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变法，从来是阻力多多。
主要是因为变法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很难说。
具体就商鞅变法而言，商鞅鼓吹说他的新政令能使秦国强大，秦孝公一听就开心了，但是秦国的普通人，也就是秦国的国人会怎么想？
秦国强大，太好了！但是强大之后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根据后人对秦灭六国斩首人数的记载，可知一共杀了186万人。假设双方的战损失比例是五比一，那么秦国就死掉了近四十万人，而当时秦国全部人口，即男人女人小孩老人加起来一共才780万人，可想而知这是多少家族男丁的消耗
（以至于秦末刘邦西进时秦国几乎没有足够的男人组成军队来抵挡）
。
和壮年男劳力的大量消耗相比，得一点田地金帛上的赏赐，其实是不能成正比的
（这也是后来起义军进攻咸阳而关中父老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如果商鞅告诉秦孝公及全体国人，变法确实能使秦国强大，但秦国将有四十万男丁死在战场之上，而秦国王室血统更将彻底灭绝，请问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当然这个选择题超纲了，我们还是回到商鞅变法现场，当时的秦国国人，不知道这场变法会让自己的国家变得那么强，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战争中会死那么多人。国人只知道，打东方来了一个叫鞅的男人，他要把秦国原有的一套法令都改掉，他们会怎么想？
胡闹！忽悠！大概率是吹吹牛，显摆自己多么聪明而已。吹完牛，一切照旧！
而商鞅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的对策也非常简单粗暴：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五十金就解决了老百姓的信任问题，你说商鞅厉害不厉害？但是，变法的最大反对者，不是老百姓，而是权力阶层。
秦国的权力阶层，除了国君之外，就是卿大夫。
打个比方，如果秦国是一尊三足鼎，那么国人是一足，国君是一足，卿大夫就是第三足。
从当时来看，卿大夫也是变法的受害者。在秦大一统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君归君，臣归臣，民归民，大家各有自己的权利，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若是贪婪到想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入自己之手，那么众人都会反对你、推翻你。三者中，国人地位最低，和平时期提供粮饷，战争时期提供兵源。国君地位最高，但主要权力其实是在祭祀和对外交往。卿大夫地位居中，却掌握着这个国家实际治理的权力，对下号令国民，对上则向国君定期汇报成果即可。
秦国的国君，要作出一项决策，必须召开廷议，即听取卿大夫的意见。而早期的秦国卿大夫几乎全是秦国的“公族”，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族长
（秦王）
和族中长老
（卿大夫）
的议事会。这是一种早期的分权政治，与秦始皇才开始的君主集权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如秦始皇“一人独裁定国是”的做法，在他之前的秦国，其实从来没有实行过。所以，商鞅要变法，最大的阻碍，就是公族。因为他要改变、瓦解、摧毁的，就是秦国公族说了算、秦君只是拱拱手的传统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商鞅和秦孝公彻夜长谈，秦孝公“语数日不厌”。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秦国的创业史。秦国，并非周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一批入选者，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秦国的祖先是蜚廉，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司马迁告诉我们：
“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在商纣王最后的战斗中，恶来被杀，而蜚廉却幸免于难，隐居到霍太山
（今山西太岳山）
。蜚廉是商朝的驾车好手，他的子孙延续了这个优势，所以到周穆王时期，蜚廉的后裔造父成为周天子的车夫，并立功受封，得了一座城叫作赵。所以秦国的皇族，是嬴姓赵氏，嬴姓代表祖先的根源，即舜时期的伯益
（一般情况下姓是指母系起源一致，史书上有大量案例）
；赵氏则代表宗族系统
（氏是父系源头一致，汉以后姓氏合并，其实是用氏完全取代了姓）
。秦国和赵国，是一棵大树上的两个分支。
周孝王时期，秦人的直系祖先非子，被安排到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养马，稍后给了他一个“附庸”的身份，而这，一般就被视为秦人立国的开始。所以，秦国的“公族”，就是当年跟随非子，从山西来到陕西的第一批秦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嬴姓赵氏”一族，只不过在秦国自己的史书上，一般提到他们的名，都没有姓氏，享受和国君相似的待遇，就好像“秦王政”，史书几乎不提“赵政”，更不用说“嬴政”这个只有后世才有的奇怪称谓
。
也就是说，秦国是嬴姓赵氏的族人一同打造而成的。大家都是嬴姓后裔，一起来到长林丰草的西部养马，一起与野蛮的犬戎厮杀，一起建起这秦国的城池与边疆，凭啥你秦王一人说了算？按照分权时代的规则，从秦国初封，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统治权，其实都牢牢掌握在这批人手中。具体来讲，则是王室享有“统”的权益，公族则负责“治”。大家都是嬴姓一族，利益共沾、分工合作，很合理啊！但是如果出现不合格到离谱的某些王，公族会做什么事呢？
《史记》记录的秦国第一个重大国内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末的“秦国大庶长弑君事件”。大庶长，这个名词大家初听比较陌生。商鞅变法之后施行的军功爵中，第十级为左庶长，第十一级为右庶长，第十七级为驷车庶长，第十八级为大庶长。也就是说，大庶长是秦国政治体系中，仅逊色于彻侯、关内侯的爵位。
商鞅变法之后，大庶长是高级爵位，而在变法之前，大庶长就是秦国的上卿，即后世的宰相。商鞅变法之前，大庶长这个职位基本为公族所垄断。即便是百里奚、蹇叔这样深得国君器重的外来人，也仅能担任左、右庶长之职。
那么，公元前8世纪，秦国的大庶长
（宰相）
做了什么呢？《史记》告诉我们：
“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这里必须说的是，《史记》全书最靠谱的部分，就是秦国史，因为秦始皇焚书不焚秦国国史；也因为《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先祖，本身就是秦国人——秦国伐蜀的名将司马错，就是他的祖先。而这段史料，虽然描述得很简略，但是基本事实很清楚。那就是秦国此时的三个大庶长，他们的名分别是“弗忌、威垒、三父”，如果按照现代表述就是：“秦国宰相赵弗忌、赵威垒、赵三父，废除了太子，立五岁的弟弟为国君
（即秦出子）
。六年之后，赵三父等人又杀死秦出子，重新拥戴昔日的太子做国君
（即秦武公）
。”当然，秦武公心里还记着仇，所以三年之后，他又以“杀死秦出子”的罪名，将赵三父等几个人的三族全部夷灭。
这场权力争斗，说到底就是赵家的家族内斗。虽然最终以国君的胜利告终，却给后人
（其实是秦王室的后人）
一个历史教训，那就是：“公族其实并不可靠。”
正是借鉴这样的历史教训，到秦穆公就开始引进第三股势力，即外来人才。理由有两个，明面上就是为了秦国的强大，此时已经是春秋之世，秦国为了能与周边强国
（春秋时期主要是晋国）
竞争，需要采用一种类似后世“人才引进”的政策，吸引若干外部人才，来担任秦国的卿
（稍后有一个专门称呼，叫作客卿）
。由此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原来的“世卿世禄”出现了新元素，在家族世袭的公族之外，多了几个外来户，且这些外来户因为功绩，能够享受与原本公族类似的待遇
（包括世袭）
。而这就是不可细说的另一个理由，即在秦王和强大的公族之间，引进一股第三势力
（外来人才）
，而这个第三者，在秦国并无根基，他的权力地位完全取决于秦王对其的信任，换句话说，他就是秦王用来压制公族的武器。
史书可查秦国引进的第一个外来人才，叫作百里奚。百里奚是虞国人，姜姓，百里氏，名奚，此时流亡到楚国养牛，秦穆公用五张黑色公羊皮将他赎回，委任他做大夫，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羖
（gǔ）
大夫”。秦国之后能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他的功劳是最大的，所以奚家也就成了此时秦国的宦族。百里奚的儿子，在史书上叫作“孟明视”，很容易让人误解他姓孟名明视，但其实他也是姜姓、百里氏，名视、字孟明，他曾经在崤山之战中惨败给晋国，之后报仇雪恨，赢得了王官之战的胜利。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蹇叔，这是秦国引进的第二个外来人才。后来在秦国做到上大夫，再升为右庶长。蹇叔有两个儿子，担任了孟明视东征的副将，即白乙丙和西乞术，丙和术，是他们的名；白乙和西乞，是他们的字。
秦穆公时期引进的第三个外来人才，是由余。由余是姬姓，周朝王室的后人
（直接来源可能是周幽王的弟弟周携王）
，在西周末年二王并立的争斗中，周携王战败，他的族人便逃往西戎。由余，便是这些族人的后裔。秦穆公将由余引进到秦国，委任他做上卿。随后正是在由余的主持之下，秦国放弃向东与晋国硬碰硬的念头，转而向西，征服西戎十二国，于是称霸西方。那么问题就来了，百里奚、蹇叔、由余三个外来家族的融入，是否改变了秦国公族势力强大，甚至在某些时期凌驾在秦王之上的面貌呢？答案是否定的。
秦穆公是秦国第九任国君，等到第十九任国君秦怀公时期已经是战国初期，中原的韩赵魏正强盛，而秦国，又一次发生了公族与国君的冲突，而这一次，依旧是国君败：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领头的庶长赵晁
（鼂）
，甚至直接带着一帮大臣把国君秦怀公围了起来，逼迫他自杀以谢国人。
完了吗？还没呢。
公元前385年，庶长赵改发动政变，又杀死了第二十三任国君秦出公，史书描述是“沈
（沉）
之渊旁”，即丢进沼泽看他慢慢沉没
（
不得不说够无情）
。也正因为上述案例，记录历史的秦国史官才沉痛地说：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这里的晋指三分晋的韩赵魏）复强，夺秦河西地。”
不过，在这里也要说一句。说秦国的公族有多嚣张，这个“嚣张”在很多时间段其实并不是贬义，因为公族也是嬴姓赵氏，所以他们废立国君，并非没有理由的胡作非为，通常是因为这个国君不称职。
如果把秦国看作一个股份公司，国君就是总经理，而公族就是股东大会，通过股东会议表决，是可以罢免董事长的，而反过来，董事长却没有权力开除股东。所以，公族废黜君王，并非乱臣贼子的行为。
秦出公死后，公族迎接公子赵师隰
（xí）
回国，即秦国第二十四任国君秦献公。秦献公推行废除人殉、迁都栎阳、建立商市、编制户籍、推广县制等改革措施，对外则挫败了三晋的进一步入侵，公族对他的作为很满意，于是最终给他的谥号是“献公”，按照谥法，只有聪明叡哲的君王才有资格享有这个“献”字——当然汉献帝那个就另说了。
秦献公之后，便是秦孝公登场了。秦孝公初继位的时候，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虽然他老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秦国的危局，但三晋依旧占据着黄河以西的大块土地，必须说，秦国并未改变不利的大局。而公族，在秦孝公看来，显然是拿不出一个救国的方案。他需要借助外力，才能拯救秦国的危亡
（不可明说的隐含目的，是借外力压制公族，实现国君权威的提升
）
。
于是秦孝公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个名为“鞅”的男人，这便来到了秦国。
前359年，一场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廷争，便在卫鞅和秦国的大臣们之间展开。司马迁说：“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请注意，这里的甘龙、杜挚，严格说起来并不属于秦国公族，他们是旧贵族，但不是嬴姓赵氏这个核心部分。可以这么理解，鉴于秦孝公对变法的支持，公族不便于直接反对，所以他们让相对外围的非嬴姓赵氏贵族甘龙、杜挚，出来表示表示。
甘龙，来自甘氏家族，完整的表达是姬姓甘氏，源自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甘国，在现在陕西省的鄠县西南一带，后代以国为氏。杜挚，来自杜氏家族，完整的表达是祁姓杜氏，杜国在今陕西西安的东南部，被秦吞并之后，可能一部分贵族也加入了秦国，并以国为氏。
这就好像打牌一样，在尚未明确对手的实力之前，你不会直接打出自己的王牌，更常见的选择是丢几张杂牌试试水。结果一番辩论，甘龙、杜挚完败。那么秦国公族呢？自然没有就此认输的道理。
之后，甘龙、杜挚背后的人亮相，便是公子虔、公孙贾，他们都是嬴姓赵氏的公族，按照今天的叫法，其实应该是赵虔、赵贾。公子虔、公孙贾的办法，一是发动老百姓，在各处说新法如何如何不好，造成舆论渲染；二是利用太子老师的身份，推动太子赵驷
（即
后来的秦惠文王）
触犯新法。在公子虔、公孙贾看来，卫鞅你胆子再大，也不敢动太子吧？而只要你不动太子，这新法自然而然也就流产了。这一招，真的很厉害。
对于卫鞅而言，如果放过太子，变法还变不变？不放太子，未来又该怎么保全自己？于是卫鞅，采用了一个在他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揪出幕后指使者公子虔、公孙贾，将他们施以刑罚，公子虔本该监督太子行为良好，结果失职，处以劓刑；公孙贾本该传授给太子足够的知识，也没做到，处以墨刑。这样一来，既打击了反对派，又没有直接伤害太子的本身，是不是很得体？只能说，卫鞅还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死，公子虔等“公族”便发动了对商鞅的围攻，最终罗织的罪名是“谋反”，这就不是割鼻子能解决的事了，于是商鞅逃亡不成，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此时已经是秦惠文王的赵驷发兵征讨，双方在彤地
（今陕西华州西南）
交手，商鞅在以少对多的不利情势下并无变天的手段，战败身死，最终尸体遭车裂示众。
秦惠文王即位之后，虽然没有改变既成事实的新法，但在一定程度上，既任用外人
（如张仪、公孙衍等）
，也重用嬴姓本宗
（如樗里疾、公子华等）
和秦国本国人
（如司马迁祖先司马错）
，这就很好地安抚了公族和国人的情绪。变法之后秦国的强大，也让反对者难以发声。
值得一提的是，最终导致秦朝灭亡的罪臣赵高，其实亦是秦公族的一分子
（但是非常疏远）
。这也正是赵高在杀害胡亥之后，试图自立为帝的理由，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无奈之下，这才选择了子婴
（即琅琊刻石上出现的赵婴，秦二世的堂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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