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最高法发布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起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20日16时许，被告人卢晓旭（女）以收取卫生费为名，在天津市河西区上门行骗时，见被害人夏某（女，13岁）独自在家，意欲让夏某跟随其一起行骗，遂谎称与夏某父亲相识，骗取夏某信任后将夏某从家中带离，致使夏某脱离监护人监管。后因发现夏某不具备与其共同行骗的可能性，卢晓旭于同年9月23日晚带夏某搭乘出租车，后借故离开，将夏某独自留在车内。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后，将夏某送回家中。同月24日，公安人员将卢晓旭抓获。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卢晓旭以欺骗的方法拐骗儿童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监管，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卢晓旭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卢晓旭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卢晓旭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家庭监护是保护儿童安全的最重要方式。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儿童受家长的保护权均受法律保护，他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本案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的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出卖，在拐骗过程中也没有实施其他加害行为，但其编造谎言，将未满14周岁的儿童从家中骗出，使之长时间脱离家长的监护，侵犯了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及儿童受家长保护权，也严重威胁到儿童的人身安全，已构成犯罪。法院对本案被告人的依法惩处，彰显了对家庭关系和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昭告大众，在未经家长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使受骗儿童的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给儿童的父母和其他亲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也给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威胁。因此，不论其动机、目的如何，都不应轻视其社会危害性，必须给予应有的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原系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某幼儿园教师。2015年11月至12月间，王璐、孙艳华因幼儿穿衣慢或不听话等原因，在幼儿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多次恐吓所看护的幼儿，并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某等10余名幼儿的头部、面部、四肢、臀部、背部等处刺、扎致伤。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身为幼儿教师，多次采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看护幼儿，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璐、孙艳华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王璐、孙艳华提出上诉。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虐待被看护幼儿构成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保姆、幼儿园教师、养老院工作人员等具有监护或者看护职责的人员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此类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罪名的增设，改变了刑法之前的虐待罪主体只能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状况，将保姆及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场所内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也纳入本罪主体。凡是上述主体对其所监护、看护的对象实施虐待行为，情节恶劣的，均可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虐待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则应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刑法新增设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彰显了我国法律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大保护力度的精神。本案的判决，警示那些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履职，一切针对被监护、被看护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本案的发生，也警示幼儿园等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应严格加强管理，切实保障被监护、看护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被告人王思琦与丈夫廖某1离异并获得女儿廖某2（被害人，2007年1月出生）的抚养权，后王思琦将廖某2带至上海生活。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王思琦在家全职照顾女儿廖某2学习、生活。其间，王思琦以廖某2撒谎、学习不用功等为由，多次采用用手打、拧，用牙咬，用脚踩，用拖鞋、绳子、电线抽，让其冬天赤裸躺在厨房地板上，将其头塞进马桶，让其长时间练劈叉等方式进行殴打、体罚，致廖某2躯干和四肢软组织大面积挫伤。虽经学校老师、邻居多次劝说，王思琦仍置若罔闻。经鉴定，廖某2的伤情已经构成重伤二级。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思琦以教育女儿廖某2为由，长期对尚未成年的廖某2实施家庭暴力，致廖某2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鉴于王思琦案发后确有悔改表现，并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干预、不再以任何形式伤害孩子，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其孩子及社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思琦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被告人王思琦于缓刑考验期起六个月内，未经法定代理人廖某1同意，禁止接触未成年被害人廖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廖某1。宣判后，王思琦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母亲虐待亲生女儿致重伤被判刑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王思琦身为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承受较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其爱子之心可鉴，望女成才之愿迫切，但采取暴力手段教育孩子，并造成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正常家庭教育的界限，属于家庭暴力。这不仅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反而给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实践中，监护人侵害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由于未成年人不敢或无法报警，难以被发现。有的即使被发现，因认为这是父母管教子女，属于家务事，一般也很少有人过问，以致此类案件有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长此以往，导致一些家庭暴力持续发生并不断升级。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确立了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单位发现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有强制报告的义务。本案即是被害人的老师发现被害人身上多处伤痕后，学校报警，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得以使本案进入司法程序。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家长关爱，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爱和法律的强有力保障。本案中，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及时向被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