的现实考虑，还是从全球变局的难度着眼，美国或许更需要与崛起的中国多多协商、多合作、多分担，否则一些重要的全球政经事务，可能出现治理混乱。
从最近半个世纪来看，这种沟通与合作的历史传统，的确更明显地存在于共和党主导的历届美国政府中。从上世纪70年代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到80年代的里根、90年代的老布什及新世纪之初的小布什，多位出身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均在其任职中选择以相对坦诚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谋合作。这是否更有可能成为特朗普上任后更现实的选择？毕竟，对中国强势或与中国为敌，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而无论从经贸合作还是治理协调，两国均有诸多交集。
因此，在围观此次颇为有料的美国总统竞选之后，中美都需要尽快回归理性，基于全球现状和两国现实，以务实合作态度，认真磋商如何分担全球责任，共同维护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界，这是历史赋予中美两国的机遇，责无旁贷，不应错失。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其供职机构立场无关，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