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当中强调了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在经济活动当中的重要作用。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公共福祉之间存在着和谐统一的关系，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自动增加公共福利。
当我们手捧美酒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并不是酿酒师为了讨好我们才酿制出高品质的美酒，也不是厨师为了逢迎我们的爱好而烹饪出合口的佳肴，更不是农民为侍候我们而特意种出优质的粮食；酿酒师是为自己换取高品质的生活，厨师烹饪美味也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农民种地同样是一种生存手段。
每个人为自己利益所付出努力成为市场的一个环节并在经济链条中产生了有效链接，形成良性循环——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积极作用的表述。
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的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经济学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对经济现象认知的持续完善，人们发现市场也会出现调节失灵的时候，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解决。
如果一条马路有多个车道，当发生交通拥堵的时候，后来者会自动地找到车辆较少的那个车道排队——这当然是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但是，当看到旁边车道行进速度较快的时候，总有司机会冒着剐蹭的风险强行切换车道，严重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行进。频繁切换车道可能并不会使自己快多少，但却使得拥堵的车流行进得更加缓慢。
司机切换车道的行为属于那种非常“聪明”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代表，但是这种行为却使公共福利大幅下降，最终影响到个体利益，造成恶性循环。这也许能从某个角度来解释市场失灵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将这种现象归纳成一个概念——合成谬误，把每一个从局部看上去好像是理性正确、科学高效的决策加总起来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人感到意外的结果。
这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亚当·斯密在高度肯定自由市场作用的同时，是否应当加上一些限制性条件呢？当没有规则制约的市场任由人性自由发挥的时候，人性是否会突破底线呢？当所有“聪明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否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呢？
当我们用系统性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找到更清晰的答案。在《系统之美》一书中，作者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包括要素、连接与功能（或目标）三个构成条件，系统通过统一的目标使得各个要素之间形成有效的正向连接，进而使整个系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如果我们将整个经济本身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餐桌上的美酒与佳肴以及酿酒师、厨师、农民的劳动只是经济活动当中一个要素，其中暗含着商业功能的一致性以及价值的正向流动关系。正是这些看不见的价值创造以及流动机制使得餐桌上各要素以及所延伸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一定的整体性和有序性。
而拥堵的马路中频繁切换车道的司机将自己从整体的目标当中剥离出来，完全无视自己与整体的连接关系。没有共同目标与正向连接的随机组合体称不上是一个系统，只是一盘无序的散沙。系统不是事物的简单集合，而是由相互连接的要素构成的、能够实现某个目标的整体。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合成谬误”视作一种“系统缺乏综合症”的显现。《系统之美》一书建议我们应当从关注要素转向关注游戏规则，它们有可能才是真正的“隐性玩家”。
一个成功的系统能够实现个体目标与系统目标的一致性，或者说，公共目标当中兼容着个体目标，包含着个体利益一致性，这正是一种“兼容并蓄”的融合思想。
凯文•凯利曾经在《失控》一书当中提到了“超级有机体”的概念。像蜜蜂、蚂蚁等这些社会性极强的低等动物以庞大的数量和特殊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超级有机体”。每个个体已经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同时变成了“超级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或零件，兼具个体与整体的双重属性。虽然每个个体的能力极其有限，但是在统一目标的指引和协调一致的合作之下每一个蜂群和蚁群都做到“众愚成智”，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体兼容了个体的使命，个体在以独立的方式有意识地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完成“超级有机体”的使命。这便出现了1+1>2的价值——总体效果远远大于个体效果的总和。
同样是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许随着我们的深入理解而更懂得“道法自然”的意义，更能使我们心怀敬畏地感觉到每个人不过是大自然系统的一个渺小的环节，一个微弱的变量。当个人与自然产生连接的时候，才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助力。在复杂的商业领域当中，只有当我们拥有系统性思维时，才懂得以多信道的方式获取全息信息，兼顾到多方利益，懂得合作的意义，借助于经济走势用“设计思维”组建商业领域的“超级有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