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戴笠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那个时代，名人辈出，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帮会……大人物层出不穷，但戴笠的光芒谁都挡不住，每个人提起来都心惊胆战。
先来看看人们给他的称呼吧——“东方的盖世太保”、“亚洲最神秘的人物”、“中国最让人恐惧的人”、“天生的特务头子”、“无所不在的神秘人”……
戴笠去世后，周恩来额手称庆：“
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蒋介石也沉痛地说：“
如果戴雨农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
戴笠究竟有多可怕？竟然得到了如此隆重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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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这个名字，取自晋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戴笠”，指的是身份卑下，戴笠之所以用这个名字，自然跟他的特工身份有关。
所有人都认为，戴笠是一个天生的特工。早在黄埔军校时期，戴笠就热衷于观察别人，将所有老师、同学的一举一动、性格爱好都记在本子上。有同学回忆：“当时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做，但他却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灵敏的嗅觉能力，主动的观察分析，再加上领导能力，有了这些，戴笠注定会成为一个特务头子。”
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来华访问时，中方派了四个人迎接，但爱泼斯坦直到离开，也不知道第四个人究竟是谁。后来经人提醒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叫戴笠，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而他却毫无察觉。
斧头帮帮主王亚樵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民国第一杀手，只要是他锁定的人，没有能逃过去的。然而，当他把目标锁定在蒋介石身上时，戴笠出面了，三下五除二，将王亚樵暗杀于广西梧州。
戴笠的一生中，遭遇过上百次暗杀，有国民党内对立派的，有日本的间谍，有美国的特工，也有民间的武林高手，但都被他一一躲过。最神奇的一次，据说有159个便衣特工，从各个方向将他团团围住，但仍然让他逃出生天，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逃出去的。
戴笠的行踪堪称中国最神秘的，包括蒋介石都不知道他这一刻在哪里，下一刻又要去哪里，你甚至可能在全国十几个地方同时听到他的消息，但就是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戴笠。即使在重庆大本营，戴笠的出行也是非常秘密的，有时你明明看见他一个人在走路，但实际上至少有30个便衣在周围保护着他，确保没有任何危险能接近他。
为了绝对安全，戴笠拒绝使用电话，甚至连书信都不用，全靠记忆。戴笠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他只要看过你一眼，就永远不会忘记。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永远都不怕危险，亲力亲为，在抗战时期，他早已是军统局局长，但他仍然每天穿梭于敌占区，去搜集第一手的情报，丝毫不顾随时到来的危险。据说，日本人为了除掉他，赏额甚至在毛泽东之上。
对于要处罚的人，戴笠也从来不客气，在1927年，戴笠抓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把他押到火车上，火车头的燃炉里烧得通红，戴笠就把他塞了进去，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这个人连惨叫的声音都没人听到。
当然，戴笠之所以让人恐惧，还在于他统领的军统局。有美国人曾分析称，戴笠的手下有700多万人，分散于全国各地，为他提供情报。美国的报纸曾说：“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曾经有一位来华的美国情报人员，路过一个很偏远的村子，跟一个商店的老板聊起来，结果发现这个老板竟然也是军统的特工！这位美国情报人员惊叹地说，他实在想不到连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都会有军统的特工，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但这位老板说：“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这是组织的荣耀。”
戴笠一生中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唯独对特工生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他的一位同学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认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于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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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和美国战略局长邓诺文（互联网）
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
1941年5月，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日本海军总司令的损命也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
”戴笠说：“
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甚至有以戴笠为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台湾纪念戴笠的雨农阅览室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经、陈箓、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应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戴笠居然舍得把他们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很多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格斗。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沈先生还记得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时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
全体肃立，望北而哭
”。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绥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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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群英的贡献。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日军自然慢慢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日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1939年夏，军统计划暗杀汪精卫未遂。同年秋，青帮通字辈首领季云卿因与汪伪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路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时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10月，上海伪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震慑了一批意欲附敌者。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加强了血腥恐怖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并不断升级，据统计，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死伤人数达44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