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1日，“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发行。
这套邮票的主图选自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就是曾风靡祖国大江南北的《 毛主席去安源》。当时发行这枚邮票的背景是什么？《中国邮票史》都没有披露的这一失窃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还要闪回到50年前。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引起轰动
1967年夏，北京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读书的刘春华，被选派参加展览的筹备工作。
他承担的具体任务是，画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刘春华当时只有24岁，是一名在校学生，没有专门学过油画。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刘春华深入安源煤矿体验生活，采访老工人，了解毛泽东来安源的情况，同时还广泛收集了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工人运动史料。
为了突出主题，刘春华在构图上把毛泽东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动态处理上，让毛泽东的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稍稍扬起的头和稍稍扭转的颈部，表现毛泽东不畏艰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紧握的左手，表现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右手持一把雨伞，说明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
刘春华根据主题需要和群众欣赏习惯，利用油画表现力丰富的特长和中国传统绘画细致的优点，大胆尝试，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在1967年国庆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
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反对个人成名成家的潮流，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后来有人提出，单幅油画作品很少有“集体创作”的，于是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挂上了个人“执笔”署名。
1967年10月1日，《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参观者纷纷留言，写满整整4大本。
次年5月，《人民画报》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公开发表此幅油画，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
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一增再增，先后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海外。
从油画变身为邮票过程中的乱象
就在《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风靡大江南北之时，1968年7月10日，邮票发行局以“急件”向邮政总局写出报告，建议发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邮票。
报告中说：“拟发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一套（8分、22分两种）。”实际上，设计室在7月8日就已开始了设计，设计者为孙传哲、万维生、李大玮。
对于这套邮票的设计，邮电部军代表高度关注，要求“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强调“原来的画面、色彩不能有丝毫的改动”。于是，设计者改变了以往按照邮票艺术的要求、对绘画原作做适当修改的做法，而是一丝不动将原画搬上邮票，将邮票的名称定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这种邮票名称的标注方式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绝无仅有。
关于这套邮票的印量，原订印8分面值2000万枚，22分面值100万枚。1968年7月27日，邮票发行局致函北京邮票厂，通知：（1）取消原订印22分面值邮票；（2）8分面值邮票印量改为5亿枚。
5亿枚邮票，这个数字在当时也是个天文数字。为什么要印制如此天量的邮票呢？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军管会要求全国每个人要有一枚，根据全国用邮人口5亿人这个数字做出了这个决定。
但是当时北京邮票厂的生产能力没有那么大，顶天了只能印5000万枚。没辙，最后决定印量改为5000万枚。
关于邮票的盖销问题。那时候印有领袖图案的邮票比较多，更把盖销领袖邮票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态度”，决不允许将邮政日戳盖到领袖面部。
因此引起各地邮政部门信销工作的混乱和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应。一些邮政职工生怕盖销邮票时，不小心误盖到领袖的面部，那在当时就是“反革命”行为，因此工作时胆战心惊。
邮电部军管会为了避免污损领袖形象，决定《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票面可“不予盖销”，并以1968年〔军管邮票字103号〕下发通知：“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毛主席去安源》形象……并为了画面不受污损，能保持完美，决定破例在贴用邮票时不予盖销……”还为此专门发出电报，规定“如有误盖，立即换帖”。
这一在世界邮政史上都堪称“壮举”的做法直接破坏了邮政通信工作的正常秩序，同时也让一些心术不正的人钻了“不予盖销”空子。
北京市房山县窦店邮电局一个乡邮员，从投递的邮件中把邮票揭下，再贴到其揽收的邮件上，从中进行贪污，一次就从他身上检查出揭下的邮票214枚。这种严重违背邮票使用最基本规定的做法，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才纠正过来。
一包《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翼而飞
1968年8月1日，全国各地的邮局都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发行。
此时，位于今天王府井东方新天地位置的邮票发行局，也是一片热闹。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向上级请领邮票，数量是一包，然后分发给大家出售。
1968年8月12日，星期一。一大早，邮票发行局值班室房子后面的“延安公社临时造反总部”办公室，有人惊异地发现，柜顶上的一包《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翼而飞！一包是500版邮票，这么一大包邮票竟然被不法分子偷走，整个邮票发行局都慌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竟然偷盗《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而且是一整包！
随即，邮票发行局向公安部门报警。刑侦队马上来到发行局，现场勘查，摸排嫌疑人。几天后，北京四九城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缉拿反革命盗窃邮票案嫌犯的通告。通告称：嫌犯，男，中等身材，偏瘦，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眼镜，操北京口音。
整包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被盗，这个案件成为当时北京市的一大要案。
巧的是，在12日丢失邮票的前两天，正是周六和周日。邮票发行局夜班的值班人员分别是：
1968年8月10日星期六，值班人邵柏林；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晨，万维生接邵柏林值班；
这两个值班人，万维生是中共党员，而邵柏林1957年曾经被打成“右派”。毫无疑问，邵柏林成了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星期一，邵柏林一上班，就发觉单位的气氛不一样。三五成群聊天的人，一见他来了，大家尴尬地收回目光，纷纷散去。这让邵柏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设计室召开的会议，气氛也非比寻常。邮电部保卫处、邮票发行局保卫科和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刑警一一坐在设计室内，脸色铁青，目光严肃，一言不发。
会议的中心就是让大家提供线索，帮助公安部门破案。但发言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话里话外都指向邵柏林。坐在设计室内的邵柏林，犹如参加的是一场不点名的批斗会！
“邵柏林，你到过中国图片社卖过《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吗？”
“卖过。”
“你到故宫博物院卖过《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吗？”问话的人叫张××，解放前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