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淇饰演的小米是性侵事件的目击者，她试图通过掌握的证据为自己艰难的流浪“黑工”生活谋得一线希望。（片方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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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2017年11月24日，电影《嘉年华》上映第一天，计划排片比例只有1.2%——许多像《嘉年华》这样的小成本文艺片，都受到过如此“待遇”，进而陷入“排片少、没人看、排片更少、更没人看”的恶性循环，最终从院线悄悄消失。
《嘉年华》选择11月24日上映，是11月13日就宣布的。《嘉年华》首映前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客观上使得这部宣传经费紧张的电影知名度大增。上映首日，《嘉年华》的上座率高达17.8%，超过当天所有排片更高的电影，避免了“影院一日游”的命运。随后几天，《嘉年华》的排片比例逐日升高。
2017年11月25日晚，导演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这不仅是中国的故事，也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故事，”文晏发表获奖感言，她在感言的最后提到饰演主角的两位小演员，“虽然她们还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电影，但是要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了声音。”
演员耿乐第一天拍《嘉年华》时，导演文晏对他说：“你不要化妆。”
“这很少见。”在耿乐的记忆里，99%的电影演员都是要化妆的。拍戏的时候，他才真正感觉自己被解放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小动作，会揉揉眼睛，抠抠鼻子，经常会碰脸。但是如果你化好妆，这些动作就都没有了，这对于诠释一个很生活化的人物是有伤害的。”
而讲述儿童性侵的《嘉年华》是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电影，它所有的用意都是要还原生活的真实”。拍戏时，素颜出镜的耿乐没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我换上那个人物的衣服，我就在这个现场当中。文晏导演的要求很明确，很简单，但是很有效。”
文晏挑选饰演主角的小演员，也有类似的要求。“她特别怕这些演员去‘演戏’。”耿乐回忆，许多试镜的孩子一来就呈现出演员的状态，文晏为此挑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表演经验不是很多的文淇和周美君，“她要还原生活的真实，可能你什么都不演，就在那儿，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观众已经相信了，这是最重要的。”
耿乐相信，《嘉年华》所有的演员全都处在一种特别真实的状态下。“演员在现场唯一的镜子就是导演，如果这个导演有很高的表演审美，你演员肯定会呈现出特别棒的东西，因为最后‘过’和‘不过’是导演说了算。导演欣赏什么样的表演，最后演员给你呈现的就是什么样的表演。”
初读剧本时，耿乐全程都感到很气愤：“一个弱小的未成年女孩子受到了侵害，但是方方面面都帮不上她。”耿乐想，他作为女孩小文的父亲，也许应该变成一个英雄，来拯救自己的女儿，就像超级英雄电影里那样。
“文晏就说：‘生活中有英雄吗？’我说没有。”耿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说：‘是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无奈的大多数。你说小文的爸爸，作为一个生活的底层，他也没权也没势，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唯一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去寻找办法，他也只能做这些。’”
耿乐被说服了，不过他希望，临近片尾医生作伪证的那场戏，他可以爆发得再猛烈一点“这口气必须得出出去”。文晏对耿乐说：“你不用出出去，现实生活中多少人的这口气都出不出去。你不用帮别人出气，你只要呈现出这种无力感，这是最重要的。”
“她觉得真实的力量是最大的，”耿乐回忆，“别添油加醋，别有各种煽情和宣泄，她就是把真实本来的面目呈现。我觉得这已经够了。”
性侵发生在电影《嘉年华》的第一个晚上，酒店监控录像里，刘会长推推搡搡地闯进两个女孩的房间。
接着，画面直接跳到了第二天，两个女孩由于上学迟到，站在教室门口挨训。从她们天真的脸上，完全看不出昨晚受害的痕迹。
这段戏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导演文晏曾经访问过许多心理医师，听他们讲述被性侵儿童的案例。让文晏颇为意外的是，遭受一次性伤害的孩子，通常就是这种懵懂状态，“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有长期遭受侵犯的孩子，才可能呈现一种特别阴郁的状态。
《嘉年华》没有直接表现性侵，也没有像韩国电影《熔炉》《素媛》那样渲染受害儿童的伤痕和痛苦，甚至始终没有展示过侵犯者刘会长的清晰面目。导演文晏更关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
▲《嘉年华》没有直接表现性侵，导演文晏更关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片方供图/图）
小文的家庭是破碎的，她的父母离异，母亲总是精心打扮自己，显然对物质有着较高的预期；而父亲不修边幅，生活简陋。“什么叫有魅力的男人，成功的男人是有魅力的；什么叫成功，就是有钱。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价值观。”耿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演的这个男人是在社会底层工作，他没有什么很强的事业心，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崇尚的事情就不是这样，觉得这样的人就不对了。所以身处这些人周围的女人也会看不起她的丈夫，觉得他无能。”
拍戏时，耿乐与小文母亲的扮演者刘威葳聊过她的角色。“刘威葳说：‘我可能很爱这个男人，但是我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没法让这样的男人……这个家我指望不上他。’”耿乐回忆，“这种可笑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很多家庭问题的所在。”
小文夜不归家遭到性侵，她的父母却是事后才知道。案发那晚，小文的母亲在舞厅跳舞，她或许是“寄希望再找到一个（老公）”，因此渐渐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性侵发生后，小文的母亲打了小文一顿，小文离家出走投奔分居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男人，自己过得也挺一塌糊涂的，不知道应该对女儿有什么责任。”耿乐分析自己的角色，小文的父亲一年才回一次家。小文被侵犯后来找他，他也是通过律师才知道出了事，“他的转变是，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
▲父母常年分居，对女儿疏于管教。耿乐认为自己饰演的父亲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男人，并不知道应该对女儿尽什么责任。（片方供图/图）
小文的父亲拙于表达，只能用一些内敛的方式关心女儿。剧本里写了好几场这样的戏。小文和父亲白天互相不搭理对方，小文晚上睡着时，父亲悄悄走到房门边看一眼。有一天早上，父亲醒来发现女儿不见了，几番寻觅，原来她跑到游乐场，在一个高台边缘上睡着了，一旦翻身，就有可能摔落下来。“这个父亲什么都没说，躺在她的旁边，挡住那个通道，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女儿。”
“其实有很多父亲和女儿的温情戏，导演都给剪掉了。”耿乐的理解是，“或许导演想说，这种爱的缺席，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小新的父母，则是主动把女儿送入虎口的。父亲为了巴结领导——刘会长，让女儿认对方做干爹，并且任由刘会长带小新小文出去唱歌玩乐，终于酿成悲剧。事发后，囿于刘会长的压力，小新的父母很快妥协，愿意庭外和解。“这对父母的经济条件肯定比小文的家庭要好一些，他们代表社会中那些循规蹈矩的人，相信靠着一些关系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文晏说，“要去反抗这个人，所失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
现实案例中的父母，还有许多属于第三类。一些参与儿童性侵案件诉讼的公益律师告诉文晏，这些父母身处边远地区，属于弱势群体，“很多家庭不是很有文化，不懂任何的法律程序，对于保护自己完全是无知的。甚至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们也是不懂的。”文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以这些公益律师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法律援助的工作，她们有的还要变成姐姐、妈妈、心理医生，要帮这些家庭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韩国电影《素媛》塑造的父母堪称模范，女儿遭到性侵后，他们举家陪女儿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不仅高薪聘请心理医生，父亲还长期扮成卡通人物，以治愈女儿的心魔，需要付出的财力超乎常人的承受。
在《嘉年华》的观众中，梁昕尤其感同身受，她从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她学生的家长都是中高收入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却仍然教不好孩子。
梁昕班上有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几乎不听课，也不闹，老师讲老师的，他就不跟着。而且特别不合群，也不是很阳光，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家访才知道，这孩子家有殷实的产业，但是父母常年在国外，爷爷奶奶又在南方农村生活，“孩子常年跟保姆相依为命，非常可怜。”后来，孩子的母亲放弃了家族企业中的职位，专门陪着孩子，这个学生才逐步恢复正常。
也有特别刺头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通常教育程度不是太高，要么就不管孩子，要管的时候就一顿打”。“这样孩子就有逆反心理，又不敢在父母面前作，那么就只能在外面作。”梁昕的方法是“以动制动”，让这些孩子多参加游戏、文艺表演和运动会，“他们体力非常好，思维也非常活跃。一起玩非常快乐，时间长了就把我们当作好朋友了。”此时，梁昕再言传身教，教导孩子：在这个社会中，你要想让别人认可，让别人尊重你，那么你也要尊重别人。
因此，梁昕对于幼教工作者虐童的新闻感到震惊：“即使我不做幼教行业，也不是妈妈，我也会关心的。”
电影《嘉年华》中，两个女孩受侵害前点了四罐啤酒喝，从而进一步失去抵抗力。
在警局得知这件事，她们的父母感到震惊，两个孩子才十二岁。“现在的孩子什么不会呀？”警察王队长感叹。
韩国电影《素媛》《熔炉》里的孩子都充满童稚，《嘉年华》则塑造了两个早熟的女孩，小文和小新夜不归家、唱歌、喝啤酒、戴金色的发套、穿“不三不四的衣服”。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这些孩子都摆弄着智能手机。“信息时代嘛，她们能够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但是当我们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引导的时候，这也非常容易把她们引上歧途。”导演文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在1981年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这样描绘当时的西方社会。
梁昕批改作文时，能感觉到不同年代学生的巨大变化。“90后的孩子，周记里只去公园玩一玩，去海边散散步，顶多买杯饮料，没有什么额外消费。再往后年代的很多孩子，去瑞士滑雪、骑马、打高尔夫，光门票就是老师好多天的工资。”梁昕回忆，她现在的学生衣服和鞋子都是奢侈品的童装，“他们觉得，我去的地方都是别人进不去的，没有钱进不去。”
“就像文晏导演说的，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嘉年华’，大家关注的其实都是‘亮点’。”耿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我们又没能给出一个大家都能舒服的价值引导。”
面对这个问题，梁昕会先找家长开培训班，教育他们尽量不给孩子配手机，要配就配便宜的。同时，他们开设了一些接近大自然的课程，孩子们不需要门票也能玩得非常快乐，由此引导他们的价值观。梁昕还带孩子们参观一些实体企业，“比如生产面包的车间，面包做得非常好吃，然后让他们看一下师傅在后台是怎么辛苦劳动的。让他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他付出了劳动，而且拥有他的智慧。这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梁昕说，“慢慢他们就知道，要努力地学习，要有一技之长。”
电影《嘉年华》中的城市，海滩上赫然立着一个几层楼高的玛丽莲·梦露雕像，她身着裸肩白色连衣裙，风吹起，裙底春光乍泄。电影开头，十五岁的女孩小米来到梦露脚下，一仰头，就能看见女性裙底的私密。
“现在的孩子就没有那种童年，过早地进入成年，穿高跟鞋、涂红指甲，包括幼女性侵，我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我就无法想象这么小的年龄……”文晏说。
尽管穿戴早熟，电影里的两个小女孩却缺乏基本的性知识，以至于对于性侵害茫然无知。至今，初中以下的义务教育中没有统一的性教育课程。“过去没有任何性教育，男女同学之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懂，电视里也都是‘干干净净’的。如果你讲男欢女爱的事情，那不是让男生‘变坏’吗？”梁昕拿自己的童年做比较，“现在男欢女爱的电视剧太泛滥了，大人在看，小学生放学都很早，他们也看，要比咱们早熟得多得多。”
然而小学老师大多是女老师，“二十岁出头，又不太好意思跟男同学讲这些事情。”梁昕说，“而专门的性教育，如何让青春期的男孩子接受，这是一门学问，需要专家更深地研究。”
▲《嘉年华》讲述了幼女遭性侵之后的故事。导演文晏凭该片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片方供图/图）
除了受害者，电影《嘉年华》也挖掘旁观者的故事。
小米是性侵案的目击者。案发当晚她在酒店前台值班，通过监控画面看到刘会长闯进女孩房间。小米没有报警，她是个没有身份证的15岁“黑工”，警察来了可能会把她一起带走。不过，小米很机警地拿出手机，录下了这段监控视频。
“她本能地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用？不管怎么着，把它拍下来再说，”文晏说，“她是一个漂泊了几年的小孩，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所以她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就是：‘这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我能怎么样？’对身边的东西是敏感和警惕的。”
小米有时会羡慕她的同事莉莉，莉莉20岁左右，打扮漂亮，时常跟男朋友吃香喝辣。在莉莉的指引下，小米听说花一万元可以办一张假身份证，而卖身可以迅速赚钱。
“有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了，二十二三岁以后就回家去结婚了。她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几岁的这段时间，其实是面临重重危险的，有些女孩子直接出来就卖身，有些女孩子是被误导进去，偶尔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文晏说，“当你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它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重要。这些孩子，当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常苦的工作，做一个月的工作都不能让你买两件好看衣服的时候，她就非常容易会滑向另一边。”
在小米犹疑之时，莉莉被一位老板性虐、殴打，光鲜生活背后的残酷展露出来。
“小文可能会长成小米，小米大一点也许会变成莉莉，莉莉可能会成为小文母亲那样的女人……”导演文晏分析片中的四个女性。
影片最后五分钟，这些女性的命运忽然转折。新闻播报的画外音，讲的是刘会长被定罪判刑，受贿的王警官和某医生也被捕，小文一家的正义终于伸张；电影画面中，则是小米幡然醒悟，逃出了卖身场所，骑着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此时，载着梦露雕像的大卡车从小米身旁呼啸而过。
“那是非常真实的拍摄，梦露、卡车、车队驶过骑电动车的孩子，大家都顶着很大的危险在拍。”文晏回忆。唯一电脑合成的，是梦露巨型雕像的上半身——出于安全考虑，道具组只做了下半身雕塑，上半身的影像都是后期合成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但那是电视新闻里的结果。”观众梁昕觉得意犹未尽，“怎么解决的，这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非常遗憾。”
“我觉得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载体就足够了，所以我没有去再寻找那么多的案件发生和破案的细节，”文晏觉得那是“商业片的拍法”，观众会专注在某个案件或者某个罪犯身上，“发一通各自的愤慨，然后整个事情也就结束了”，“而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可能是让大家真的来思考，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在这个中间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女性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梁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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