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千年之间，亚洲无疑是块令人赞叹、凝聚且充满创造力之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五座都市，而且它们全都位于大帝国的心脏地带。诸如德里、北京与伊斯坦布尔等少数都市至今仍是重要城市。至于其他，像印度南方的毗奢耶那伽罗（Vijayanagara），则已荒草埋幽径。亚洲的数学家发明了“零”的概念与代数学。天文学家远比以往更能准确追寻天上繁星，并发明了领航用的星盘。诗人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依旧撩拨心弦。哲学家创造了至今仍影响我们的思想与法律体系。这些成就，再加上古希腊、罗马知识的翻译，一同组成了大图书馆的核心馆藏。
佛教与伊斯兰教顺着遍及亚洲各地的商路兴起、传布。而丝绸、珍珠、香料、药品与玻璃等贵重物品，以及米、糖这样的寻常商品也沿着同样的路径而来。亚洲发明了商人知之甚详、通行于中东至中国之间的钱币与信用制度，更创造出充实着今日世界各地博物馆馆藏的艺术品。亚洲建筑的优雅与精细也让现代世界的旅人们为之惊艳。
一对小兄弟逃进了黄河边茂密的稻田里，他们是从自己的寺院里逃出来的小沙弥。兄弟俩从帝国的东都洛阳出发，前往上游六百多里处的长安。他们听人说，长安这里还有王侯和军队坐镇。公元618年的中国容不下爱好和平的佛教僧人。 这对兄弟环顾四周，见证了隋朝最后的崩溃。兄弟中的一人，玄奘，对着为自己作传的人忆述了那个时代：“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
但这趟险阻重重、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安之行却一无所获。兄弟俩找不到王侯也遇不上军队。于是玄奘和哥哥又往南走了约一千里路，走到位于今日四川省的成都。他们终于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也找到了还坚持着的佛教僧团。“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玄奘就和自己的兄弟留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与仪轨。
那烂陀寺遗迹，玄奘就是在这里学习、抄经，待了5年
这个小沙弥玄奘究竟是何许人也？就出身与学养来看，玄奘出身于为皇帝效劳的士人精英阶层。他的祖父曾是北齐国子博士，当时在位的皇帝赐给这家人一个中型城镇的岁入。承平时期，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弟理应在帝国的官僚体系里入仕发达才是，但那个时代却跟承平相去甚远。在隋朝以前，有三百年的时间没有王朝能统一中国。世家大族建立了一个个互相对垒的短命王朝。胡人—来自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占领、统治了中国的北半部，而玄奘的家族就住在这里。玄奘的父亲决定从国都的乱局里抽身：“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
玄奘的父亲在他成长时领着他念经读典。玄奘的哥哥则成了沙弥，他一发现玄奘“堪传法教”，就带着玄奘到帝都洛阳自己安单的寺院里，教玄奘基本的佛教教义。十三岁那年，玄奘在这寺里出了家，他就这么读经、听讲、禅修，直到七年后不得不逃难为止。
公元1138年，犹太香料商人亚伯拉罕·本·易尤（Abraham bin Yiju）人在印度门格洛尔（Mangalore）的港口，焦急等待着一批他满以为会从内陆送来的小豆蔻。他已经预付了一大笔款，要是没有准时到货，问题就严重了。一旦错过了开往中东的船班，亚伯拉罕·本·易尤的小豆蔻就会在最糟糕的时间点，也就是其他商人都已经把手上的小豆蔻卖出去、市场都饱和了以后才到达亚丁（Aden）。但情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小豆蔻并非晚到，而是本来就不会出现。某个当地的盘商糊弄了亚伯拉罕·本·易尤，其实这批小豆蔻根本就不存在。
对亚伯拉罕以及门格洛尔的其他商人来说，能用来调味、入药的黑胡椒才是香料贸易的重心。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的商人早在本·易尤之前的一千年，就已经把胡椒一船船运往罗马了。公元408年，亚拉里克一世 就曾要求用三千磅胡椒当作罗马城的部分赎金，而且也拿到了。也别忘了，伊本·法德兰就是用胡椒一路贿赂到他在欧亚草原东部的目的地的。
“开罗废书库”附近出土的印花棉布
关于亚伯拉罕·本·易尤这个人、他失踪的小豆蔻及其生平细节，我们倒还知道不少。因为，有超过七十份寄给这个商人或是他寄出来的信和账目，以及许多来自其生意圈友人的信留了下来，挺神奇的。至于这些信件如何从12世纪留到现在，也是个有趣的故事。12世纪时，许多犹太人深信（今天也有很多犹太人相信）：要是有哪份书写文件上出现“神”这个字的任何形式，那么销毁这文件就是渎神。既然如此，那些上面碰巧有“愿神赐福与你”或“赞美神……”的旧文件、断简残篇或没有用的文书又该如何处置？其中一项解决方式，是将其置于一种通常盖在犹太会堂（synagogue）旁边的小房间，叫作废书库（geniza）。废书库没有门窗，只有一把梯子，可以沿梯子爬到墙上一条大口子旁。会众中的成员如果想把用不着、但上面写了任何形式“神”字的文件处理掉，就把它们投进这个口子。本·易尤的女儿显然是开罗近郊某个犹太会堂的一分子，而会堂旁就有这么一间废书库。于是她从那条口子，把她父亲的来信与一些商业往来记录丢进墙里边。
几百年来，会众成员用成千上万份文件塞满了这间废书库。文件保持完好无损，这得归功于埃及干燥的气候。19世纪晚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处无人编目且无人染指的宝藏。好几间图书馆用称斤论两的方式买了一大堆文件，这一摞又一摞的文件也随之四散各地。这堆“开罗废书库文献”（下面简称“废书库文献”）现在分别流落到俄罗斯、英格兰与美国。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学者们多半都在处理整批文件时找到各种版本的宗教文献。
“开罗废书库”开封后不久，学者们正在整理研究
19世纪50年代起，学者开始转而耙梳许许多多的信件与账目，耐心地交叉比对着商人、亲属、船东与船只。但工作进度却相当缓慢，这是因为系出同源的关键家族文件目前分散在英国、俄罗斯与美国。语言与书写方式又是另一个问题。“废书库文献”内容虽然是阿拉伯语，但却是用希伯来字母拼写其语音。今天没有几个学者对这两种语言在中世纪的样貌有足够的了解，无法达到足以读出阿拉伯语以及希伯来文的程度。不过，他们已经将文献分门别类好，也译出了相当分量，呈现出了12世纪时商业生活的丰富图像。
公元1413年，一支明朝的中国舰队从帝都南京的船坞浩浩荡荡出发了—其中大约有五十七艘船，有些船甚至超过两百尺长。最大的几艘船由于船上所载的大量中国货物，以及它们通过贸易和朝贡而从远方带回来的稀奇珍宝，而被人们称为“宝船”。在这支舰队里，有几艘船载着一支超过两万名兵丁组成的军队，有运马的船，还有仅载运饮水的船。经过一年以上的准备，这支舰队缓缓地沿扬子江东行了四百里路，抵达黄海。而指挥这支船队的，正是皇帝的亲信、位高权重的宫廷宦官—郑和。
舰队从南京出发时，马欢也在船上，他是“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而被招募来的。 马欢是穆斯林，会讲也会读阿拉伯文，当年三十二岁。
他出生于绍兴——杭州南部的一座城市，而杭州则是当时主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大约位于南京的船坞南边150英里。马欢既非贵族，亦非廷臣，只是个普通人，大概是个人微言轻的小官吧。他谦称自己是个“山樵”。马欢未来有超过两年的时间得远离故乡与家人，船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仅存的两份谈明帝国的这几艘船与其航行的第一手记录里，其中一份正是马欢的回忆录，这也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马欢身处的时代，中国的商品早已在整个东南亚与印度洋流通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还记得吗？10世纪的印坦沉船上，大部分的船货就是由中国货所组成。但中国船只却从未涉险前往马来半岛以西的地方。即使到了13世纪，犹太香料商人亚伯拉罕·本·易尤定居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二十年间，也未曾记录过有中国的船只来到。
13世纪晚期，事情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公元1279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之孙领导下征服了全中国。关于蒙古人接受了多少汉地习俗，以及蒙古人带给中国多大的影响，学者们至今仍在热议。 蒙古的征服行动确实结束了中国南北所有的分裂。 蒙古人派了远征军深入东南亚内地。他们还派了一支使团前往爪哇岛，但使团出人意料地功亏一篑，在爪哇留下了一大群进退维谷的汉人，最后为当地带来军事与造船技术两者的蓬勃发展。在中国，蒙古人对贸易采取放任态度，这或许有助于私人贸易商免受政府的控制与税收。到了14世纪头几十年，庞大的中国贸易船队已经敲开了东南亚贸易的边界，西航至印度。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明朝中期绘制的《麒麟图》，反映了郑和从肯尼亚带回长颈鹿的情况
大约在公元1330年，伊本·巴图塔曾亲眼看过一支有十三艘船，而且完全由私人出资的船队。船队停泊在马拉巴尔的卡利卡特港，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接着一道离开前往中国。船上的大贸易商都知道自己需要哪种香料，也载来特定商品作为交易之用。伊本·巴图塔对此留有深刻印象。
这些大船从十二面帆到三帆的都有，帆则是用竹条编成，就像竹席一样。船帆从来都不收，而是根据风向转动；至于下锚时，就让船帆随风飞扬。船员编制有一千人，其中水手有六百人，还有四百人带着武装，有弓箭手、持盾牌与强弩的人，还有丢石脑油的人。每艘大船都有三艘小船随行……
伊本·巴图塔上了其中一艘来做贸易的大船，想订前往中国的船位；他发现，除了帆以外，这些船还有大桨能提供动力，每支桨都需要十五个桨手才划得动。船有四层甲板，还设有私人船舱，供最重要的几个商人使用——他们还带着妻子和小妾。船主人的代理人同样也在船上，带着满满的随员，里面还有非裔奴隶。到了14世纪70年代，也就是伊本·巴图塔那段经历后的半个世纪，新起的明王朝从成吉思汗传人的手上夺得了中国；经历了二十年的锁国后，中国发展出对南洋贸易的兴趣。
就建立联系一事而言，早巴布尔三百年的成吉思汗可以说是无人能及。成吉思汗是在蒙古某个贫穷地方的蒙古小部族中长大的。他从少年时起就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发展出攻无不克的军事战术，对敌人毫不留情，无论敌人是至亲还是关系密切的部族。成吉思汗很早就确立了将被征服的人与家庭整并入其军队的方针，而非采用习惯的做法，将被征服者贩卖为奴。他的目光很快就超越了部族层次，更要求自己的士兵在由许多不同部族所组成的混合单位中服役。
成吉思汗的大军有了高超的马术，有了后来巴布尔及其手下仍在使用的强力反曲弓以及充分的大规模骑兵战术训练为基础之后，这支军队确确实实击败了成吉思汗余生中的每一个敌人。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支军队有多么迅速与成功。他们跨越了将近一万里宽的草原，征服了一路上的每一个王国，还击败了中国宋王朝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北半部。成吉思汗的大军横扫了南俄罗斯、波兰与匈牙利，击败军队，掠夺城市。欧洲地区的人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把蒙古人看成上帝降下的灾难。只有在进兵印度与日本两地时，成吉思汗才遭遇了挫败。
一副19世纪的巴米扬大佛版画
成吉思汗在公元1222年逝世后，他的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大汗国，但征服行动还持续了两代人的时间。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在亚洲世界带来了若干深远的改变。他们无情的战术—尤其是针对那些不交税的城市—所带来的结果，是好几座商旅城市的毁灭。一百年后，当伊本？巴图塔来到梅尔夫与巴尔赫时，这两座城市仍然是堆废墟。它们再也没有重建起来。蒙古人征服巴格达的时候，也毁了当地的王家图书馆。据说，丢进底格里斯河的书所溶出的墨水，让河水蓝了好几个星期。
有些地区遭受了永久的改变。蒙古人杀了位于今阿富汗的巴米扬山谷里的所有成年男女与小孩，当地的佛教文化于是戛然而止。成吉思汗的军队驱逐了波斯北部平原多数的农业人口，将这里恢复为草场以供其牲口所用，还奴役了好几座波斯城市里手艺精湛的工匠，将他们带到自己位于欧亚草原上的营地里。蒙古军队更是杀了中国北方为数甚多的人口，计划将土地转为放牧之用，虽然最后没有成真。
有了广大地区的税收，以及从许多城市抢来的财物为后盾，蒙古人的大营与都城于是成为各种高价商品—如玻璃器皿、金酒杯、金缕衣袍与地毯—的需求地区。在马可·波罗这样的旅人眼里，这些地方有如神话般奢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