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洪子诚老师《“卑微者”的小片天空——接着讲〈异秉〉》一文。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风格的小说家、散文家。他的创作既回溯传统，又超越时代，展现了独特的文学审美。洪子诚老师以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为切入点，回顾并探讨了其文学风格及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通过追溯文学史脉络，梳理批评界对汪曾祺创作的多重解读，指出汪曾祺的创作延续了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并论述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契诃夫等作家的文学渊源。汪曾祺的作品既避免刻意的结构化安排，又以精巧的笔触表现细微处的生命力和人情美。其小说、散文多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相对稳定的生活片段，而非现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这种对“平静”日常生活的关注，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和断裂的历史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其思想价值的广泛讨论。洪子诚老师认为，在汪曾祺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对平凡的小人物更加宽厚，更有将心比心的谅解和温暖，有对他们尊严的维护，和给所有“卑微者”一小片天空的诗心。
本文原刊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保马推送版本系洪子诚老师提供的修订版，感谢洪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在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评价很高，地位也相对稳定的小说、散文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用八年时间，对他的小说、散文、戏剧、评论、书信等钩沉辑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2019年出版了12卷的《汪曾祺全集》，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这二三十年来，研究他的论著很多。我对汪曾祺没有深入研究，这里只是做一些补充，也就是跟在一些研究者的后面接着说。
《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 著，
季红真、刘伟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知道汪曾祺的名字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1]，觉得它跟当时流行的写法，包括语言等都有明显不同。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写作教学小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的朱德熙教授指导写作教学工作。他的一次课讲的就是《羊舍一夕》。朱德熙和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是同学，对他的创作十分欣赏。他不大谈什么主题思想，而是从文章的整体角度着重在语词句式和篇章结构的层面。譬如，谈到这篇小说的副标题“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说“和”连接的是平等关系的事物，这里的运用显然有些“出格”；但正是这一用法，透露了作者特别的理解，他是将围绕人的时空、物件都看作是有生命的，和人密切相关，而且对等的对象。朱德熙先生的解读，提示了汪曾祺的“世界观”，是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汪曾祺作品很多，这里主要谈《异秉》。首先可以把他的创作放到文学史上来讨论。在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它的艺术形式，曾有寻根究底的考究；试图寻找它们的源头。他80年代初发表，引起广泛好评的作品，和当年大量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的取材和写法有明显的区别。文学研究者认为像《受戒》《大淖记事》等，是中国现代小说某一在当代中断的“传统”的接续。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大多是“忆旧”性质，取材与现当代历史重大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
他关注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他们生活中的相对稳定的那些部分。他没有特别关注变革、事变、运动，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平静”。
不过，20世纪是一个布满变革和断裂的时间，文学作品如果不和这一情势关联，其思想价值就很可疑。因此，不少批评家竭力想将它们放置于“不平静”的时间之流中。这是当代批评、研究者的习性：既是他们的“无理”，但也是他们的“深刻”。
较早提出这个文学史问题的是黄子平。他在《汪曾祺的意义》[2]中敏锐指出，汪曾祺80年代的小说接续了当代“十七年”、“文革”文学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小说传统的代表性作品，他列举了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卢焚）的 《果城园记》等。说它们的特征，是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的“人情美”。黄子平指出，这类小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自然趋于式微（也许孙犁的《山地回忆》《铁木前传》等是少数具有相近特点的作品——引者），《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所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各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汪曾祺是“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础线上”。这个看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80年代文学有潮流化现象，出现各种思潮、流派、类型。习惯上也会将某些重要作品归入某一思潮、类型之中，否则好像就失去它存在的根据。由于汪曾祺小说大多写“旧时代”的，与乡土小镇民俗有关的生活，写法上似乎也有点“旧小说”的踪影，有批评家便将它们归入“寻根文学”或乡土小说。也有因为他的某些作品有沈从文的风格，况且西南联大时期是沈从文的学生，因此也有将他称为“最后的京派作家”……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也可能不是那么恰切。
上世纪40年代，特别是40年代后期，各种文学主张、流派中，革命、左翼文学理念影响扩大，逐渐居于主流、强势的地位。这种理念强调文学作品要写重大斗争，冲突，写生活“本质”；强调塑造正面、典型人物，结构上也向戏剧化，重视冲突的布局方面倾斜。茅盾、邵荃麟、胡风、姚雪垠等作家40年代的文论都有这样的强调。邵荃麟曾批评曹禺的《北京人》没有把人物矛盾“和整个社会的矛盾状势联系起来”，没有把人物“放在极广阔的社会斗争中去锻炼，去发展”；茅盾虽动情地给予《呼兰河传》许多赞美，但也认为它局限于“私生活的圈子”，“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不能和广阔的斗争相联系。
不过，也有作家不认可这样的取向。他们提倡写日常生活、写小人物。这方面的论述，体现在卢焚（师陀）的《〈马兰〉成书后录》《〈江湖集〉编后记》，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等文章、作品中。他们针对文学写作的上述趋向，提倡一种不像小说的小说，“散文风”的小说，反对过度的安排设计。周作人在《明治文学之追忆》中说，他不大读小说，而“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的出神。”他接着说，“废名在私信中有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想也有点道理：‘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了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3]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里，借莫须有先生之口也讲了相近的意思，说他之所以喜欢散文，是散文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说他简直还有心将以前所写的小说都给还原，即是不装假；“写散文是很随便的，不比写小说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迹，随便则能随意流露”。莫须有先生举了鲁迅《秋夜》为例：院子里有两株树，再要说这两株树是什么树，一株是枣树，再想那一株也是枣树，如是他便作文章了，本是心理过程，而结果成为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人不平庸。说如果要写小说，便没有这样不在乎。总之，他们都主张一种散文体，随笔风的小说，提倡随意，不刻意经营做作。即使是左翼作家的张天翼，在《读“儒林外史”》中，也有这样的想法，说《儒林外史》不讲究结构，人物不必交代后来的情况，这种自自然然的写法，倒是更切合实在的人生；“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他的活动，作为，以及他所接触的种种一切——难道都也像一般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么”，作家并不想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把这人生布置一个妥帖”。[4]戏剧家焦菊隐（他翻译、导演过契诃夫的戏剧）也说，契诃夫的戏剧、小说包含了抒情性，要理解他的作品，必须把寻求“舞台”的虚伪戏剧观铲除，必须懂得在剧本里去寻求真实的人生。汪曾祺40年代开始写小说，有多样的尝试，但也有突破短篇小说既定模式的明确意识。他说，
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大愿意它太像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5]
他们讲这些话，都用不可置疑的口气，意味着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最好的艺术方法。不过，我们不妨将它们看作某一艺术理念的申明，一种美学理想，针对、试图矫正的是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强势的文学风尚、主张，而不必如“呆鸟”般的认为是“真理性”的表述。
事实上，不注重安排、结构的“随笔风”，也是另一种安排、结构。
最早有份量评论汪曾祺作品的文章，是唐湜1948年写的《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6]。唐湜80年代被归入“九叶诗人”群。他写诗，也写评论。《意度集》评论的作家有冯至、郑敏、穆旦、陈敬容、辛笛、杜运燮、莫洛的诗，路翎、汪曾祺的小说。抛开对冯至的《十四行集》的评论不说，可以认为这是他对“四十年代作家”的一次“检阅”。这里说的“四十年代作家”，指的是在40年代开始写作，并有分量的作品发表，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文学特色、风格的作家。当然，唐湜评述的不是“四十年代作家”的全部，譬如还有张爱玲，徐訏，以及根据地、解放区的诗人、作家。不过没有疑问，他是将这些作家当作文学天空上新出现的“严肃的星辰”的。他的评述以诗人为主，小说作家则主要关注路翎、汪曾祺。相比而言，似乎对汪的评价更高。
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中，敏锐且确切地勾勒了汪曾祺艺术的“要点”，也提示我们进入“汪曾祺世界”的路径。一是注意在踏入“文坛”初始就已经有了较开阔的“艺术渊源”，二是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中他的吸纳、选择的能力，以及这一吸纳、选择如何建立在历史情景和个体心性的基点上。他用希腊神话人物，那个顾影自怜的纳蕤思来比喻汪曾祺，相信会让我们感到突兀。不过，唐湜的这一比喻，强调的不是自恋者的自恋“虔诚”指的是对世事万物，特别是日常生活“小叶脉”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细致的专注，犹如汪曾祺40年代的自我陈述：让事物“事事表现自己”，“扣一口钟，让它发出声音，要绝对地写实”；“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反驳……“[7]。在这里，正如布封所言，风格即是人；“抹杀”自己，放弃自我，细致、妥帖、质朴的文字，就是淳朴的“人世爱”。
唐湜在文章中说到，“他跟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兜圈子，说他很想‘进入’上海去……可是他说他很悲哀，这上海跟他完全不合拍，他可以去做一个隐居的蒙田，却不能做一个巴黎的怪物左拉，这是实在的。他去坐过舞厅，可不及他在教书的中学对面的一家北方人开的小面馆坐着来得有趣。……他说他极爱乡村的那份纯朴与生动，一些谷物的名称，譬如‘下马看’全使他喜欢的入神……”唐湜的一个说法很有趣，也贴切：路翎的“大爱”是扩展到“物象”之外的，汪曾祺是收缩在“物象”之内，一举手一投足，不任意泛滥，也并不念念不忘意义的提升和抒发。唐湜使用了“职业性的满不在乎的熟习”的说法。也就是说这种关注不是外在的，不是当代提倡的那种“体验生活”、提炼主题的性质。“只有自觉地‘忘我’，才能使物我浑然合一，大我在广阔而众多的意象里自如地遨游”。这些描述，都确实揭示了这位作家心性和他的艺术特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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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度集》\ 唐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当然，读唐湜40年代末的评述（那时汪曾祺并未达到八九十年代的成熟），在赞赏的同时，也会感到爱之弥笃而稍有溢美。《意度集》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
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有两个相互不同的系列在向前发展，茅盾先生用全然西洋风的调子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一面，而老舍先生用东方风富于人情味的幽默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一面，但二者全只表现了巨大的社会面，甚至是图案式的社会现象，汪曾祺却表现了中国“人”——“人”与其背负着的感情的传统，思想的传统，在这方面，他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新的起点。[8]
这段文字，在《新意度集》做了改动；改动颇有意思。下文括号中的文字被删去，黑体字为《新意度集》添加：
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有两个相互不同的系列在向前发展，茅盾先生用（全然）西洋风的调子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一面，而老舍先生用东方风、富于人情味的幽默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一面，（但）二者（全）都（只）表现了巨大的社会面，（甚至是图案式的社会现象），沈从文先生与他的学生汪曾祺却表现了中国“人”——“人”与（其）他背负着的感情的传统，思想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新）光辉的起点。
这个改动可以看出唐湜向80年代的批评界观点的靠拢，特别是将汪曾祺作为“学生”和沈从文关联在一起，也降低了对茅盾、沈从文的“欠缺”的语气。
接着，我们来看另一位批评家的观点。郜元宝在《论汪曾祺》[9]的长篇论文中谈到中国现代作家对汪曾祺的影响，说其实老舍比沈从文更大。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唐湜40年代末写《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得。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提到沈从文的名字——这个名字是80年代后期《新意度集》才添上的（参看本文的注释8）。文章又说，在80年代，《受戒》当时反响超过《异秉》；“其实，《受戒》（包括后来的《大淖记事》）未脱沈从文影响，《异秉》则更多显示了汪曾祺的特色”；改写后的《异秉》“充分体现了他的追求：对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敬意，对小人物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洗尽新文艺腔，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异秉》是汪曾祺复出之后的新起点。”这里，郜元宝指出两点，一点是艺术上，语言结构的白描，不经意却匠心独运，另一点是对普通人的敬意，对小人物的尊重。他说的很好：“对于（小人物）生命的这种掺和着颓败的认真，混合着滑稽的庄严，调和了美丽的悲凉，汪曾祺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他的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当然，正如郜元宝所言，他也不是不明白平凡、以至“卑微”的人的弱点、弊端，即使有揶揄、讥讽，也是温和、宽厚、善意，不是居高临下的、卑视的立场。不过也要强调的是，小说叙述人的观照仍是“外部”视角，带有“士大夫”的态度：这里的“士大夫”不是意味着傲视，他亲近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但不会被三教九流的某种陋习侵染，他有自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