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这种模式化的抒情小散文，对比一下《小桔灯》和《荔枝蜜》的点题升华，哪怕它们透着政治抒情的假，也比这篇《山果》高明得多。
《我叫山果》（以下简称山果）这篇散文我去年就看过。据说是某市一位领道的推荐，又在某官方微博上转发过，阅读量多么多么高，评价多么多么好，大家看了都纷纷表示感动，云云。很遗憾我看完一点也没感动，倒有点别扭的感觉。但在这个写作几无门槛的时代，我们有幸看过很多更糟的文章，比如前几天某伉俪关于电影《敦刻尔克》的影评，所以早已磨练出了忍耐力。《山果》至少在文字上是熟练的，看得出作者具有一定写作基础，文章的构思、叙事、描写、抒情都颇为精巧，乍一看自然清新，非细品难以察觉其匠心雕琢的痕迹。
那么为什么我乍看之下就觉得别扭呢？并非我独具慧眼，不过身在行内而已。大家都是码字的，忽悠外人容易，忽悠内行还欠工夫。举个例子。我年轻时买过一本当代作家的散文集。序言大约是作家老愚写的。老愚很不客气地对集子中作者的文字优缺点挨个点评，唯独把一个作者吹捧得十全十美，那个作者叫余秋雨。现在回头来看，不免有些可笑了。但这也说明余大师的功力，他的文字真的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把内行都唬住。而《山果》还远没达到那种水平。
其实像《山果》这类文章我见得多了。以前网络不够普及时，我常常接到外地作者的投稿。他们的文章质量整齐，一律够刊发水平线；主题是永恒的真善美，能通过最挑剔的审查；字数合适，排版得当，打印清晰，署名通联地址无一缺漏。一看就像在同一个老年大学写作班培训出来的东西。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低端的职业写手，写不出名堂，拿不到稿约，靠这种标准化的重复写作和一稿多投来赚取稿费。《山果》就似这种小作坊里的产品，惟一不同的是，它恰好被选中了。
我百度了一下《山果》的作者，一说是黄兴蓉，一说叫蒋依。而这两个名字都查不到任何其他创作信息。这种籍籍无名与《山果》的文字质量是相称的，也说明《山果》的走红是极其偶然的。无论作者是谁，他或她都无力再写出一篇流传于世的作品来。而真正的好手绝不会仅有一篇“佳作”。
再举个例子，《山果》这种文章就像“行画”，就是那种批量生产的毫无个性的商品画。
想给外行讲明白一个文艺作品的好坏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也有画画的朋友，有时我们在某些文化气息刺鼻的场所看到一副貌似精美的画作，我刚赞叹几句，他就会不屑道：“这是行画。”如果我继续说：“这画的不是很美吗？”他就会顾左右而言他，以示懒得细说。
我原本也不想细说，架不住我的微信群朋友圈总有人在转发此文，且要伴随着声响很大的感动。那好像是一种情商的绑架，你若不跟着大家一起感动，就显得特没眼光特没素养特别不合群特别冷酷无情无理取闹似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问题在哪里？
提到“卖惨”，我们往往会想到演艺界的矫情，事实上这种“博同情”的手法各行通用，也并不新鲜。不过在文艺创作中的“卖惨”，有时会相对复杂一些。比如《山果》的“卖惨”，并非是作者卖自己的“惨”，而是卖作品中人物的“惨”，以此来赚同情，暗中迎合读者的优越心理。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觉得我的看法过于刻薄。这些人的思路是这样的：“写别人的贫苦，怎么就是卖惨呢？难道人家一写到社会底层就要怀疑人家卖惨？”这种疑问不是没道理，文艺作品真实反映社会底层生活也更加值得尊重。但是你们忽略了文章的第一段：
“我常常抱怨日子过得不称心.......但是怎么算过得好？应该和谁比？我说不清楚。前些日子我出了一趟远门，对这个问题好像有了一点儿感悟。”
看出作者的写作初衷了吗？她开篇就交代了为何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自己“抱怨日子不称心”，不知“怎样才算过得好”“和谁比”，她才想起火车上碰到小女孩山果的事。这个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即通过讲述贫穷山区小姑娘山果的故事，来获得一点心理平衡的所谓“感悟”。很多读者都误会了这篇文章的主题，以为它是为了反映底层人民的贫苦和赞美劳动人民的善良。其实根本不是，人家作者在第一段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经常抱怨，我日子不称心，可我又不知道怎么才算称心如意，直到我看到了山果。细品其中的逻辑，从我的“抱怨”引出底层人民的“善良”，那么作者想说的“善良”是什么呢？是不抱怨。
这个开头绝对是个大败笔。它一下就拉低了文章的格局，让文章的主题从“赞美劳动人民”的高大上直接跌落到“不抱怨”这种鸡汤水平。所以我说这种文章是那种低端写作的批量产品。它在立意上并不追求宏大，只求媚俗好卖。这篇《山果》应该也是按套路开头的，但写着写着不小心搞成主旋律了，而作者却浑然不觉。如果作者把作品放一阵子，她一定会看出这个问题。换一个开头，再好好润色一番，这文章可能会变成冰心的《小桔灯》，杨朔的《荔枝蜜》。
在文学作品中打假的难点在于文学是允许虚构的，哪怕是散文。正因如此，很多文章明明看着很假，却难以证伪。《山果》就是这样，饶是你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无可奈何。而且这个故事玩的套路就是“真善美”，你怀疑它似乎等同于怀疑“真善美”，这个锅可不好背。好在我们可以说说文学的典型性问题。
我们不知道川滇边境有没有这么一个叫沙窝的小站，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到车站卖核桃的小女孩，我们知道的是，作者恰好碰到了她。问题是，文中的小女孩形象过度典型化了。她的外表是瘦弱、俊俏、背着一背篓核桃，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她的故事背景是家离车站几十里远，母亲生病，父亲让她来卖核桃换钱治病，她走了一天一夜山路才赶到车站，还在山洞里睡了一觉。她的形象设定是贫穷、善良、坚强、害羞、乐观。郭德纲讲话：一想之美。反正你想吧，一个大山沟里的十四岁小女孩的所有优点，她都具备；一个大山沟里的十四岁小女孩能遭遇的苦难，她都遇上了。这样的形象设计，就是脸谱化。脸谱化人物形象是缺乏个性特点的，它追求的就是恰好符合你的想象。我们用摄影作品举例。我们通常看到的，表现底层苦难的摄影作品，都是摆拍的。我不反对摄影的摆拍，就像我也不反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但我们要看在这个摆拍和虚构的后面，创作者要呈现一个怎样的主题。如果是为了反映现实问题，摆拍和虚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为了卖相好，那么这种摆拍和虚构出来的苦难，就很LOW逼了。
文中的一大煽情点，是旁边一直玩扑克的四个农民工，感动于小女孩的遭遇，一人掏出五十块钱给她，让她留着给母亲买药。这副画面如果能拍下来，估计够上“感动中国”节目了。在其他旅客纷纷以低价（两毛五分钱十个核桃）抢购核桃的前提下，四个农民工能慷慨解囊送出二百元钱，这种事若说没有，好像侮辱了农民工兄弟，若说有，能亲眼目睹大概需要狗仔队一样的运气。哪怕让打扑克赢钱的那位伙计掏出五十块钱也更真实些吧。偏偏作者又碰到了这种表现底层劳动人民善良之心的典型案例。我们在感慨作者好运的同时，不能不对她的叙事过于追求典型性表示遗憾。像我这种年轻时总写先进事迹的人都知道：事例太典型，会有突兀感，导致文章失真。
最恐怖的煽情是这一节：
“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的时候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好吧。你们难道是国产电视连续剧看多了吗？像这种“你送我的衣服我嫁人时再穿”的俗套台词都能把你们打动？我们就笨寻思，一个大山里的十四岁小女孩，连感谢的话都不知如何表达，会喊出“你送我的衣服我嫁人时再穿”的时代最强音？
稍微认真一点看文中的细节，就会发现很多疑点。比如背着满满一背篓核桃，走几十里山路，别说让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来做，就是大小伙子也受不了。比如同时挤上车的一群背背篓卖货的小孩，在小姑娘的核桃大卖时，居然被作者完全忽略了，一句都没提。再有作者对小女孩上车的沙窝车站有种莫名其妙的感情，连结尾抒情时都要提一下，却略过了小女孩下车的站名，这是什么道理呢？很可能是编织故事的疏漏。而且作者要让列车在中途误点半小时，作为小女孩卖核桃的时间，好像在故意规避铁路部门关于车上卖货的规定。我前文说过，这类文章为了便于纸媒刊发，不会触犯一点点规则。
说个有趣的疑点吧，从这篇文章能够隐约看到冰心《小桔灯》的影子。《小桔灯》里的小女孩也坚强乐观，也有个生病的母亲，而且吃的是红薯稀饭。山果也坚强乐观，也有个生病的母亲，吃的干粮是红薯饼子。
《山果》之所以能打动很多人，是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成真实。用推荐此文的领道话说：“中国还有很多太贫穷真善良的人。”行文至此，我必须说明一句，我对这位领道的荐文之举还是很欣赏的，有人情味，接地气。虽然他的审美水平令人不敢恭维，但我们不能苛求一位领道连文学都懂吧，把领道当成全才是可笑的奴性思维。中国当然还有着很多贫穷善良的人，不过这篇文章却绝非反映他们的贫穷善良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立意原本就是“不抱怨”，宣扬“隐忍、坚强”等鸡汤思想，尽管它不经意间涉及到了底层的贫穷现实，但它甚至没做半点追问和反思。
这也是这篇文章最让人怀疑之处。一个写作者，面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时，竟然想到了自己的日子过得称心不称心，还有什么“心灵深处的慈爱”，这是怎样一种狭隘的逻辑啊。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文章纯属瞎编乱造。我们不要求每个写作者都有现实批判的责任感，然而在触及到人间贫苦时，刻意回避现实，夸大人性力量，就是很无耻的。
虽然我一点也不觉得冰心和杨朔的散文多好，但同样是这种模式化的抒情小散文，对比一下《小桔灯》和《荔枝蜜》的点题升华，哪怕它们透着政治抒情的假，也比这篇《山果》高明得多。（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我叫山果》）
【作者：按倒放血 公号：会飞的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