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杰：三星堆可以比肩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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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李强

2024年12月中旬，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再次来到四川成都。继当年10月应邀出席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以后，他再次亮相“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中的三星堆：九十年后的国际省思”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发表自己最新的学术观点。

早在30年前，许杰就和三星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时，论文选择了研究三星堆，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工作时，还策划了“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那场2001年举办的展览正是以三星堆文物为主，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迄今为止仍是北美地区堪称现象级的文物展览。

在文博界深耕40余年，许杰不仅在博物馆的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更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青铜器研究领域耕耘。在成都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时，许杰对长期关注的三星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三星堆完全可以比肩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

许杰（左）和川观新闻记者

1983年，许杰从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上海博物馆担任馆长秘书，就此进入文博行业。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种类繁多，从夏代到战国各个时期均有代表，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更是中国考古界尤其是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大家。年轻的许杰耳濡目染，渐渐将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青铜器研究确定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上海博物馆工作7年以后，许杰选择了去美国留学深造。那时的许杰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博物馆从业者，“但艺术史的起源在西方，它有非常严格的方法论，这方面的训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很稀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研究东亚艺术的龙头，我希望能得到更系统的关于艺术史和艺术考古方面的训练，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回望中国的古代艺术。”

许杰成功申请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奖学金，投身在该校艺术史与考古系教授罗伯特·贝格利门下，硕博连读钻研中国早期艺术考古。此后便开始了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研修，以及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出任中国艺术部主任时，许杰策划了迄今为止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展览——“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

许杰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古代艺术时，他发现远在中国西南的四川其实有着独特而生动的文化。“首先三星堆是非常惊艳的一个远古文明。这里的祭祀坑出土的大量文物，既展示了三星堆文化强烈的地域性、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颇具巧思的青铜铸造工艺，同样又与中国其他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证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许杰认为四川的精彩远不止于三星堆，此后春秋战国以及汉代都有独具魅力的文化。“比如汉代的说唱俑可能是中国所有汉代艺术中最生动有趣、最贴近生活者；汉代画像砖对制盐、宴乐、百戏等生产生活场景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如此有生活感、烟火气和崇高精神生活的地方文化，我希望能介绍给美国民众。”

许杰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许杰精心准备了展览方案。当以三星堆青铜雕像为主的文物图片在时任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耶鲁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倪密·盖茨女士面前一一展开时，她震惊了。在倪密·盖茨看来，艺术展首先展品要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不仅具备吸引眼球的效果，最新的考古材料还将让展览呈现难得的学术研究价值。1997年，许杰和倪密·盖茨来到四川参加中国第五届艺术节，顺便访问了三星堆及四川的众多考古机构和博物馆，古代四川展远赴美国正式投入运作。

这是一次难度极大、过程曲折的展览。就在文物即将从四川启运前一个多月，西雅图发生地震。如何保证文物安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找到华盛顿大学地震学研究专家梳理了西雅图历史上所有的地震记录，郑重得出结论——未来半年甚至一年内不会再次发生地震，文物可以保证安全。而在展览的方案中，当年不仅青铜大立人要去美国，青铜神树也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赴美。为此，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联系了美国著名的文物保护机构盖蒂中心和中方共同制订了一套对神树修复及运输的方案，许杰也频繁往来于四川和美国协调具体工作。但最终中方出于运输安全考虑，把神树留在了四川。

这是西雅图有史以来最轰动的一个展览。三星堆的青铜大鸟头和西雅图橄榄球队海鹰队的标志非常相似，当地民众顿觉无比神奇，惊叹：“这是我们的远祖到西雅图来探亲了！”展览在西雅图展出3个多月，这座当年人口仅有50多万的城市竟然有10余万人涌进了展览现场。展览闭幕以后，北美民众意犹未尽，这批文物继续应邀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巡展。

学术上专业严谨、策展上又目光敏锐格局宏大，年富力强的许杰很快在美国博物馆界崭露头角。2008年，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招聘馆长时，猎头找到了许杰。在接任馆长一职后，许杰在此一干就是17年。

回想当年的入职，许杰感叹历史总是充满巧合。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上海和旧金山在1980年结成双方的第一对姐妹城市。1983年，许杰刚在上海博物馆参加工作时，参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博物馆界的代表团，便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董事团。因为那一年，上海博物馆以博物馆馆藏为基础，策划了“6000年的中国艺术”展览赴美巡展，落地承办的恰恰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而在此之前，作为中美建交前奏曲，中国还在1974年至1975年派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赴美巡展，收官一站即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以，当一家和中国拥有历史渊源的博物馆抛出橄榄枝，许杰欣然接受。“25年间，我从太平洋西岸的一名文博新人成长为大洋东岸的博物馆馆长，我的个人经历也见证了中美的交流史。”

美国旧金山，著名的金门大桥是自然景观与人类工程完美融合的杰作。坐落在旧金山市政广场、同立法院及市政厅遥遥相望的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则被誉为旧金山“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从1966年博物馆开馆之日起，它就被定位为北美与亚洲文化沟通的桥梁。博物馆的创始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担任过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布伦戴奇，他同时也是一位亚洲艺术收藏家，尤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20世纪60年代，布伦戴奇把所有收藏捐给了旧金山市政府，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由此成立。

2008年6月，许杰走马上任。岂料3个月以后便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通过民间筹款来获取运营经费的博物馆顿时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许杰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20多年来在博物馆界的淬炼，许杰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海博物馆做馆长秘书的经历，让他对博物馆经营管理、行政、财务、对外沟通等方面的业务有了全面了解；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策展经历，奠定了他做大型实体展览的基础；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两个重要业务部门（亚洲艺术部和地中海地区古代艺术部）担任联席主席的经历，增进了他在博物馆大规模改陈扩建方面的经验，也训练了他的团队领导能力。面对金融危机，许杰选择主动进取，频繁与个人、基金会、公司、财团沟通，与他们交流“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意义，最终打动了一批有实力的赞助者，帮助博物馆度过了危机。

当运营重回正轨，许杰即开启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馆扩建、陈列转型、教育更新等工程，并带队从民间筹集了1亿美元的雄厚资金完成了这一壮举。其中，许杰带领团队策划的一系列中美之间的交流展览备受关注，“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中，亚博举办的来自中国的交流展数量超过了北美所有大型博物馆的展览总和，我们以实际行动在持续推动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

从中国明代的宫廷艺术展到上海城市艺术展；从秦始皇兵马俑展到中国汉代艺术展；从中国书法艺术展到中国当代艺术展……一系列展览给西方民众呈现了古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的勃勃生机。尤其2013年的“中国兵马俑：秦始皇时代的瑰宝”特展，向美国民众展示了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辉煌。值得一提的是，许杰并不只以大型兵马俑为噱头吸引观众猎奇式的欣赏，他对兵马俑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是秦始皇追求死后不朽的方式。“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我们如何也能做到不朽？医生帮助病人、老师培养学生、普通人助人为乐等都是让精神不朽的路径，不朽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通过这样的叙事，我们让当地民众在感叹中国古代文明神奇之外，找到了某种内在联系，展览受到了热烈追捧。”

2023年，许杰在耳顺之年宣布启动馆长退任程序，计划在2025年正式卸任馆长职务。“中国人相信六十甲子的周期。我要规划、启动我的下一个周期，在余生回归学术、培养人才、介入文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项目，在更广泛的平台为博物馆事业或者文化交流做点儿事。”

记者：您当年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考古出土不久的三星堆，此后也对它保持了持续关注。中国新出土的遗址众多，为何会对三星堆感兴趣？

许杰：其实在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不久，当时还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我便通过考古简报等方式关注三星堆。我对学术前沿一直很有兴趣，三星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篇章，并且这个篇章还是崭新的、未经史料记载的。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既是当时的宗教祭祀用品，也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品。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古代艺术，正好需要考古材料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三星堆兼具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

很幸运的是，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的后期，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报告正式发表，让我的研究有了充裕的材料，所以我一直非常感谢三星堆当年以陈德安、陈显丹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正是他们的发掘以及及时的考古报告，为学术界研究三星堆提供了基础。

记者：在世界青铜文明版图中，三星堆有何特色？体现了哪些创新创造？

许杰：综合来看，三星堆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独特性。它有非常独特的一套宗教信仰系统，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可以看到这套宗教信仰系统的承载物——造型奇特的青铜神树、高大肃穆的青铜大立人以及巨大的青铜面具等。近年来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又出土了跨坑拼对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等组合，都体现了三星堆先民瑰丽的艺术想象力和杰出的青铜铸造技艺。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非常值得一提。它的技术本源来自中原铸造青铜容器的泥范、合范铸造法，但三星堆把这个技术用于铸造雕像。因为雕像造型非常复杂且往往体量巨大，不可能一次铸造，所以三星堆的工匠创造性地通过铸焊技术组接单独铸造的部件来创作雕像。在焊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比较粗糙的痕迹。但工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视觉效果有着非常强大的掌控能力。比如人们参观青铜大立人或者青铜神树，一定会被它们巨大的体量和奇丽的造型震撼，往往不会注意到铸造工艺有何欠缺，这就是一种高明的方法。

当然，三星堆既体现了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和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更广泛的区域进行着交流，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开放包容的特质。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被学术界认为来自印度洋，那就说明三星堆先民拥有开展直接或间接远程贸易的能力。

也就是说，三星堆无论是文物的艺术造型、铸造技术以及文明程度，都可以比肩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

记者：三星堆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悬而未决，您认为未来还可以从哪些研究方向展开工作？

许杰：考古就像侦探破案。侦探什么最重要？那就是还原现场。具体到三星堆，需要还原的东西的确还挺多。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之间如何组合？组合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体量庞大的青铜雕像组合代表了什么宗教意义？这些都有待未来继续研究。

另外，三星堆已经是一个社会高度发达的区域，肯定有统治者，那他们的墓葬在什么地方？三星堆人如何处理普通民众以及统治者的遗体等，现在是问题多于答案，所以三星堆考古工作前景广阔。

目前，三星堆还在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努力，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特别重视既讲好它的独特性，也就是它的具体形态的确和其他的地域文明不一样；同时也要展示它的存在让中国的古代文明更加多彩，也让世界的古代文明更加丰富。

记者：我们一直强调要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以您运营博物馆的经验，文物和博物馆“活”起来有哪些路径？

许杰：讲好故事就是博物馆“活”起来的根本路径。现在国内博物馆的展览因为文物很多，很多博物馆也很新，可以满足观众看稀奇的欲望，所以一定程度上对文物是否“活”起来的需求还不是特别强烈。但是等观众过了看稀奇的阶段，博物馆未来如何进一步打动观众？那么在满足公众看稀奇看新鲜之外，提升观众的体验就是每个博物馆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同样以三星堆为例。现在三星堆博物馆非常成功，观众量非常大，可以说已经是国内最热门的博物馆之一。但是我们得未雨绸缪，要思考10年或者20年以后，当观众过了猎奇的阶段，如何提供更多的体验给观众。这些体验我觉得基础是学术研究，然后把高深的学问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输出，转换成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体验。

这需要博物馆有一个立体的转化团队。既需要有考古学家、艺术史专家、文物保护专家等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需要博物馆的策展人以及体验专家等对学术进行转化。打个比方：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拍成电影，改编剧本的一般不是原著作者，因为看电影和阅读是两种不同的体验，所以博物馆策展团队需要思考如何把考古的高深学问转换成精彩的电影剧本，这个转换过程特别需要提炼出故事性来吸引和打动观众。这个故事的范畴很广博，可以是古代的人们如何适应和利用自然，可以是他们的艺术创造，也可以是宗教信仰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仅仅满足观众听故事的需求是不是显得博物馆没水平。其实千万不要忽略公众的这一精神需求。人类世界，不管你是做高深学问的学者还是幼童，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听故事，许多蕴含深刻哲理的伟大作品，表现形式同样是讲故事。博物馆像是一所大学校，输出知识其实就是讲好文物所承载、体现的故事，并且要创造公众更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故事。

记者：博物馆要讲好故事，是否需要更多更炫的数字化展陈方式和体验？您如何看待用数字化为博物馆赋能？

许杰：对于博物馆数字化，我一直是非常支持的，恰当的数字化应用可以深化观众的体验。以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小臣艅犀尊为例，这是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的一件以犀牛为造型、举世无双的文物。以前博物馆的叙事就是在展板上进行一些说明，信息量较少。通过数字化的展陈，我们可以分析它的铸造技术，呈现中国青铜铸造技艺在当时全世界顶尖的地位；还可以推动观众关注生态保护，因为犀牛现在已是濒危动物。所以数字技术可以提供的信息非常多，这是传统的展板完全无法做到的。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数字技术的运用目的是深化观众对文物的体验和认识，感知文物体现的文化魅力。

当下，国内包括三星堆在内的热门博物馆一票难求，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还能为博物馆增强更舒适的观展体验提供解决方案。比如敦煌莫高窟，为了保护壁画限制每日入窟参观人数，所以敦煌研究院专门在游客服务中心用数字技术呈现了虚拟洞窟，观众先在此体验壁画、彩塑的魅力，再选择性地看几个洞窟，既满足了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也延长了展线。那以三星堆为例，是否可以在实体展览之外先用数字技术呈现三星堆古城、复原三星堆文化场景，以改善博物馆内的观展环境、分流观众？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拒绝一种新的技术，而是合理运用的问题，找到一个恰当的度。

记者：您在担任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期间举办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文物展，它们能起到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吗？

许杰：我觉得对推进文化交流肯定有积极的作用，当然效果很难量化。一直以来我有一个观点，文化交流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两个国家关系很好时，文化和体育交流往往可以“锦上添花”；在两国政治关系陷入低谷时，文化交流还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也就是说双方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封闭没有未来。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交流不能断，民众之间的交流不能断。文化往往是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亲近感。海外民众大都抽象地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代文明之一，但未必有切实地了解和欣赏，那么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解、深化欣赏，误解就会减少，亲近就会增加，所以文化交流一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记者：那么经过最近几十年来的交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情况怎样？

许杰：这个不能笼统概括，美国沿海大城市民众可能通过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了解相对较多，中部和南部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民众可能就了解得很少。所以我觉得未来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除了继续与大博物馆合作，还可以考虑把展览送到中小城市。这些展览规模不一定大，但要有打动人的故事，最好这个故事能够让观众同他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对他有所启发，这样的文化交流可能才会更加立体。

记者：未来中国文化出海尤其是文物展览出海还需注意哪些方面？

许杰：文物展品的精彩当然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世界文明各美其美，都有精彩的文物。我们走出去的东西首先一定要足够精彩，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特色和水平。但是，光有猎奇、惊艳还远远不够，找到适合西方民众的叙事方式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引领他们进入其不熟悉的文化境界。比如祖籍四川眉山的苏东坡在中国尽人皆知，但外国民众对他所知极少。那如果苏东坡的文化展出海，能够在外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类似苏东坡的人物进行对比，让当地观众找到文化的共性，这样的叙事就会显得比较真实和有感染力。现在国内的展览已经比较重视中外对比、互鉴，中国文化出海也可以这么做，给当地观众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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