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believe her

这是选·美的第 1002 篇文章

我今天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想来。我很害怕。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我认为告诉你们Brett Kavanaugh和我都在上高中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之前已经公开描述过这些事情。我在写给副主席Feinstein的信中进行了概述，在写给Grassley主席的信中也再次进行了描述。你们要直接从我这里听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这件事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家庭的影响，这样做的重要性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区长大。1980年到1984年间，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霍顿-阿姆斯学校上学。霍顿-阿姆斯是一所1901年开办的女子学校。在我上学期间，霍尔顿-阿姆斯的女生常常会和该地的其它男校的男生们见面并交友，在兰顿学校、乔治城预科学校、贡扎加高中，或是在乡村俱乐部等其它孩子和家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我就是这样遇到了Brett Kavanaugh，那个性侵我的男生。

我高一、高二，14、15岁时，我的一群朋友与Brett和他朋友们有了接触。我高一的时候和Brett的一个同学一度玩得很好。通过这层关系，我参加了一些Brett也在场的聚会。我们不是很熟，但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

1982年夏天，和往常夏天一样，我基本上每天都待在马里兰州切维蔡斯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在那里游泳，学跳水。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俱乐部游了一天的泳后，我去贝塞斯达地区的一座房子里参加了一场小聚会。我记得当时有四个男生在场：Brett Kavanaugh, Mark Judge，一个叫P.J的男生，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男生。我记得我朋友Leland也参加了。

我不记得那次聚会的所有细节，但就像那年夏天很多聚会一样，基本上就是一时兴起。我非常希望我能详细回答更多问过或没问过的问题，比如我怎么去的那场聚会、

聚会发生在哪里这类问题。但我没有所有的答案，我能记住的没有我想要的多。

但那些让我今天出现在这里的那些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成年后还在不断地困扰着我。

我来到这场小聚会的现场时，人们正在房子一楼的小客厅里喝啤酒。我喝了一杯啤酒。Brett和Mark明显都醉了。

傍晚时，我走上一排客厅通向二楼狭窄的楼梯，去上洗手间。我走到楼梯尽头时，被人从背后推进了洗手间对面的卧室。我没看见推我的人是谁，Brett和Mark走进卧室，把身后的门锁上。卧室里当时在放音乐。我们都在房间里后，Brett和Mark其中一人把音乐声音调大。我被推倒在床上，Brett扑到我身上。他开始用手在我身上乱摸，屁股在我身上蹭。我大声呼救，希望楼下有人能听到，我试图逃脱他，但他很重。Brett抓住我，想要脱掉我的衣服，但他没有成功，因为他当时烂醉如泥，而且我当时衣服里边穿着连体泳衣。

我感觉他要强奸我，我试图大声呼救。这时候，Brett用手捂住我的嘴试图阻止我喊叫。

这是我让最害怕的，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我当时呼吸困难，我感觉Brett会不小心把我杀了。Brett和Mark在侵犯过程中都在醉醺醺的大笑，他们似乎玩得很开心。

Mark似乎很矛盾，他有时候催促Brett快点，有的时候又叫他停下来。我跟Mark有好几次有眼神交流，以为他会帮我，但他并没有。在侵犯过中，Brett压在我身上时，Mark过来在床上跳了两下。他第二次跳的时候，我们翻了过去，Brett这时候不在我身上了我趁这时爬起来跑出了房间。

正对卧室门是一个小小洗手间，我跑进洗手间把门锁上。我听见Brett和Mark大笑着走出房间，大声走下狭窄的楼梯，一边下楼一边弹墙。我等了一会，听到他们没有再上楼时，我离开了洗手间，跑下同一个楼梯，穿过客厅，离开了房子。

我还记得我走在街上，感觉长舒一口气，还好我从房子里逃了出来，而且Brett和Mark没有出来跟着我。

Brett对我的侵犯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害怕和羞愧，不敢将细节告诉任何人。我不想告诉我的父母，我15岁时就在一个没有任何家长在场的房子里和男生喝啤酒。

我尝试说服自己，因为Brett没有强奸我，我应该继续生活，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这么多年来，我只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告诉了极少几个朋友。

我在结婚前告诉我的丈夫，我曾经遭遇过性侵。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细节，直到2012年5月之前，在一次夫妻心理咨询中，我第一次讲述了细节。我之所以在咨询中提到这事，是因为我和丈夫正在对房子进行大规模改造。我坚持要多建一个大门，他和别人都不同意， 也没法理解。为了解释为什么要再建一个大门时，我才开始详细描述那次侵犯。

我记得我说，那个袭击我的男生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员。我描述了他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一所精英男校的背景，我丈夫回忆说，我说侵犯我的人的名字叫BrettKavanaugh。

在2012年5月那个心理咨询后，我尽我所能想忘掉那次性侵。因为回忆那些会让我再次体验那段经历，会引发我的恐慌和焦虑。我偶尔会在个别心理咨询里讨论性侵的经历，但谈论性侵让我重新体验创伤所以我尽量不去想，也不去讨论。

但这么多年，我不时会想到Brett的侵犯。我向一些密友吐露我经历过性侵，偶尔会提到侵犯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或法官，但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不记得我都对哪些朋友提过Brett的侵犯，2018年9月16日《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发表后，有朋友提过我和他们的对话。但2018年7月之前，我除了心理咨询外，没有在任何场合说Kavanaugh是侵犯我的人。

情况在2018年7月初发生了变化，我看到有媒体报道Brett Kavanaugh和很其他合格的法官都在最高法院潜在提名人的短名单上。我认为向人们告知我了解的Kavanaugh先生的行为是我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样那些考虑提名他的人可以了解到这次性侵的经历。

7月6日，我感觉到了要让参议院和总统在选出提名人前尽快知道这件事的紧迫性。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我给我的国会议员打电话，告诉她的接线员。总统法官候选名单上有一人曾经性侵过我。我还向《华盛顿邮报》加密的情报热线留了言，我没有提自己的名字，但我留下了Brett Kavanaugh和Mark Judge的名字。我说Kavanaugh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马里兰州性侵了我。

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但我觉得我不能不做。接下来两天，我告诉了加州阿普塔斯海滩上的几位密友，Kavanaugh先生对我进行了性侵。我很矛盾，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来。

2018年7月9日，我在Kavanaugh被提名后接到了国会议员Anna Eshoo的回电。我在7月18日和她的工作人员见了面，7月20日见到了她本人，讨论了那次性侵，以及我对站出来说话的恐惧。我们后来又讨论了给我们州的参议员、民主党司法委员会副主席Feinstein写信的可能，告诉她发生的事情。

根据我的理解，Eshoo议员的办公室7月30日将我的信转交给了Feinstein参议员的办公室。信中有我的名字，但我要求保密。我希望通过秘密提供这些信息，足够让参议院考虑Kavanaugh先生的严重不当行为。这样也不会让我和我的家人以及任何人的家人承受自从我的名字公开后遭受的人身攻击和隐私侵犯。

Feinstein参议员在2018年8月31日的给我的回信中说，她不会未经我明确同意公开这封信，我感谢她的这个承诺。性侵受害者都有权自己决定何时将个人的经历公开，以及是否要公开。