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钟伟 | 我们对汉语语音是不是也可以问：它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要到哪里去？

官话的开端

——节选自《汉语音韵史》

“官话”（Mandarin）之名始见于明代，但官话的音韵特征可以追溯到辽代和宋代。这里我们用“官话”作为现代普通话祖语的名称。在研究官话音韵的历史时，必须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哪些音韵特征使得官话成为“官话”？民间俗词源认为 Mandarin 一词来源于“满大人”（满族官吏），“官话”这种语言也因此得名。事实上，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mandarium，它是从梵语mantrin一词发展而来的，意思是“顾问”。这个名词在1589传入英语，它的形容词用法大约在15年后出现。后来Mandarin在西方被用来指称中国的官方语言或“官吏”所说的语言。 

《切韵》音系作为一种国家标准在科举考试和诗歌创作中被人为地保持下来，与此同时，一种以口语为基础的标准音系统在中国北方得到发展。这个系统成为现代普通话的直接祖语，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从十世纪开始，中国部分或整体由非汉族人统治，直至明朝建立。早期官话时期存在过以下几个不同的政权：

ａ “阿尔泰语系”这个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和问题的。阿尔泰语系是一个拟议的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有时也包括朝鲜语和日语。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这些语言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这个名称至今仍经常使用。女真语被认定属满 通古斯语族，蒙古语属蒙古语族，而契丹语尚未确定属何种语族，很可能是蒙古语族或满通古斯语族。

由于这一时期说汉语的地区并不统属于任何单一政权，所以各个政权的语音标准并不一致。宋朝推广以《切韵》为代表的唐朝标准音，同时辽、金、西夏地区出现并使用了新的语音标准，与宋的标准共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广韵》《集韵》为代表的保守的中古音系继续被用作文学标准音，而非汉族统治地区出现了其他语音标准。西夏汉语的语音标准具有唐代西北方言的许多基本特征，但在辽国境内产生了不同的标准。 

这一时期，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等阿尔泰民族统治着今天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地 区。随着他们的领土逐渐向宋朝领土扩张，辽国境内的汉语语音标准逐渐成为所有汉语地区的新的国家标准。后来到元代，这一新的语音标准最终确立，并以系统韵书的形式出版。官方标准从隋唐中古汉语向元代古官话的转变，不仅是语音系统时间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地域方言的变化。从十世纪开始，以现代北京地区方言为代表的北方方言逐渐获得标准地位。元代的新语音标准是辽金地区汉语语音标准的延续。认识到这一时期存在多重标准语音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走向现代官话

——节选自《汉语音韵史》

1368年，元朝灭亡。汉族统治者成为新的皇帝，明朝开始，首都从大都（今北京）迁到南京，后来又迁回北京。由于首都位置的变迁以及其他与标准音相关的问题，明代汉语标准音以哪种方言为基础，一直是研究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1375年《洪武正韵》颁行，这部韵书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出于对现有韵书的不满而下 令编纂的。编纂这部韵书面临的困难在于，既要遵循传统音韵，又要反映当时语音。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皇帝不仅对《洪武正韵》初编本不满意，而且对修订后的重修本也不满意。十五世纪，以申叔舟（1417—1475）为首的一批朝鲜学者用新发明的谚文对这部著名韵书作了转写，编成《洪武正韵译训》一书，该书成书于1451年，于1455年修订。《洪武正韵译训》对《洪武正韵》音系作了音值转写。朝鲜学者崔世珍（1473—1542）所作的《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是两部带谚文注音的汉语教科书，提供了官话口语的系统转写，还带有声调标记。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成书于1626 年，这是第一部不参照传统汉语韵书，直接用拉丁字母转写汉语语音的著作。虽然可以确定《西儒耳目资》的音系是官话，但其基础方言一直存在争议。基础方言的这种不确定性表明，官话音韵是官话所特有的一系列语音特征，而非某一特定地区的方言。还可以注意的是，这种拉丁字母拼音系统对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设计产生了影响。 

1618年，努尔哈赤在辽宁起兵反明，最终在1636年建立了清王朝， 并于1644年统一全国。与元朝一样，清朝也定都北京。清朝政府也试图建立语音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711年颁布了《御定佩文韵府》，1728年刊行了《音韵阐微》。《音韵阐微》是一部改良反切的韵书。有趣的是，这两本韵书并没有遵循明朝建立的押韵标准——1375 年的《洪武正韵》，而是遵循十三世纪《平水韵》的早期押韵传统。然 而，与此前所有的韵书一样，它仍然代表一种理想的语音。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首都始定于南京，但旋即从南京（1912年）迁到北京，而后又回到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于北京。这两个时期，北京方言被确定为国家标准音的基础。北京方言的口语语音在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的《语言自迩集》中得到了很好的记录。

中译本序

沈钟伟

语言学知识的传播不应当受具体语言的影响。由于过去没有用英语撰写的系统介绍汉语语音史的著作，众多西方语言学者的知识只能来自少量英文著作，对于汉语语音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都有局限。因此需要用英文对汉语语音史作一个系统的介绍，填补这一空白。本书英文原版引用了大量的汉语文献，向西方语言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的丰硕研究成果。 

本书内容是对汉语各个历史阶段标准语语音系统的一个介绍。历史上的标准语音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大致以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通常是国都方言的语音为主干自然形成的。历史上汉语标准音也不是唯一的。如果疆域上有分裂割据，各个地区的汉语的语音也必然形成各自的标准。本书采用的契丹文和西夏文材料中所反映的汉语语音，都反映了非汉族统治区域内的汉语标准语音，和当时汉人统治的宋朝境内的语音形成鼎立。由于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只要达到交际目的，个人语音并不需要完全标准。如同明清时代的“官话”，是官场交际用语，不同程度的非标准形式都可以存在。某个记录也不会是官话的唯一标准形式。 

语言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地域方言，只是缺乏记录。汉语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系统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量上的存在。代表中古语音的《切韵》和代表近代语音的《中原音韵》的差异不仅是时间造成的，更是地域方言的变化。因为早在十一世纪契丹汉字音译中，近代汉语语音的基本特征就已存在了。语言是一个动态系统，各种语音记录是动态系统的静态描写。然而正在变化的语音系统会在语音记录中留下种种痕迹。比如异音、类互补分布、不规则变化等。这些语音现象值得从动态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

汉语历史悠久，延续不断，书面材料丰富，是世界各种语言中少有的。以《韵镜》为代表的音系分析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传统音韵学研究中使用了各种术语，如清浊、开合、等、摄等。由于没有语音上的定义，这些术语显得深奥难懂。其实许多传统术语以现代音系学来理解的话，都是相当确切和精准的。当然需要做的工作是根据现代语音学知识来表达和解释这些术语。这样，传统的汉语语音研究可以融入普通语言学，并在世界语言研究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可以参看王士元先生的“序言”）。

由于汉字的性质，韵书、韵图和研究术语并不直接表示语音。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其他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中可以窥探汉语语音，如日语、韩语、越南语、西夏语和契丹语中的汉字读音。十三世纪的《蒙古字韵》系统性地用八思巴字母转写了汉语音系，可以说是汉语历史上的第一个拼音方案，比西方学者的记录，如十七世纪初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早了几百年。由于《蒙古字韵》提供了各个音类的音值，语音不再需要进行构拟，其在近代语音研究中的价值不言而喻。

语言是由个人语言构成的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抽象的语言并不存在。历史材料所记录的“语言”，如《切韵》和《中原音韵》等，其实都是代表性的个人语言或综合性的个人语言。传统韵书中的语音记录或多或少带有理想化的处理。由于崇古的传统，在音系内容中会保存当时已经不复存在的古音类。《切韵》的一些韵类，《蒙古字韵》的全浊声母，以及《中原音韵》的入声调类等语音类别都属于这一现象。当然在研究时，有的容易识别，有的则需要细心考证。 

原书是为使用英语的西方读者写的，有教科书的性质。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作’，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 （王力《汉语音韵学》，罗常培序）。汉语历史绵长，内容丰富，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所占比例有限，这也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此篇所述，什九为古今诸贤之说；一得之愚，则存乎取舍之间”（王力《汉语音韵学》，自序）。 

我在本书英文版的序中说，“本书中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其他学者的论著。但是，包含并不一定表明我完全同意本书中所呈现的论著的观点”。限于篇幅，复杂的问题无法展开讨论，只能在行文中简略提及，以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比如书中提到的有关中古韵类的内容和我的理解不同。在英文原书出版后，我写了“Understanding the Qieyun Rhymes”［《释〈切韵〉的韵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3，15（2）］一文说明，作为本书中古韵类章节的一个长注。此文的译文附在书后，供大家参考。 

在此对本书中文版译者复旦大学的董建交老师表示由衷感谢。中译本纠正了多处原书校核中的疏忽和错误，实在是求之不得。 

古希腊圣者苏格拉底问了三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们对汉语语音是不是也可以问：它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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