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劲峰等：中国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的异质性政策效应

经济研究 · 公众号 · · 2024-06-20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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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的异质性政策效应

作者及单位：

葛劲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张南、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引用格式：

葛劲峰、张南、袁志刚，2024：《中国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的异质性政策效应》，《经济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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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中国高校在科研成果发表和科技成果专利化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新价值的道路上发展相对缓慢。高校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将对地区经济和高科技行业产值带来促进作用。如何将高校科研工作的科学价值以及相关公共资源的投入转化为商业价值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美国和欧洲的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经验来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高校投资和科技人员激励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抓手大多围绕高校科技成果的产权安排展开。

同样，中国2015年《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高校的科技转化收入，扭转了科技转化增长显著落后于发明申请增长的趋势，有助于中国产学研结合发展。但是中国的科技转化改革在不同的高校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异质性。在科技转化改革中受到影响最强的高校恰恰是那些科技人员投入对科技转化产出弹性较低的高校。本文从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中可谈判的门槛制收入分配规则视角出发，构建模型并实证检验这种异质性政策效应机制，可为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估和制定提供参考。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认为，中国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的显著异质性是由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中可谈判的门槛制收入分配规则造成的。在欧美实行的科技转化制度中，高校和科技人员在科技转化收入上的份额分配往往由法律固定。例如,在欧美最普遍的两种制度（《拜杜法案》模式和“教授特权”（professor’s privilege）制度）中，前者规定科技转化收入需在高校和科技人员之间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划分，后者则规定科技人员享有全部的份额。而在中国按照《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科技人员在科技转化收入分配中只存在一个最低份额门槛，例如在改革前科技人员的最低收益权份额为百分之二十，且法律规定实际的收入分配规则在最低份额以上是明确可谈判的。这就使得中国的高校与科技人员在现实中能够基于围绕收益权的谈判或博弈，形成不同于法定最低份额的实际收益权分配规则。

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科技转化改革政策异质性的机制，本文基于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撰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对2008—2017年全国2189所本科高等学校和高等专科院校的科研投入和科技成果数据与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数据匹配。将2015年的科技转化改革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依据随机斜率模型对改革前各高校科技人员产出弹性的估计，将高校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通过标准双重差分模型（DID）对科技转化改革在产权机制上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实证结论显示，改革政策效力的差异与理论模型的推论高度吻合，处理组受到的改革政策效力比对照组高出50%—211%。

对于遗漏其他影响科技人员分成份额的潜在因素导致渐进政策效应估计的内生性和事前趋势的问题，本文利用混淆控制法进行处理和讨论。本文还对省级和高校层面对科技转化改革的“政策加码”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和高校在全国性政策基础上，对科技人员最低份额的额外提高将进一步提升高校的科技转化激励。本文也在高校专利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高校发明人面板数据，对科技转化改革的作用边际及其作用方向进行讨论，结论显示：（1）科技转化改革的产权机制显著促进了已有发明人的申请频率和高校新发明人的进入，并使得处理组高校的发明人结构更加偏向于已有发明人；（2）科技转化改革加速了新专利转化周期，同时技术交易质量并没有显著降低。

政策启示和建议

一方面，有效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能仅依靠单一政策，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性支持政策、高校支持政策以及两者综合的组合型政策。系统性政策主要是指制度层面的政策，高校科技创新的产生和成果转化过程受到法律框架和制度特点的影响。《拜杜法案》就是典型的系统性政策，中国2015年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也属于系统性政策。系统性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与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当前学界的共识是更完善的高校科技成果保护以及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对发明人的激励都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当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统一的系统性规则对不同高校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的弹性是必要的，过度集中与僵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规则常常会事与愿违。

葛劲峰等：中国高校科技转化改革的异质性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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