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董恩按：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想象异域》一书中的第二章《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此部分中，葛教授利用的文献是清朝朝鲜使团来华有关人员的著录《燕行录》，
描绘了朝鲜使团眼中在清朝文化钳制下士人的百态
，这不仅为我们认识清朝的文化政策和文字狱提供了一个新的面向，还十分生动有趣。
“
旁观者清”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汉人可能还在“当局者迷”的时候，朝鲜人冷眼看去，
已经发现了这个地理上的中华帝国在思想和学术世界上已经是千疮百孔
，程朱理学本来应当是坚定的信仰，现在却成为了表面的文饰，徐浩修就说，他在热河观察了好些天，“但见伶优角抵为一大事，未闻儒臣之晋接”。
这个本来是儒家学说发源地的帝国究竟为什么儒家学说如此荒废？
开始他觉得很奇怪，渐渐他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是因为，这个帝国的当权者对于这个原来属于汉族文化正宗的思想学说，多少有着疑虑和畏惧。
因此，
一方面采取了占用真理制高点的方法，抢先接过朱子的学说以堵住汉族士人的嘴。
前引朴趾源的话后面就说到，清朝官方尊朱子之学，开四库之馆，
使得士人之中，“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倭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另一方面，则是采取钳制的高压手段，以文字狱来威吓读书人，这使得中国汉族士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从各种《燕行录》看来，朝鲜使者很有心计。
他们常常反复询问和试探中国学者，某书是否被禁，某人之学是否还流传？
比如，当遇到读书人的时候，柳得恭就询问，顾炎武、屈大均、魏禧的书是否被禁？顾炎武的书里有崇祯十七年以后也作崇祯若干年的字样，是否会禁？
当他们发现清帝国的文人常常有意避开吕留良的话题时，偏偏就要反复询问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如何如何，吕留良的学问如何如何，像洪大容明明听到翰林检讨彭冠说，清帝国的当代宗匠是陆陇其和汤斌，却偏偏要提“吕晚村何如人”、“自晚村文集有无”这样敏感的话题。
朴趾源明明知道在清帝国禁书本是朝廷禁忌，却偏要向一个中国读书人王鹄亭反复询问，王鹄亭只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包括顾炎武、毛奇龄、钱谦益等。
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
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
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朝汉族士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并且随手写下几十种禁毁书名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并且赶快解释说：“本朝右文，不入四库，顾为无用。”
同样，潘庭筠听到朝鲜使者洪大容说“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时’他又转回来说，“此乃草率之语”，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这当然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
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徐长辅《翻山纪程》卷三记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洪大容也发现，在笔谈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
比如，在他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
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
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
，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为心苦矣”。
他们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
他们相信，这一切是因为帝国的主人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
所以，文化血脉已经不再纯粹正统，而是已经彻底没落。
尽管他们也承认清朝“其御人之术决非等闲之人”，统治相当有效率，然而清朝皇帝毕竟是“胡”，入主中华后“视天下为逆旅，城池、台观任其颓毁”。
可是，最令他们长叹的是，汉人很容易忘本，“且此人入定已久，无一思汉之态，衣服之短窄，腥秽之同器，已成胡风，使真人复起，猝难变其旧染之污，而江北之风，必尚胡俗，可胜痛哉”。
在这种文化的一长一消中，他们在汉族读书人面前便常常显得理直气壮。嘉庆八年（1803）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在《燕行直指》里记载，因为朝鲜人常常在翰林庶吉士聚会的地方，以笔谈的方式质问：“以圣贤后裔，何忍甘心于薙发从宦乎？”
这话说得众人“皆报然面素，漫漶以对”，只好以后不准朝鲜人再进入这个地方，免得大家“难安于酬对”。
这种尴尬常常有。
汉族文人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写出一些犯忌讳的文字，但是这只是下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话头
，一旦被朝鲜人看见，便总要追根究底地打探，像前引洪大容看到潘庭筠的朱卷中有“茫茫宇宙，舍周何适”，就觉得他是写民族正气，于是向他表示敬意。
可是这番敬意却吓得潘氏“变色良久”，反复解释说，“此乃草率之语，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己，尊周所以尊国朝也”，害得自觉发现汉族正气的朝鲜使者多少有些扫兴。
所以，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接了当地对着众人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薙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此乃第一等义理也。
正如朝鲜人相当自信的，
“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朝鲜人再也没有必要认为，文化中华仍然在清帝国了。
本文摘自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53-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