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如何理解区域国别研究？——兼谈《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旨趣
《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很高兴在政治学人的平台上与大家相见，与各位学友和同学进行交流。今天还有五位青年才俊和我一起进行讲座和交流，我先抛砖引玉，他们肯定有很多新的思想。
本次会议我收到的主题是“比较政治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根据这一议题，我列了一个具体的题目，即“比较政治学如何理解区域国别研究？”其实，无论是以比较政治学来理解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以区域国别研究来理解比较政治学，都有基本相同的问题，只是视角和强调的问题会有所不同。可能因为今天参加交流的学者多是做比较政治研究的，所以今天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切入，来理解区域国别研究。
我今天分六个问题来谈：第一个问题是“何为比较政治学”，先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定义在学界是有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划分的问题。因为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研究这两个学科是用不同标准划分学科，这就牵涉到一个学科划分标准问题，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更易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何为区域国别研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基本的答案。第四个问题是“当比较政治遇到区域国别”，即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五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的基本议题？”最后我谈一谈《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旨趣，也就是选稿的特点。
首先先谈一下何为比较政治学。在国内一般将这门学科称之为比较政治学，美国称之为比较政治。我前几年发过一篇文章，把学问与学科区分了一下。
我们先看美国学者是如何理解比较政治学包括对这门学科的不同看法的。利普哈特说：“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中分支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非依照其研究内容加以界定的分支”、“‘比较政治学’一词标明了‘怎样分析’，但没有明确分析‘什么’”。萨托利说：“比较政治学的显著特征是方法论”。这应该是“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论来命名的学科”这一流行说法的来源。然而，在学科划分上，美国的比较政治就是指外国政治。但是它是不是完全等于外国政治？似乎并不是。因此，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道理，但也不全对。实际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和美国的比较政治的学科认同来看，都是主张用比较方法或者比较政治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外国政治。如果你不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性的研究，而只是一般性的、阐释性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策研究，通常也不被看作是比较政治。
那么，学界为什么会对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的范畴和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或界定？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问题来切入。一是如果称比较政治，那么就很难界定其学科范畴，出现“无所不在”的情况。即从“比较政治”这个词的概念上来讲，只要是对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它都可以称为政治比较或比较政治。比如对本国的（中国的或美国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国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政治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都可以称为比较政治。这是从广义上理解比较政治。二是为什么不称“外国政治”？我们知道美国政治学分为四个研究方向或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而比较政治的内涵就是外国政治。这样，这一划分标准都是本体论的，基本都是按照研究内容来划分的。既然我们通常讲比较政治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外国政治，那么这门学科似乎可以完全称之为“外国政治”。以“外国政治”来界定似乎完全符合它的本体性内涵，但这与学科的现实有差距。就是我刚才讲的，无论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你仅仅对外国政治进行个案的、阐释性以及对策性的研究，没有理论性、比较性的研究，一般不被称为比较政治研究。正如前述美国学者对比较政治的表述，甚至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说，仅仅为国务院服务的对策性研究不应该被作为比较政治。所以比较政治与外国政治是有区别的。
在我看来，之所以以“比较政治”来命名，既与这门学科的发展史有关，也与其研究特色有关。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进入政治学，使个体成为研究单位，让比较更为可行。我们知道，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产生的最早的比较政治研究主要是比较宪法和比较政体。因此那个时候的比较研究很难说是外国政治，或者不是外国政治的所有内容，而只是对欧洲几个国家的部分政治现象即宪法和政府进行了罗列式的潜在的比较研究，而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被命名为“比较政府”或者“比较宪法”研究了。因为尽管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比较研究，但相对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它更具有比较性。
而当该学科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外国政治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强调对各国政治的比较，尤其是伴随着比较方法的建构、应用和推广，支撑了这一研究。这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进入政治学，用阿尔蒙德的话说，一但比较的单位具体到个体，就更容易进行比较了。行为主义使这个学科的理论自觉性增强，推动比较政治在“比较”上做文章。这同时也就导致对五花八门的外国政治的细节描述被边缘化，不再为比较政治学者所关注。尽管案例研究往往是比较政治的起点，但完全关注案例细节而不进行案例内概括和走出案例的研究，应被看作是阐释性研究，而不是比较研究。
这也就导致另一种极端化的现象出现，人们对比较政治这门学科的认识被方法论所支配，从而忽视了政治现象本身的特质。例如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具有同质性，基本内涵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产生时是以量性的、比较方法为支撑的，后者是阐释性的。现在两者在方法上可以共通，但现实中却被划分为两个学科之中。
有一句一度在政治学界很流行的话，即“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进步都是由比较政治学所推动的”。这一表述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进步”主要是指比较方法和理论的进展，后者主要是指政治文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比较方法和这些理论被看作是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和理论，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独属于比较政治学，它们同时是政治学以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但也有合理性，它给我们以明确的启示，不仅这些方法和理论产生于比较政治研究，而且没有比较就不能产生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这也许是对“自说自话”这种理论建构的一种批判。
我们可以给比较政治下一个定义。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政治主要是指：对外国政治的比较研究，包括那些应用比较性理论研究的议题。用比较方法对外国政治现象进行进行比较研究是最基本的比较政治内涵。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理论，从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也可以把它们视为比较性的理论。那么用这些理论来研究的议题，通常也被作为比较政治的研究议题。
如果把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区分开来的话，比较政治是对政治现象的比较研究，比较政治学在狭义上是指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广义上是指对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的学问。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学科如何划分。因为今天的议题牵涉到两个学科。所以要谈一谈这两个学科是如何划分的，或它们是以什么标准进行界定的。我们知道，学科是对学问的认识和界定。学问是主观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及其相关知识。而学科是人们依据客观知识和主观需要划分的结果。虽然主观划分的学科要尽量反映客观存在，即与这门学问保持一致，但一种情况是，要划分出学科就要切断客观存在及其相关知识的连续性，而不同的学问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实中的知识或者现实中的现象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我们总要对它们进行一些类型的划分，这是人们认识的一个工具。那么学科就要在边界上进行区分，比如说我们区分政治学和社会学，但同时有政治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把它们联系起来。社会阶级分层问题，很难说这是一个政治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虽然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可以区分的，在它们的边界上有很多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很难划分界限。客观上现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学科一定要划分出边界。
另一种情况就是客观现象是复杂而多维的。不同的知识、理论、方法、学科或学问的交集是全方位的，因而从不同的维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这可能导致学科划分的标准是多样的，甚至还会有非学术性的划分标准。基本的学科划分一般是根据知识特质划分的，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它们基本反映了人类生活某一领域的社会现象。但是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以知识特质为基础，但并非完全遵循这一原则的划分，例如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把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划分为独立的学科。还可以在以知识特质为基础上强调对某一领域的重要性，这样就划分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并列的学科。现在的区域国别学，是根据国别的界限来进行划分的，比较政治则是根据它的知识特质和方法论两个标准来进行划分的，这两个学科在“外国政治”这一领域重合，在方法上都应用比较方法和阐释方法，但侧重不同。
第三个问题，我们简单谈一下何为区域国别研究。典型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阐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或个案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表现在：一是在方法上，表现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深入而全面的叙事。二是在研究领域或学科上，表现为以区域国别的语言训练为基础，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的历史，重视本土资料的收集与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多领域的分别研究和综合研究。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区域国别的政治叙事。我们中国现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或者研究院的成立，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政治学为主的学科，一种是以语言学为主的学科。实际上以哪个学科为主都可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基本观点是，它认为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人们，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并不相同。因此，在异质性语境下，概念不具有可比性。离开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的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该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这是典型的个案研究方法或区域国别研究方法。
第四，当比较政治遇到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以来，规范的比较方法和理论得以发展，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也被应用到区域国别或外国政治的研究中。极端的比较主义者预设：在任何地区，人们的行为动机与方式都是相同的，基于此，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适用于一切地区。这种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学者批评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愿或无法将其研究成果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在区域国别研究内部也引发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是两种极端的类型，也就是说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存在着特殊主义的理想类型，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着普遍主义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多数研究者都不是这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或方法的崇拜者，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或以不同的方式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结合起来。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不建立理想的类型或概念，就无法在广泛而具体的社会现象之间建立起相关性和因果联系。这种理想的类型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它不可能反映现象的复杂性和具体的多维性，所以在实际研究中都要将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这可以以韦伯和亨廷顿为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
韦伯主张普遍主义，但并没有将普遍主义绝对化。他虽然建构了一系列普遍性的概念，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现代国家官僚制和新教伦理，并构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形式模型，但同时指出：“没有一个社会完全符合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概念，要了解一个社会，还要具体全面的叙事。”比如韦伯建立了权力国家的理论，以权力国家去解释一个国家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内部不存在着剧场，不存在各种非权力运作的叙事。
亨廷顿认为，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是沿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世俗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还建构了普遍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和制度化理论。但同时他也指出，不仅早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存在着差异，而且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同。比如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讲到，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政治现代化是三种道路。要了解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复杂性，就要进行具体的叙事。
最后关于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我想以我写的《新加坡道路》一书为例来做一个解释。很多人将这本书看作是一项典型的国别研究或个案研究。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项典型意义上的个案和阐释性研究，而是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一项研究。我觉得《新加坡道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走出了个案。我们以其中的“‘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一章为例为谈。体制内民主化范式就指的是新加坡式民主化，这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看：
一是进行国别或个案的历史叙事，这包括对新加坡的历史和它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进行叙事。二是探讨世界政治转型史。因为要探讨新加坡的民主转型，首先要探讨世界政治转型的过程。所以，通过纵向比较概括出转型变化的规律，由暴力革命向温和性转型的特点。通过横向比较，确定新加坡转型的程度。这一时期东亚其他国家政治转型是标准意义上的，即政体的更替。而新加坡是在“体制内”进行了一定的民主化的转型，这是我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把中国的“体制内”加上民主化应用到新加坡。新加坡是“体制内民主化”的典型现象，而很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制出这一特征，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三是通过民主自由民主指数测定其民主发展的水平，评价新加坡的民主化。在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民主发展的水平上，它是什么水平？四是以制度化理论分析其国家治理的特色水平。美国学者讲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用郑永年教授说过它是一个优质型民主。我用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分析它的治理水平，结论是它的民主化程度虽然不如其他国家高，也不如东亚邻国民主化发展的水平高，但是它的治理水平很高。用治理适应性的标准来看，新加坡的政府治理效率是比较高的。五是以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其制度变迁的原因。我用了制度变迁理论探讨其制度是如何发展的。六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还应用了民主理论、制度化理论、政党理论、转型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通常意义上，如果只研究新加坡这一个国家，一般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国别研究。但我认为它是一项走出国别或个案的比较性的国别研究，所以说当比较政治遇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研究的路径。
第五个问题我谈一下为何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既然已经给比较政治做了外国政治与比较方法相结合的内涵界定，那么政治发展就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政治的主要议题。因为政治发展是一个普遍性、比较性的议题。政治发展理论或者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对“外国政治”的综合性研究，它与具体的个案的或细节的外国政治有很大不同。
现代化理论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它产生不久就出现了各种批判甚至否定现代化的研究，甚至出现了替代理论，但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理论产生后都会受到挑战、检验和批判，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演绎或形式模型，它很难对发展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作出精确的解释。现代化理论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中的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主要是指各国的发展模式，它主要解决了发展的认识论问题，也阐明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理性化、社会的结构分化和专业化、文化的世俗化等。但各国发展的具体路径，它不可能阐述，这也是理论模型难以阐释的复杂性问题。
因此，不能用复杂性或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或否定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的适用性。因为如果无法抽象为理论命题，任何经验现象都难以在他人的世界中具有意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1970年代年代日本的腐败、1990年代韩国的腐败，以及中国出现的腐败，如果你孤立的去叙述这些现象的话，可能只是讲了一些他国人民不感兴趣或听不懂的故事，人们可能把这些事情看作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现代化与腐败现代增多的理论命题来观察这类问题时，发现它们有着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它国的故事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而且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变化的规律性。这一命题是，现代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政治改革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适用这一变化，这就会导致社会失序，这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增多。当我们用这一理论命题观察世界时，甚至可以将18世纪英国的腐败、19世纪美国的腐败、20世纪日本和韩国的腐败、21世纪中国的腐败、甚至透明国际关于腐败调查的排名规律联系起来，会对它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并有利于防止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