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宜也”：循义而行 人之正路

两千多年前，当孟子带着一群弟子，风尘仆仆地赶到魏国大梁时，满怀期待的梁惠王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何为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代表着应然、责任乃至正义。与此相对，利，则往往意味着欲望、自私乃至邪辟。在孟子看来，无论为政者治国安民抑或普通人立身处世，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实际都可以归结为义、利之辨：崇正尚义、怀仁行义则必前途远大，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则必昏聩颠覆。

于是，在那个“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战国乱世，孟子反而给雄心勃勃的梁惠王指出一条仁义治国之路。对此，梁惠王大概难以接受，甚至可能会腹诽孟子的“迂阔”。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秦帝国大厦的轰然崩塌，就从反面印证了孟子的远见卓识。这个用无数铁血锻造的庞大帝国，竟然只存在了十几年就二世而亡，怎不令人感叹！其根本原因，早被汉初思想家一语道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仁义畅行，则国家安康、人民幸福；反之，则“多行不义必自毙”。

“孔曰仁，孟曰义。”仁义之道，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堪称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至德要义。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如果说，“天下归仁”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那么，“义以为上”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大道坦途。因此，古圣先贤相率以仁义劝导世人，志士仁人也都居仁由义，躬行不怠。

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中国的脊梁”身上，无不闪烁着义的光辉，照亮着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