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待完成的“课业”
世上有许多事，本应该早些做，但不知什么缘故，一直拖着没什么人做。学术翻译也常常如此，令人不解。
记得2000年初，我刚入复旦读博不久，按照惯例，师门两周召集一次会面，汇报最近的学习进展、读了些什么书。导师王水照先生虽然不爱说话，但时常会给一些有益的提示。也就是在这样的定期师生交谈中，我才首次知道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唐宋转型说”，而且记住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名字。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找来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阅读了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两篇名文，算是知道了一点皮毛。接着，通过第二卷《专论》中附录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才知晓了从20世纪30年代延续至70年代，围绕着中国历史的时代分期论，曾经出现了“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并且催生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后来又发现，1992—1993年间，刘俊文曾在《文史知识》连载过系列文章，较为系统地梳理过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并简明扼要地介绍过日本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发生过的学派纷争。不过，等我2013年到台湾访学，买到高明士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时，赫然发现台湾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相关的学术信息，而大陆则晚了十年左右。
不过，在我读博那会儿，围绕“唐宋转型说”，当时国内能获取的相关著作，尤其是译介到国内的著作，十分稀少。1997年，商务印书馆曾出过一本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史研究》；直到2004年，国内才有了夏应元编选、钱婉约翻译的《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但这也不过是一本概说性质的讲义汇编。此后，关于内藤湖南的译著逐渐多了起来，有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所编的《内藤湖南的世界》，内藤湖南本人的《燕山楚水》、《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东洋文化史研究》、《诸葛武侯》等书的问世。美国学者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一书的出版，则为学界深入了解内藤湖南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内涵，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指引。
较之内藤湖南，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的著作，显然更受出版界的青睐，无论是一般性的浅显学术读物，还是严谨的学术著作，都有大量的出版，甚至同一本书会被不同的出版社重复出版。2016—2021年间，《宫崎市定中国史》《宫崎市定人物论》《东洋的古代》《东洋的近世》《宫崎市定读〈史记〉》《谜一般的七支刀》《科举》《隋炀帝》等十几种宫崎市定作品有了中文版。更为重要的是，宫崎市定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也得以出版，如《九品官人法研究》、《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这些书籍大量出版，一方面使得宫崎市定的学术观点逐渐为学界所熟知，另一方面也间接推广了“京都学派”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学说。
应该说，最近十余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著作的陆续译介出版，对于帮助学界深入了解“唐宋转型说”的学术内核，无疑起到了十分有益的推动，比我读书那几年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我当年的困惑依然存在，既然是“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的论争，为何国内出版的学术译著，总是偏向于“京都学派”一方，而对于“东京学派”一方，尤其是周藤吉之那样的重量级学者，却吝于译介其著作呢？哪怕是对方的学术著作失之偏颇，但既然能够引起论战，起码也要看看对方说了些什么吧。从全面把握学术脉络的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应当严肃对待的事情。
按理说，日本学界关于“唐宋转型说”的学派争论，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偃旗息鼓，不再引起学者争论的兴趣，那为何反而在二十余年后，又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并引起极大的关注呢？这就不能不提及美国学者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在国内的译介出版。包弼德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92年，近十年之后中文版方才问世。也就是说，当包弼德从事博士论文写作的80年代，他还能感受到日本学界“唐宋转型说”的影响，与此同时，80年代的美国宋史学者，一方面吸收了日本学者的“唐宋转型说”（主要是“京都学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加以修正，提出自己的新说，而这些都被包弼德吸收到他的著作里。
在美国宋史学者中，对于“唐宋转型说”做出重要修正的，首推郝若贝。他于1982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了《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变》一文，提出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过程中，存在一个从国家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随后，郝若贝的学生韩明士在此观点影响下，在1986年出版了《政治家与绅士》一书，以江西抚州作为个案，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具体阐释。此后，“两宋转型说”大体成为美国宋史学界的一个共识。可以作为例证的是，1986年，众多美国宋史学者集结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举行了一次围绕宋代经世思想与行动的研讨会，后来会议论文经过修订，汇集成书《为世界排序》，于1993年出版。在此书中，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南宋与北宋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细读包弼德《斯文》一书的第二章“士的转型”，可以明显感受他对于“两宋转型说”的接受。其实，略早于《斯文》一书中译本出版之前，包弼德曾在中国发表过《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其中以“传统的阐释”与“新的阐释”为题，较为详细地概括、总结了日本学界“唐宋转型说”的观点，和美国学界新近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包括他本人从思想史角度给出的解释。在此文的注释中，包弼德罗列了大量美国宋史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不啻是一个宋史研究书目简编。
不无巧合的是，在《斯文》一书出版不久，当年6月，包弼德曾有一次复旦之行，并应王水照先生之邀，与中文系的师生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在这次交流中，他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与《斯文》一书的写作过程，并围绕书中所讨论的唐宋之际士的转型与思想的转型之间的联系，回应了师生们的提问，并在交流的最后，谈及他有两本书的写作计划。现在这两本书都已完成出版：一本是他的《历史上的理学》，英文版出版于2008年，中文版出版于2010年。另一本书则是关于金华地方史的研究Localizing Learning: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1100-1600，2022年出版。
大略翻阅包弼德的最新著作，从中又可以感受到美国学界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即试图将宋、元、明贯通起来做长时段研究的趋向。而此种努力，美国学者其实从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997年，在美国加州举行了一个名为“宋元明过渡”研讨会，后来的论文结集为《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一书，2003年出版。包弼德的新著正是从宋、元、明三个时段，来对金华地区的社会变迁与学术思想的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可以说为此一议题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
以上这些学思追述，或许在旁观者看来，有些絮絮叨叨，无关紧要，但却是我个人在学术之路上蹒跚前行、步步摸索的一些痕迹。在此过程中，我的一个最大体会是，要想理清学术史的脉络，哪怕是某一问题域的来龙去脉，是何其困难。而如果对于自己所从事领域之基本阐释框架、主要学说缺乏全面的了解，又如何能安放自己所从事之研究的位置、赋予其意义，进而与已有之成果进行对话呢？对于先行研究欠缺了解，容易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对于自己所从事问题域之学术脉络了解不全面，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学术环境中，即使从事中国研究，也必须及时跟踪日本、欧美等同行学者的学术动态，以便取长补短，或者扬长避短。而要弥补这种学术上的信息差，就势必要依靠学术翻译来作为桥梁。尽管时至今日，学术资讯的获取极为便捷，图书资料的取得，也有许多方便的渠道，但是鉴于国内的学术训练向来不注重语言训练，真正能够熟练阅读英文、日文学术著作的学者恐怕不会太多，遑论阅读法语、德语中国研究著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此译丛的策划。
不知道其他学者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行当中，某一个专业领域越是学术成熟，就越乐于从事海外相关研究著作的译介；反过来，这种新鲜学术信息的刺激、新的学术视野的开拓、新的研究路径的引入，也会不断滋养此一专业领域，不断提升其学术水准，结果形成良性循环，最终造就出一个学术高地。所以，我们时常见出一个现象，当一个专业领域开始大量译介海外相关研究论著的时候，此领域很容易迎来蓬勃生机。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学术水准不太高的领域，从译介高水准的学术著作着手，往往可以迅速提升本领域学术的水位线，这种“拿来主义”同样是中国制造业取得腾飞的秘诀。
冒昧地说，在我看来，宋代文史研究领域，目前仍算不得是学术高地，尤其需要引入外面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来提升自身的学术水位线，当务之急是补上一些“欠账”。拿“唐宋转型说”来说，虽然那已是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争论的话题，但是我们对于双方各自的学术立场到底了解多少，尤其是对他们由此争论产生的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又消化、吸收到何种程度？随着“唐宋转型说”被广泛接受，那些被欧美学界汲取、转化而产生的著作，我们有没有给予关注？照此标准，“唐宋转型说”争论中的另一方，“东京学派”的著作，国内就很少介绍；美国宋史学界作为“两宋转型说”代表的韩明士的著作，也尚未被翻译。不止如此，其他各具问题意识的宋代文史领域高水平著作，都应作为源头活水被接引进国内，以开阔眼界、激发兴趣。简言之，我们早应该完成一份拖延已久的“课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