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研究工作比研究材料更重要。或者叫研究问题比研究材料更重要。
文章是为工作服务的，工作就是为解决问题的。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中说，“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得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得功夫太少。”
我们经常讲“开门当秘书，关门当领导”，而要当好“领导”，就必须经常想着领导关注的问题、思考领导想着的工作，做到与领导思路对接、同频共振，而不是游离于领导之外，置身于工作的边缘，为文章而文章，为材料而材料。而要符合领导的口味，领会领导的思路，不仅仅是揣摩领导的喜好，研究领导的性情脾气和言语习惯，更重要的是研究领导所担负的工作。
研究工作，就要经常想着工作进展得怎么样，我能为领导决策做些什么？如果我是领导，我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我希望下边怎么干？向上级汇报，就要想着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上级领导想听些什么，怎样汇报才能更出彩。
对于写材料来说，你对问题思考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材料的高度和深度；你对工作的关注度、融入度，决定了材料的适用度。
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必须围绕工作，围绕问题，特别是中心工作、主要问题、重大问题来进行构思和写作。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大局，站位全局，才能把话说透，把问题点准，把带有规律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揭示出来，写出的材料才能切合实际，解决问题。
支局长在2011年7月半年工作会上有个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讲了四个大问题、12个如何；今年1月总局的工作会上，梅克保副局长在会上就如何贯彻落实工作会议的精神又讲了“四个如何”。这么多的“问题”“如何”，说的不都是问题吗？写材料不就是围绕工作，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吗？
所以，写材料的，要始终牢记，研究工作比研究材料更重要，研究问题比研究文字更重要。
第二，做人比作文更重要。有句话叫文如其人。
反过来说，就是人如其文，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文。 据我了解，
现在到处都缺写材料的人，其实不是缺能写的人，而是缺真正用心的人、缺出类拔萃的人。选人之所以难选，难在文笔、人品、性情三者兼优上。一个善于做人的人，写出来的材料、讲出来的话就会是真话、实话、掏心窝子话，而不会是昏话、废话、假话，甚至不说人话。
一个缺乏爱心、不热爱生活、对生活没有激情的人，不可能写出真诚感人、温暖人心的文章。内心狠毒，文字必定阴冷；正在谈恋爱，文字就灿烂。谦虚的人，必定好学；有教养的人，材料必定雅致；乐观的人，材料必定生动；宽容的人，材料必定大气；认真的人，就不会错字连篇。人实在文笔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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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说，文章是人写的，首先是人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来的材料才能立场坚定，思想健康，内容充实，符合实际。所以：
态度决定前程，文品就是人品，文风就是作风，文章就是形象。人与文章融为一体，才是最高境界。
第三，研究规律比研究技巧更重要。
世上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可循。生活有生活的规律，学习有学习的规律，工作有工作的规律。
文字材料也是一样，只要在平时具体写作实践中勤研究，多琢磨，多摸索规律，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阶段性工作会无非是现在啥情况、存在啥问题、下步怎么办；比如一个调研报告，无非是调研经过、经验做法，然后是几点体会、几点建议。其他文章也莫不如此。
只要认真研究，都有规律可循。有人说，这不是党八股吗？我认为这不是八股，而是规律。比如一个人，五官长在什么地方，那是固定的东西，你说鼻子长到嘴下边、长到肚子上行不行？肯定不行。
写文章也一样，那就是要尊重规律、研究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我们提倡创新，但创新也不能违背规律。即使创新，也有规律。许多工作可能性质不同，但规律是一样的。所以，研究规律比研究技巧重要。
去年我在《写作》杂志上发了一个文章，叫《关于文章写作中的“三”》，是对“无三不成文”的一些思考，主要讲了三个方面内容，也是对写作规律的一些探讨。
一是说三句话是文章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句型、句式。
这种句型句式，高度概括，精准凝炼，富于哲理，简洁有力。譬如“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三个自信”“三严三实”。三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与：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些都是十八大报告中的话。还有，人生有三通：通人情，通世故，通礼仪。人生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等等。这种排比句式，或并列、或递进，说理精辟、表意精准，很有表现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是说就写作本身而言，“三”是布局谋篇之道，具有规律性，是种方法论。
演绎推理的一般模式叫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我们写的公文材料大多属于议论文范畴，而议论文讲论点、论据、论证方法，其中论证方法就是运用三段论，提供论据，进行推理，最后得出结论。用“三”来布局谋篇和构思讲话，有很多可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